钱颖一:培养“问题意识”,做有意义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1 次 更新时间:2021-07-26 1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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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 (进入专栏)  
我们的工作是把它扩展到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转轨中与促进市场成长的关系,我们称之为“维护市场的联邦制”(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研究既有继承文献的部分,又有进一步创新的部分。如果没有前者,就不能把中国问题放在一般问题的框架中分析。如果没有后者,就不能解释新现象。

  

   中国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地方政府的深度参与。这就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作用于政府的激励是什么?至少有三个方面:财政税收提供重要激励,干部任免机制提供重要激励,地区间的竞争也是重要激励。这些激励可以产生多重效果,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扭曲经济行为的一面,这取决于激励的形式,权力配置的方式等。在M-型的组织形式下,企业更多地归属地方政府控制,加上地方分权的财政激励,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有很大动力。相比而言,在U-型的组织形式下,企业是按照行业归属不同部委控制。虽然后者在规模效益上有优势(这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推崇的),但是在激励上有劣势。

  

   建立这种一般性框架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做跨国的定量实证比较。比如,在我同合作者做的与俄罗斯的比较中发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本地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本地经济越发展,该地方政府的收入越高。但是在俄罗斯,两者是不相关的,原因是,地方经济发展越好,中央政府拿走的钱就越多,多到正好全部抵消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好处。这种比较很能说明问题。它是激励理论的应用,但应用到了新的领域,就是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行为,并且把政府的激励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挂钩。

  

   第二个方面是作用于企业的激励问题。这个问题在概念上是产权问题、所有制问题。但是仅仅限于最初的基本概念上的讨论是不够的。到底激励在不同产权制度中,在不同的所有制的形态下是如何作用的?如果我们把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的理论看做是第一代产权理论的话,第二代产权理论是建立在激励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后者为我们深入研究转轨经济中的产权问题提供了新的框架和工具。显然,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环境与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规范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是很不同的。比如,我们不能假定在转轨经济的环境中,产权是在有法律保护下的安全性。这就使得现有的模型和结论不能直接适用。但是,这并不是说合同理论、产权理论的分析工具不能用。它们不仅能用,而且非常有用。在我与合作者的研究中,我们就是使用了“非完全合同”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正是由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特教授在80年代发展出来的。

  

   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假定,产权在根本上是不安全的,这是现实地反映中国转轨经济的制度特点。“非完全合同”分析框架的核心是控制权配置问题。我们的研究的核心想法是,在中国,产权安全性的实际程度取决于企业产权控制权的配置方式。因此,企业的最终收入索取权的安全性是由控制权的配置而内生确定的。这就导致不同所有制形态下企业行为的不同以及在不完善制度环境下的表现不同。我们刻画的三类所有制形态包括国有、私有以及有地方政府参与的非国有非私有的所有制形态。特别是第三类所有制形态在中国非常普遍,尽管其具体形态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早期是集体所有制,是乡镇企业,后来是混合所有制等等。即使是今天的私有企业,也不是是像发达经济体中的那样纯粹。

  

   理论就是要从最简单、最少的假设出发,推导出可以检验的具有一般性的结论。同时,经济学的理论结论必须要有证据的支持。我和我的合作者在上述的理论推导和为推导出的结论提供经验证据这两个方面都做了研究。我们的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不仅与我们的一些直觉相一致,而且又深化了我们的直觉。比如,在对80-90年代乡镇企业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乡镇企业中,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企业的比例并非随机分布的,而是有规律的:它们与当地的若干环境变量相关,包括市场环境、国有企业分量、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地方政府力量等。反过来,这个比例对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有直接显著的正相关。因此,作用于企业的激励与作用于政府的激励是相互关联的,互为因果的。严谨的理论与细致的证据的结合往往是一个学术研究令人信服的关键。

  

   第三个方面是作用于政府和企业的激励问题中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软预算约束”问题。“软预算约束”的概念最早是由科尔奈在比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时提出的,相对于市场经济中的“硬预算约束”。他由此解释两种体制中的其他各种差别。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不仅解释计划经济中的特有现象,比如短缺,而且也为比较体制的其他方面打开了新的思路。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和激励理论为理解软预算约束和它对经济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软预算约束本质上是博弈中的承诺不可信问题。比如,当贷款方在发现借贷人不能还款的时候,仍然会有激励去提供再贷款,是因为他事后理性地推断前面损失的是沉没成本,再贷款可以有利可图。但是借贷人事先预计到此情况会发生,所以非常“理性”地做出扭曲的决策,比如过度投资。而承诺不可信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又在于政府垄断权力的过大而陷入的困境。从这里可以看到激励背后的制度根源。

  

   运用这个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对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政府和企业在软预算约束下的激励扭曲做系统性的分析,推断出许多在“硬预算约束”下不会发生和出现的结果。比如,我在用软预算约束解释短缺现象的论文中说明,当软预算约束对企业激励产生扭曲的情况下,用价格机制是无法纠正资源配置中的扭曲,造成短缺是必然的。因此在“软预算约束”下的价格无法起到在“硬预算约束”下资源配置中的应该起到的有效率的协调作用。而这个结论即使是对于以公共福利为目标的政府而言,也同样成立。在我与许成钢的合作研究中,我们比较了软预算约束和硬预算约束条件下经济中创新的特点。创新是一个具有结果高度不确定的经济活动。但是,并不是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经济)完全不能创新,而只是在某些领域(比如核能、航天)中可以甚至领先,但是在其他多数领域(比如计算机、个人电脑)很无效,尽管投入巨大。我们的理论是建立在软预算条件和硬预算条件下内生的对创新项目的筛选机制,推导出具有小概率成功的创新在硬预算约束下更有可能实现,因为不成功的实验会很快停止;而在软预算约束下却很难实现,因为不成功的实验很难停止,因此事先就很难启动大量的平行试验。

  

   我与罗兰合作建立的模型研究三层关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下不同权力配置导致的激励问题。在有软预算约束的环境中,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增加政府支出的机会成本,所以可以减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后果,进而可以部分解决承诺的可信性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货币权力的集权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的分权的权力配置形式可以减少通货膨胀的同时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这就在一个模型中同时推导出前者的“竞争效果”和后者的“制衡效果”,而这两者是市场和治理体制中的两个根本机制。

  

   四、意义

  

   第四是学术研究的深层意义。对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的这些具体研究说明了什么一般性道理?它们说明了我们对制度、产权、所有制的研究,要放在制度环境的条件下,放在具体的权力分配的框架下,来探讨不同的安排对人的激励的影响。以上各种研究在理论创新层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识到在转轨经济中的制度环境所导致的激励扭曲的条件下,许多理论分析需要遵从“次优原理”(second-best principle)。“次优原理”为分析转轨经济和中国经济中的问题打开了丰富的空间。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上的洞见。

  

   什么是“次优原理”?这要从“最优原理”(first-best principle)说起。它是指,在只有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减少这个扭曲就一定会提高效率,即是好事。同样的,在没有扭曲的情况下,增加一个扭曲一定会减少效率,即是坏事。这就是我们通常的直觉,也是我们通常分析问题的路径。我们在各种论坛上对改革问题的推断,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逻辑讲的。我们会先说某个扭曲不好,然后推论说减少这个扭曲的改革是必要的。这在很多情况下是有道理的。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对的,特别是在多个扭曲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所谓“次优原理”,是指在存在多个扭曲的情况下,减少一个扭曲未必增加效率,即未必是好事;相应的,在存在至少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增加另一个扭曲也未必减少效率,即未必是坏事。这里说的是可能性,具体结论要依据具体情况。由于我们通常的直觉都是在没有扭曲或只有一个扭曲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我们最初不会有“次优原理”的直觉,所以就容易推导出错误的结论。

  

   比如上面讲到的企业激励问题。在产权安全的情况下,私有企业的效率是高的,而其他形式所有制的企业因代理人问题会造成扭曲。然而,如果是在现实经济中存在其他扭曲,譬如没有法治而导致产权不安全,那么纯粹的私有企业就会支付额外成本,以寻求对产权的保护。在完善的制度下,这是浪费的,但是在非完善的制度下,就有它的道理。因此,“改革”就有可能选择用一种扭曲去抑制另一种扭曲,比如利用地方政府的权力来保护产权免受上一级政府的侵害,就可能提高效率。这是“次优原理”的一个具体例子。

  

   “次优原理”导致“次优制度”(second-best institution),我也称之为“过渡性制度”(transitional institution)。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新结论,是前人没有讲过的。“次优制度”不是“最优制度”,这是显然的,因为其中有制度成本。但是不那么显然的是,在给定其他制度扭曲的情况下,“次优制度”可以改进效率,起到作为过渡性制度的积极作用。不过这个“过渡性制度”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它既要能提高效率(即把饼做大),同时又要“激励相容”,也就是让利益相关者都受益。这在中国的改革中有很多例子。从长远来看,“过渡性制度”可能为更好的制度创造条件,也可能阻碍未来改革,需要具体分析。

  

   这样细致的分析在概念层面有重要的含义:就是可以让我们超越经常听到的“中国模式论”与“简单化市场论”的争论。前者倾向于认为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就都是好的。而后者倾向于认为凡是不是最优的市场制度,就都是不好的。而在现代经济学的前沿分析框架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可以既指出中国特色的原因和过渡性制度的意义,又明确它们的成本和局限性。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并不是为了直接产生政策影响,但是它会帮助我们理清思路,建立框架,聚焦问题。这对我们想清楚问题,避免陷入误区,十分关键。经济问题是复杂的。经济理论就是通过简单的假设,严谨的逻辑推理,推导出可以用经验证据检验的结论。我们今天面对的中国经济的情况,虽然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情况不完全一样。但是这种分析方法仍然是有效的。比如反腐是最近的一个重大事件,腐败与反腐败都对政府和企业的激励有重大影响,其各自的效果无论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非显而易见,需要细致的研究。

  

激励问题并非只是在转轨经济和中国经济中的特殊问题,而是一般性问题。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依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一书中尖锐地批评了一个又一个的所谓启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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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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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50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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