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人类世该有怎样的人类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5 次 更新时间:2021-07-25 21: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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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在《人类学为什么重要》一书中,英戈尔德的主张与这些不同论者有相通之处。但相比而言,他更关注自然/文化对立论对人类学学科体制的深刻影响,更重视通过改良学科体制使人类学成为人在世界中生活的“智慧”的生长园地。对此,英戈尔德提出如下主张:

   1. 时下人类学若不是窄化为其本来的分支领域,便是各分支领域对彼此的研究和思想漠不关心。个中原因是,自然/文化对立论仍旧在肢解人类,分化知识。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要将人类学重建为一个单一学科,而不是许多相互独立的分支学科的聚合体”(第149页)。

   2. “人和有机体对于人类来说并非并行对立的……有机体存在于环境中,也就是人存在于世界中”(第123页)。要成就一门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科学”,便要放弃那种将人类学等同于以“文化”为研究对象、坚守文化相对主义、“做民族志”的知识门类的做法,便要将它重新构建为在人类学的社会文化与生物体质倾向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的学科。

   3. 将人类学重建为一门整体的学科,旨趣在于恢复人与世界的整体性本来面目。

   4. 恢复人与世界的整体性本来面目,便要放弃将人类生活分为身体、心智和社会三个层面的观念,拒绝将这三个层面分别划给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分析,在防范总体化危险之同时,返回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对整体的人的论述,在其中领悟“完整的人”的身体、心灵、社会三维观点。

   5. 与此同时,也有必要对过去数十年间出现的一些有启发性的思想加以建设性的综合。例如,曾有交易主义者主张从可触摸的个体入手去理解社会交往,解释组织和结构发生的具体过程。这一看法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思想相比,更富有现实色彩。

   6. 上述综述还意味着,生物学家在考察有机体的发展时应接受社会人类学的关系论,扬弃遗传学的观念传统,采取过程性的、发展性的、关系性的视角,还生物个体本来面目,将人与非人有机体的生成与维持视作“整个关系矩阵的展开”(第134页)。

   7. 由以上因素构成的整体人类学,是反科学主义的科学,它与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同艺术,人类学并不追求“拿一面镜子映照世界”,它“允许知识从处于不断变化的生活中的生命体的内部生长出来”,置身于生成世间万物的关系和过程中,致力于将这些关系和过程带入我们的意识领域,“重新唤醒我们的感觉”。然而,英戈尔德同时表明,将人类学设想成一门探究的艺术,并不是要与科学对立;而不过是将人类学定位为一种不同的“做”科学的方式,使它区别于“今天那些被误认为是科学的学科”,避免“宣称拥有对世界的独家解释权”,成为一种“更温和、人道和可持续”的“新科学”——“一种与世界相结合的方式”(第165页)。

   身处人类世,我们亟须基于过去两三百年来被我们丢进“历史垃圾箱”的智慧,形成某种贯通天地物我的看法,“超越自然与文化”,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主义思想,理解“我们”和“它们”的存在。在人类学领域,对于这一思想的形成,英戈尔德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戈尔德同时对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进行了研究。随后,他实践了一种别致的“参与观察”,在生活和思想中富有想象力地考察了“社会人”固有的生物自然性及“自然界”固有的“社会性”,提出对人加以“生物—社会”界定的看法,并在一系列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作品中阐述对物我之“感知”的认识。在近期的研究中,英戈尔德空前关注介于社会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之间的“造作”(making)环节,试图复兴人类学与考古学、艺术学、建筑学的传统关系,并赋予这一关系新的含义。在叙述对“造作”的理解时,英戈尔德间或遗憾地透露出对永无止境的创造所持的乐观看法,但有了对人的“生物—社会”界定,他并没有忘记需将人在生活中的创造与“条件”的生成紧密联系起来,需将关系主义看法升华为一种对文化/自然的“感应性”的领悟。在《人类学为什么重要》中,英戈尔德表明,人类学要成为一门有意义的学科,应跨越人与自然的鸿沟,用“生活”一词所意味的一切来领悟“我们”和“我们所处的环境”共通的生命实质。

   在书中,英戈尔德充满信心地写道:

   人类学在当代社会中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在关于如何建造一个更适合后代居住的世界的问题上,其他学科无法像人类学这样承载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人类经验的重量,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第137页)

   英戈尔德告诉我们,人类学要有益于物我的“生活”,便要破除他我界限,重新融会门类化的知识,使之成为智慧的生长园地。在人类世,我们空前需要一种贯通生活与生态的“态度”。要形成这种“态度”,我们亟待改变那种将生命“内化”、将生态“外化”的错误做法,真切认识生态内在于生命和生活、生命和生活内在于生态的“存在本质”。我们也亟待融合本体论和宇宙论、理解和实践的“存在”,在“造作”中规避物我相分、天人相胜的坏倾向。而要做到这些,我们先要克服“不知天命而不畏”的心态,复原古老的“敬畏之心”,尊重“非人间”力量。确如英戈尔德所言,人是一种“生物—社会”存在,这种物我杂糅的“我”若出于过度自信而对“非人间”无所畏惧,便难以获得真切的自觉。

   本文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9期,是作者为即将出版的《人类学为什么重要》一书撰写的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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