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强:既非龙的传人,也非孔子传人

——评薛涌“我绝对拒绝做龙的传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5 次 更新时间:2007-01-12 00: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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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强  

  

   闲来无事,随看网络新闻,突见有薛涌的文章“我绝对拒绝做龙的传人”。读后发现该文对儒家文化、欧洲近代文明、龙文化的影响、乃至中国历史都有不少误读。加之在主流媒体《南方周末》的刊登,有可能对众多于本国历史文化不甚了解的国人进行误导。正因为此,笔者虽自认对中国文化也仅探一点皮毛,但仍觉得有必要对薛文中出现的一些较明显的历史文化误读进行澄清,以免误人子弟。

   首先,薛文对某些教授关于龙图腾产生于江南蛮人表示不同意,认为江南蛮人不能代表中华(非中国)文化,所以龙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其实,据有关考古发现,辽宁阜新出土的龙型雕塑距今约8000年,而所谓的 “中华第一龙” 则发现在河南淄阳,距今约6000年。两者都非南蛮之地。其中河南更是中原腹地、文明中枢,为何不能代表中华文化?薛文还认为龙被皇室垄断后才登堂入室。事实上,据考古专家朱乃诚所言,龙与帝王相联系最早见于史记,但在明代方正式成为帝王象征。而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龙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吉祥物,这与西方的喷火怪龙则相反。汉代日常生活中的铜镜上都有龙的图案,十二生肖也有龙,一些成语如叶公好龙等都证明龙和中华民间文化的密切相连。即使到了明清时期,皇室也尊重民间对龙的崇拜。二月初二民间有龙节,正月十五一些地方还有舞龙。如果龙仅被帝王垄断,老百姓把龙舞在手上,这不是大逆不道吗?为何没见皇帝直接干涉?所以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则应无异议。至于明代谢氏的笔记小说谨代表个人意见。谢氏之在文中敢对龙进行贬低而不惧怕被认为大不道,恰恰证明当时皇室对龙文化的宽容态度。

   薛文随后又对明代历史进行个人解读。指出明代是皇权专制的顶峰,皇帝可以任意廷杖大臣。这是对明史的误读。何以见得明代为专制的顶峰?如果是,比大多明代皇帝更残忍、更无道的商纣王、周厉王如何?比任意诛杀大臣的前秦王符生如何?比建立和完善军机处的雍正乾隆如何?他们是否到了顶顶峰?廷杖大臣也非明太祖的发明,隋文帝早有对大臣廷杖的先例。再说明朝皇帝也并非任意廷杖大臣,个别皇帝或许有之,而绝非普遍。如果说明朝皇权专制到巅峰,为何万历见到张居正心惊肉跳?为何万历不能废长立幼?为何万历还要像孩子一样进行罢工,二十年不见大臣?为何骂嘉靖“家家净也”的海瑞没有被廷杖、更没有被处死?

   对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周代制度的评论是薛文又一缺陷所在。薛文认为原始儒家维护的周代封建制度是一套完整的礼制道德权威,如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有双向义务和道德契约云云。虽然“原始”儒家承认天子的最高权威,但是拒绝把天下定义为天子的一己之私。薛文进而将周代这一礼制制度看成是近代宪政的一种表现。并指出这一制度被秦所破坏从而开始儒家反对的中央集权制度。随后,薛文又谈及晚明顾炎武、黄宗曦等反抗专制要求回归周代地方社会与中央共享权力的封建传统。

   据笔者看来,这一系列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存在很多对儒家和周代的误读。周代之所以不能一统天下,并非如薛文所说“拒绝把天下看作一己之私”,而是非不欲也,实不能也。限于当时的军力、交通和信息条件,周朝是有心无力,而非有力无心。周代的礼制道德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儒家的塑造和理想化的产物。史料的严重匮乏使历史学者无法重构三代面貌,现存的许多周代作品不少还是汉代学者所冒称。如《管子》、《周礼》等。

   至于周代礼制符合近代宪政精神则是对宪政的误解。宪政最主要的精神在于政府以法治国(The Rule of Law),而非君礼臣忠。宪政的法治与体现等级的礼制相反。法治强调君臣上下平等,这点在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韩非的论著中都有表述。而礼制强调等级。周代所谓礼制如何与宪政挂钩?可能是薛涌的个人创造吧?

   从整个中国历史上看,周代也并非如薛文所说比后世皇朝更讲礼制和道德。西周的周厉王和周幽王是很好的反证。楚国早在西周就冒称王号,违反礼制。东周以后,更是“礼”崩乐坏。相反,汉代以降,原始共和制度的痕迹仍一直保持到唐代。据《汉阳仪》记载汉代早期皇帝对宰相到来还要下马迎候。霍光之废昌邑王有似于商代伊尹之放逐太甲。汉代的独尊儒术以及后来的延续千年的科举考试都是对礼制的一种加强而非背弃。宋代以后才逐步加强皇权,但仍有不杀士大夫的家法。这也是对大臣的一种尊重。即使是所谓专制“顶峰”的明清时期,也不乏君臣互敬、礼让的事例。如张居证之于万历和慈圣太后以及张廷玉之于雍正。如果以周代虚无尚未证实的后人理想化的描述来否定周后许多皇朝的功绩不是对历史的曲解就是幼稚。

   薛文还怪责东周诸侯贪欲使得礼崩乐坏,最终导致秦皇朝的暴力剥夺所有人的尊严。似乎秦朝以后的朝代都延续秦朝的贪欲和暴力制度。且不说秦朝是否像后世儒生所描写的那样坏,至少出土的秦简表明秦朝法律还是比较完善的,而且也区分公室告、非公室告等带有明显礼制成分的诉讼。汉朝也基本全盘继承了秦朝的法律。单说东周诸侯的贪欲毁坏礼制道德并使秦国得以开创所谓的中央集权之先河,就有不少误读的地方。如何证明周代时期就没有贪欲了?诸侯的贪欲其实是一种求生之道,这在哪个朝代和地区都会存在。商末诸侯间的兼并未必亚于周末吧?为何孔子未提及?欧洲也绝非薛文所想象的中世纪国王与领主、自治城市共享宪政权利的那么美好、没有私欲。英格兰统治者入侵威尔士、苏格兰、屠杀爱尔兰人民时不能说没有私欲、没有想到要共享权力;英法之间历时百年的战争不能说为了公利;荷兰自治城市地位来自于多年的抗争而非来自恩赐;红衣主教梨塞留主政的法国在三十年战争中背弃天主教支持新教国家反对同是天主教的西班牙,这不是国家私欲是什么?秦国破灭六国、建立一统,虽通过暴力,却也奠定了现代中国大一统的雏形并减少诸侯存在时的纷争。如果没有秦国,诸侯间的战争还会无休止下去。正是看到这点,孟子才在回答梁惠王问题“天下乌呼定”时回答说“定于一”。

   与薛问观点相反,周代以后的皇朝对宪政精神—法治的贯彻和周代相比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皇帝,尤其是一些有作为的皇帝都不同程度地尊重法律,明白法律高于皇权。张释之对汉文帝不依法律的更正、汉武帝的“行法无所假贷”、齐高祖高欢为其姐减刑而对执法大臣三次的“诣阙泣请”、唐太宗因坏法救一老臣而欲严罚自己、甚至隋文帝对犯法之皇子俊依法处死、决不宽贷都是建立在皇帝对法律的畏敬之上。与亚里斯多德“法治是上帝和理性统治”的观点相似,唐太宗也说过法来自于天。这些皇帝对法律的遵守不正是宪政精神的必要条件之一?然而,薛文丝毫不谈商纣、周厉的荒淫无道,更无视文景、贞观、康乾之治,而仅是照搬黄宗羲的观点将秦以降皇朝同贬为中央集权、破坏所谓周代的宪政精神。殊不知黄宗羲过于美化三代政治法律制度却没有看到秦朝以后出现的文景、贞观、康乾之世实际上并不比理想化了的周代社会逊色。薛文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对历史的误读和简单化,不如说是一种无知。至于该文中秦以后皇权“对每一个臣民都要加以绝对占有”等言论就更可笑而不值得一驳了。正确地对待历史的态度是我们不能厚古薄今,是古非今,而是要公平对待,以理服人。

   薛文对儒家宗教观也有一知半解的论断。通过引用《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薛文力图证明“原始”儒家拒绝龙。读过儒家经典六经之首《易经》的人都知道龙在该书中频繁出现,这又如何解释?难道可以说龙在儒家经典中没有地位吗?况且孔子也并非真的反对鬼神。他自己就说过“迅雷风烈必变”以及“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表示过对鬼神的尊敬。而汉代董仲舒更是将儒家和天神崇拜相联系,主张“天人合一”。

   最后想谈一下薛文对欧洲史的阐述。与对秦后中国历史的简单化相同,薛文对欧洲社会的大为推崇也犯有同样的毛病。薛文认为周代礼制道德制度很像欧洲中世纪上下共享权力的宪政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欧洲产生了大宪章,界定了权利、自由等基本的政治观念,并最终促发了现代民主的诞生云云。这种观点实在很片面。所谓的欧洲到底指那里?西欧、东欧、南欧、北欧?每个地方甚至每个国家国情都不同,为何一概论之?这正如有人问我美国热不热一样可笑。因为美国大了,东西南北气温都不同。英格兰贵族希望强大王权和权利保护并存,法国贵族支持强大中央权力,德国贵族喜欢一盘散沙,岂可一概而论?美化西方也要先说明那个区域、哪个国家值得美化。大宪章也仅是英国为之,而非欧洲有之。这还是约翰王在贵族逼迫之下不得不为之,而后不久就以被逼为借口违背大宪章中作的承诺,向对其施压的贵族宣战。再者欧洲中世纪是欧洲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之一。宗教的压迫、十字军东征、打压不同言论、禁闭伽利略、烧死布鲁诺、迫使哥白尼死后多年才敢出书等等都不能说是光彩而符合宪政精神的吧!法王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也不能称之为共享权力的宪政精神吧?欧洲近代民主也非薛文所称产生于欧洲中世纪所谓共享权力的宪政主义精神时期,而是对欧洲宗教改革后出现的专制主义的一种反动。为反对专制主义,欧洲在18世纪发端出启蒙运动,也被称为第二次文艺复兴运动。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他们的理论对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有深刻的影响。

   现下中国国内世风日下,传统美德可谓沦丧殆尽。即使一些应属社会良心的学人也不能免俗,而陷入荀子所言“小人之学,以为禽犊”的境地,其后果之一就是日渐增多的文化垃圾,难怪有德国学者斥当代中国文学为垃圾。作为一个学人,如想做学问,还是应该潜心研究,看淡名利。如果想为“禽犊”要出名,那至少也要对读者负点责。首先对文化历史要有更多地了解和思考,才能写一些稍有深度的文章,使读者受益而非误导读者。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也。

   薛涌在文中说他决不做龙的传人,这是他自己承认的。但薛涌自称是孔子的传人,这点从其言论行为看实在有太多不符。首先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又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薛涌似乎却又不幸爱好多作、多赚取大众眼球。孔子又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等,这些在薛文中也没有什么体现却多见主观臆断的言论、不求甚解的误读。由此而论,薛涌离孔子远矣。孔子若有知,焉能接受其为传人?

  

   作者为美国南密苏里州立大学历史助理教授

   2007年元月7日

  

   附薛涌原文:

   薛涌:我绝对拒绝做龙的传人

  

   几百年前的谢肇氵(生僻字)制,看出了自己的文化中被权力强奸的成分,看出专制主义颠覆了基本的人文价值,把兽凌驾于人。

   最近有教授领衔,鼓吹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甚至要把龙打造成一个“中国品牌”,惹得媒体大哗。

   说龙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并没有错,因为中国有许多文化,进而也有许多“象征”。不过,是否应该把龙打造成“中国品牌”,却大可商议。因为以什么样的文化象征作为中国的品牌,关系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中国人的问题。或者用句时髦的话说,这是一个“我是谁”的文化认同问题。

主张把龙打造成中国品牌的教授们,津津乐道地说龙是中国南方民族的一种原始图腾,由此证明龙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此说格外奇怪。首先,古代江南的民族,即所谓百越,被描述为断发文身、渔猎而居的蛮人,如何能象征中国文化?龙的登堂入室,恐怕还在于后来被帝王垄断,成为皇权的象征。皇权当然要培养对皇权的崇拜,龙由此才变得格外神圣。这些教授们更不愿提(我猜想也许是不知道)的,是中国人对龙的看法也远非那么单一,远非都觉得这“龙”如何了不起,值得自豪。读明人谢肇氵制的《五杂俎》中对龙的描述,就非常精彩:“龙性最淫。故与牛交则生麟,与豕交则生象,与马交则生龙马,即妇人遇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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