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靠农业增收是个难题，尽管人们试图通过种种技术措施和组织创新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也做了大量的探讨实践，但大都难以成为普遍有效的增收措施。了解这些措施的特点和局限，对破解农民农业收入问题，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产业结构调整能增收困难
在众多农民增收的措施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最有说服力，“种粮食不赚钱，可以种蔬菜，蔬菜不挣钱，可以种水果吗？”这是农民和基层干部最感兴趣、最容易接受的主意。民间也一直流传“一亩园，三亩田”的谚语，是指种一亩菜地，可以顶得上三亩粮田的收入。其实，“种经济作物”比种粮食会有更高收入，只是人们对农业结构调整预期的朴素理解。因为符合大多数人的想象，以至于成为“逼民致富”的主要依据，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苹果滞销”“荔枝丰收果农愁”“大白菜滞销4分1斤” “菜农几万斤菜烂地里” “内蒙古大量土豆滞销”等等新闻标题。自从中国走出农产品短缺的阶段，“卖粮难”、“卖蔬菜难”、“卖苹果难”、“卖香蕉难”等一系列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这也是人们热衷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后果之一。2019年某地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强行让老百姓由玉米改种高山萝卜，原来种玉米做青储饲料，每亩地农民可收益4000元左右，种了萝卜，9分钱一斤，农民还要负责给收购商装车，结果每亩地亏损100多元。
实际上，当农产品供求平衡以后，特别是处于供大于求状态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普遍的农民增收措施，其作用微乎其微，甚至是失灵。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农产品的消费具有“替代性”特点。即一种农产品消费的增加，会相应减少另一种农产品的消费。举例来说，你今天多吃了苹果，就不会再吃桔子；多吃了白菜，会少吃萝卜。当一种农产品或某一品种得到促销时，一定会挤占了其他农产品的销售空间。最后，在市场上争来争去，总有失败者（或者两败俱伤）。在农产品短缺时代，增产就是增收，而到了供过于求的阶段，无论怎样调整结构，也会有一部分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实现，无论采用什么样的促销手段，也难以解决全部农产品销售问题。这就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能促进农民整体利益实现的主要原因。
二是，产业结构调整不能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相反，由于结构调整往往以种植经济作物为目标，以增加投入为特征，生产成本的增加会强化这一风险。显然，种两亩老玉米，最大的风险也就是赔上几百元，如果经营的是温室蔬菜、果树，高投入必然带来高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大都是难以预测的。
有专家还提出发展“高附加值”农业，哪里来的高附加值？凡是可以复制的农业，命运都是一样的。但这并不是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没有意义，如由增加产量解决温饱调整为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日益丰富的需要；通过调整还可以发展更适合当地环境的农业，形成优势产区等。但是笼统的产业调整让农民增收是不现实的。
2、规模经营不必然增收
“农民为啥穷，因为规模太小，一亩三分地种啥也不能致富”。这个判断蕴含了一个假设前提：即“农民种地规模大了，就自然可以致富了”。实施上并不如此。前几年，山东一菜农因规模化种植蔬菜，赔的血本无归，喝农药自杀；2016年，黑龙江省绥化市一种植大户，流转土地5000亩种玉米，受伏旱影响，亩产平均1300斤，统筹核算加上玉米价格补贴每亩153.93元／亩，共赔70多万元。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理由很简单，有些人想象的规模效益，农业上是不存的。一是由于简单的规模经营不能抵抗自然风险，并不会因为规模经营了，就可以躲避旱灾、涝灾、雹灾、低温、高温以及病虫等灾害。相反，只能积累更大的风险。二是规模经营不能抵御市场风险，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农产品的价格并不随着经营土地规模的增加而更有保证。三是规模经营不能降低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农业，雇工成本高，劳动质量低。农业机械被认为是替代劳动力的理想方式，但并不是所有农业劳动都可以由机械来替代，而且受到气候环境制约。一承包大户玉米收获季节因遇大风倒伏，不能使用收割机，全部烂掉。四是受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影响，2018年国家提高大豆种植补贴，降低玉米补贴，导致很多玉米种植大户亏损。五是受地租影响，地租推高了生产成本。有些人总是拿美国的规模农业说事，张锦洪等人考察了美国规模农场的收益后得出结论：没有政府补贴，90%以上美国农场不能获得家庭平均收入水平。农业的规模经营不是必然增加农民收入，规模农业对政府支持的依赖程度会更高。
我们思考规模农业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不是要否定规模农业，规模农业是世界趋势，不容置疑。等到国家非常富有了，机器人、无人机、智能农业、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了，政府有足够的钱补贴农业了，规模化就水到渠成。因此，对待规模化要有历史的耐心。但是规模农业的实现，无论如何不能以排斥农民主体地位为前提，不能以牺牲农业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否则，会把农业推向危险的境地。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反复强调要“适度规模”的原因。何为适度，我们认为适度规模就是家庭农场的规模。
3、科技增收是有条件的
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发展不容置疑，从四十年前的每亩地四五百斤的产量，到今天单产可以超出两千多斤，主要是科技在起作用。新品种、新肥料、新农药、新的设施和装备以及新的栽培措施，推动了农业的快速发展。“藏粮于技”成为保障农业安全的重要内容。未来国家的农业安全，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主要依靠科技实力。但是，当我们把视角转移到科技与农民关系时，就会发现，科技的广泛应用与农民收入增加的关系十分复杂，也就是说，应用科技并不是农民增收的充要条件。
无论是新品种、新的设施、新的机械、新的栽培措施等，都需要增加投入。采用的新技术越多，投入也就越大，当农民获得的收益不足以抵消投入成本或收益甚微时，农民就会拒绝使用新技术。改革开放初，是农民对农业科技需求最旺盛的时期。那个时候，农民为了听专家讲如何施肥灌水、防虫防病，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如今，专家给农民传授栽培技术，却需要用洗衣粉、洗涤灵、肥皂等作为礼品来吸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民对科技需求的冷漠？是采用科技带来的效益。改革开放初，农产品短缺，农民增产就是增收，如今却是“谷贱伤农”，一项科技措施可以增产5%或10%，对国家宏观效益十分巨大，但是对农户收益微乎其微。当年，科技水平低，每亩地产几百斤，农民穷；今天，每亩地数千斤产量，农民依然不能致富。可见，科技对今天的农民增收来说，缺少了肯定不行，有了也不一定行。因为大多数的农业科技不能化解市场风险。
这种现象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农业科技在大幅度提高产量的同时并不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实惠。但这并不是说，当今社会不需要农业科技了。相反，今天的农业竞争就是比较谁更有科技实力。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为迫切地需要科技来弥补耕地的减少、农业劳动力的缺失和应对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农业科技与农民的关系。农业科技是国家农业安全的需要，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周到的科技服务是政府的责任。同时，科技的重要作用是“藏粮于技”，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而不是眼下一定要变成产量导致过剩。
摘自《后院——朱启臻论农业》中原农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