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4—15世纪之间（1368—1420），曾经笼罩欧亚的蒙古帝国在东部亚洲逐渐瓦解。这是东部亚洲国际秩序重新调整的时期，可以把它叫作“后蒙古时代”或“蒙古时代之后”。在这半个世纪中,东部亚洲海域经历了妥协、冲突、再平衡的过程，终于在1419年所谓“应永外寇”/“己亥东征”事件以及1420年朝鲜通信使赴日之后，初步形成了政治上以朝鲜“事大交邻”为枢轴，以明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经济上环东海、南海诸国，以商贾往来为主的贸易圈。从此，东部亚洲海域经由朝贡与贸易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历史世界。一些历史学家曾经把联通欧亚的“蒙古时代”看成是世界史的开端，但蒙古时代之后，世界史却再度出现东西分离的曲折，尽管大航海时代再一次打通东西，但这个东部亚洲国际秩序的根本改变，要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作为全球史/世界史一部分，1368—1420年是东部亚洲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时期。

　　 关键词：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应永外寇”/“己亥东征”；宋希璟；通信使

　　 引言：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历史关键时期”（1368—1420）

　　 历史上有一些“关键时期”，值得一再讨论。在中国史上有不少“关键时期”，使得前后两个时段呈现出不一样的历史风貌，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唐宋之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假说一出，无论赞成或反对，但它都让历史学家的眼光聚焦755年（安史之乱）至1005年（澶渊之盟），人们纷纷深入探索这两个半世纪如何造成了“中古中国”与“近世中国”的巨变。另一个是晚清民初。张灏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所谓“转型时代”，他把1895年到1925年这一段历史凸显出来，晚清民初的甲午战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被连接起来，人们看到在知识群体、新闻出版、教育选举、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等方面，这三十年如何显示了“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型。

　　 在历史上，这一类历史“关键时期”之意义，既是“断裂”，也是“联系”。如果勉强说，或许可以用“承先启后”一词来概括。已有学者指出，这些“关键时期”往往造成一个王朝/国家内部的深刻变化，那么，在超越王朝/国家也就是较大空间的区域史里，是否也有一些历史上的“关键时期”值得讨论呢？如果在这些“关键时期”中，各个国家在区域中的地位、力量与利益重新“洗牌”，过去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被建立起来，奠定了后一段历史时期的相对稳定平衡的国际秩序。那么，这一时期是否也可以视为这一区域史上的“关键时期”？本文讨论的就是蒙元这个跨越欧亚的庞大帝国在东方逐渐解体之后，从1368年到1420年这半个世纪的历史意义。这一时期之所以重要而且关键，大概基于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这半个世纪里，席卷欧亚大陆百余年的蒙古帝国在亚洲东部的笼罩与影响开始衰退，汉族中心的大明王朝崛起。以帕米尔高原为界，中亚以西与中亚以东，各自形成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也由于东西之间的这一阻隔，环东海南海的东部亚洲（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逐渐成为一个相对完足的历史世界。

　　 第二，在环东海南海海域即东部亚洲地区，15世纪初，几个主要国家即明王朝、李氏朝鲜、足利日本，也可以扩大到琉球、安南与暹罗等，经历了妥协、对峙和冲突，在1419年“应永外寇”/“己亥东征”事件之后，以1420年日本僧人出使朝鲜、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为转折点，环东海南海区域的势力形成了新的平衡，使得这一区域的秩序再度稳定下来。

　　 第三，在这段关键时期之后，环东海南海区域的国际基本秩序，大体延续了几个世纪（15世纪上半叶—19世纪中叶）。这个可以称之为“后蒙古时代”或“蒙古时代之后”的基本格局是：在东北亚，以朝鲜“事大交邻”为枢轴，构成了明朝、朝鲜、日本的基本平衡；在东南亚则以朝贡和贸易，尤其是海上商贾的往来，构成了彼此互相依赖的密切联系。尽管此后几个世纪中，也有“倭寇事件”“壬辰之役”“明清易代”这些重大事件，还有大航海时代西人东来的巨大冲击，曾经引发各种波澜和变动，但东部亚洲海域秩序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太根本的变化，一直要到19世纪中期，才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彻底颠覆。

　　 下面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鸟瞰14、15世纪之间（1368—1420），这关键的半个世纪中发生在亚洲东部的历史。

　　 一、妥协：东部亚洲局势的暂时稳定（1368—1405）

　　 14世纪中叶之后，横扫欧、亚百年的蒙古帝国在东部亚洲逐渐溃退，在蒙古时代贯通欧、亚的“世界史”，似乎发生了很大的曲折。

　　 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了基本由汉族统治的明朝；1392年，李氏取代相当蒙古化的高丽王氏，李成桂建立了绵延五个世纪的朝鲜；同一年，日本的足利义满逼退南朝后龟山天皇，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1400年，安南的黎（胡）氏取代陈氏，但仍然延续着对明王朝的朝贡；五年之后的1405年，原本计划转向东方，可能对明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跛子帖木儿（Tamerlane）去世，帖木儿帝国陷入争夺汗位的混乱中，不再有余力觊觎东亚，这标志着蒙古时代即“全球史中一个长时段”的终结。从此，东部亚洲在蒙古时代之后逐渐形成自己的国际秩序。

　　 让我们先看明初中国。元明易代之后，明王朝的内外局势并不那么乐观，对于新建的大明王朝来说，周边还未安定，内部问题牵扯。因此，一方面，在理念上明朝虽然试图重建朝贡体系，但明初君臣设想中的朝贡/册封体系，尽管仍以“天朝”自居，但对于“属国”的态度，相对比较现实。另一方面，在实际的政治与外交活动中，明王朝对异国也采取了比较妥协的姿态。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非常郑重地训谕省府台臣的一段话，很值得特别注意。他说：

　　 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唯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除了北方蒙古之外，相对柔软地处理周边关系，在洪武一朝大体上是被遵循的原则。例如，明王朝对周边诸国山川的祭祀，宣布不再由中央，而是由各地方负责，同时还列出“十五不征之国”，表明了对周边各国自主的宽容态度。同时，明朝还采取所谓“海禁”政策，对宋元时代活跃的对外交流与贸易，采取收缩的策略。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总体来说，明朝对外的重点放在东北和西南，试图廓清边疆隐患，而对周边其他异国，则大体采取安抚政策，甚至对鞑靼和兀良哈，也曾采取过招抚策略。

　　 这一策略显然经过深思熟虑。因此在东部亚洲，无论对山水相连的高丽和安南，还是隔海相望的日本，明太祖朱元璋的态度都相当克制，这大概是因为明朝初建，“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考虑。洪武二年四月，他致书高丽国王，用胡、汉之分晓以大义，说“元非我类，天命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因为“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并且暗示自己是继承宋代，“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下面的口气很平和，只是表示他希望高丽与蒙元绝交，站在自己一边。尽管高丽国王始终观望，立场在北元与明朝之间左右摇摆，但朱元璋对高丽仍然网开一面。洪武三年九月，他对来朝的高丽使臣张子温说，“自古天下有中国有外国，高丽是海外之国，自来与中国相通，不失事大之礼。守分的好有”。这段话表明，明朝官方的大原则，是区分了中、外，外国只要“守分”，能够“事大”就可以了。一直到洪武二十年，朱元璋还是主张高丽“不必强往来，致生衅隙”。当来访的高丽使臣偰长寿试探性地要求改换大明衣冠，以表示归顺臣服之意时，朱元璋却宽容地表示，你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并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害其为贤君”。甚至在洪武二十二年，明朝得知高丽发生王位废立消息时，朱元璋还让礼部官员告诉来访的高丽使臣，“立亦在彼，废亦在彼，中国不与相干”。

　　 明初这种隔离、安抚和妥协的对外策略，不仅针对朝鲜，对日本、安南也大体如此。洪武二年，明太祖派遣杨载去日本通报元、明易代的消息，还是说，日本“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备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意思就是日本只要不来“为寇贼”即可。同时，他又遣使祭祀东海之神，宣告“受命上穹，为中国主”，据说这时倭寇“不复出，沿海遂宁”。两年之后，他又派遣赵秩赴日本见南朝醍醐天皇之子、实际执政者源怀良亲王（1329—1383）。怀良则派遣僧人祖来作为使节，随同赵秩到中国。作为回应，第二年明朝又派宁波天宁寺僧人祖阐、南京瓦官寺僧人无逸出使日本；到了洪武七年，日本北方的足利义满，派遣僧人宣闻溪（闻溪円宣）、净业、喜春来进贡“马及方物”，明太祖虽然下诏“却之”（原因据说是明朝听说当时日本国内持明、怀良正在争斗，而来贡的人虽然带来“国臣之书”，却没有国君的“表文”，所以，朱元璋以此为借口婉拒其朝贡），但仍然送给这些来使“文绮纱罗各二匹”，送给随从人员“钱帛有差”。

　　 这种妥协策略也同样用于安南。明初对安南的策略颇为灵活，众所周知，北宋以来逐渐独立的安南，雄踞南天，向来难以安抚，即使在蒙元帝国强大压力下，安南虽受册封，但“王每受天子诏令，但拱立不拜。与使者相见，或燕席，位加于使者之上”，不仅不用蒙元年号，甚至自己还有“宪天体道大明光孝皇帝”的称号。到明初，随着裕宗早死、陈（杨）日礼、日覈乱政、艺宗起兵推翻日礼，接着让位给睿宗，由于这种内部走马灯式的政治混乱，加上外部如占城接连入侵，安南处境相当困难，所以，安南才在洪武年间被迫接受明朝册封，勉强成了朝贡圈中的一分子。

　　 但尽管如此，大越国王仍然自称“皇帝”，对北方的大明王朝并不太买账。比如，艺宗刚刚登基，就宣称“先朝立国，自有法度，不遵宋制，盖以南北各帝其国，不相袭也”。此后又与明朝在边境上纠纷不断。但是可以注意到，明太祖的态度却始终相当忍让。比如洪武二十九年，在处理安南侵夺思明府属地五县的纠纷中，明朝曾经派出陈诚、吕让去交涉，但安南方面态度相当强横，尽管有人极力主张派兵征讨，但朱元璋仍然说，“蛮夷相争，自古有之，彼恃顽不服，终必取祸，姑待之而已”。

　　 前面曾引到洪武四年朱元璋深思熟虑的一段话，意思是海外蛮夷之国如果不为患中国，绝不可以轻易动刀兵。这一段话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朱元璋说，隋炀帝“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但是“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最后导致王朝覆灭。他看得很清楚，所以，终明太祖一朝30年里，这种你是你我是我，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始终是明初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朱元璋是很有谋略和心机的皇帝，他深知蒙古力量尚未完全消失，高丽背后有兵力尚存的北元，也知道日本、安南等国，始终对中国有二心。但在明初外部尚有强敌，内部并不安定的情势下，他不打算轻举妄动。对于可以控制的邻邦，他只是时时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就连对异族统治的西域诸国，他虽然知道“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但只要可以怀柔，都表示友好，避免刺激对抗情绪。例如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致书别失八里王，不仅承认各国各族“虽隔山限海，风殊俗异，然好恶之情，血气之类未尝异也”，所以应当“一视同仁”，更策略地表示，是汉族的宋代皇帝“奢纵怠荒，奸臣乱政”，上天才让蒙古人“入统华夏，生民赖以安静七十余年”。他避开了华夷胡汉不可逾越的正统观念，并用这种方法来取得西域诸国“通好往来，使命不绝”。

至于山水相连的国家，他更秉持“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这个底线。朱元璋相当擅长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