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知文: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及其制度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8 次 更新时间:2021-07-16 13: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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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知文  
对风险的陈述与界定也往往被利益化,人们对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风险也常常无法获得可预期的共识。“在面对风险社会带来的种种风险之际,合理地运用民主理念,吸纳更多的民众参与其间,有助于从整体上为抵抗风险社会提供多元的渠道和途径。”所以,社会治理要重视对立法过程的开发,不断拓展民主立法的实现路径,尤其是要保障社会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有效性和充分性,使事关重大风险问题的法律决策建立在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立法机制之上。

   3. 执法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应急性

   在风险社会下,政府及其执法活动是对社会风险最具能动性的处断组织和程序,风险社会的治理也已然使行政管理在严格依法而为的基础上朝着更具合理性和应急性的方向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行政合法性意义的消解,在现代风险的治理过程中,行政合法性作为基础性准则反而应予强化, 越是在风险社会的境遇中,建立有限政府的法治原则越需要得到维护,它决定了法律作为社会调控方式的基本性质。在合法性之外,行政合理性和应急性原则与应对现代风险的需求甚为契合,它们能够保障行政权的行使对社会风险控制与处理的效能,为政府在风险社会中圆满履行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提供积极有效的指引。特别是行政应急性原则的运用,“就是要在非常态的情况下,也建立一种法治秩序,行政机关可能采用一种非常态手段应急,但是这种非常态手段的运用,虽然不是‘规定动作’,却仍然是在法治框架内的‘允许动作’。”坚持行政合理性和应急性为风险社会中公共应急法制体系的建设凝聚了相应的价值基础,也是在危机管理中奉行实质法治主义的要求。

   4. 司法的规律性与积极性

   风险社会中的司法被赋予了通过案件审理与纠纷解决来处理社会风险的功能。“如果说社会冲突或纠纷是风险的神经末梢,那么社会解纷机制就是感知风险的触角,司法是其中制度化最高的风险探测器。”司法通过提供裁决这种公共产品来实现对社会的调控,并以此在社会风险的法律处置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当风险出现带来纠纷时,司法得到人们更多的期待,社会公众越来越倾向于向法院寻求纠纷的解决办法。由此,风险社会的司法活动也不断走向对积极性司法的追求。积极性司法是对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纠纷剧增背景下司法之功能和运作形态的一种定位,也可以在风险社会下用来表述法院和法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对经济与社会领域不断涌现的各类风险问题而应有的作为或功能。风险社会的治理显然需要积极性司法,尤其是需要法院和法官积极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有效应对和处理各类纠纷中的社会风险问题。这就要求司法活动在恪守司法规律的前提下完满承担司法职责,增强法院案件审理对社会风险的处断和消解作用,为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四、德性法制与中国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

   从上述可知,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现代法治,并在本质上需要一种以具有卓越德性的法制为支撑的现代法治,而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法治是专门针对现代风险的特性,以风险社会的良善治理需求为指向的法治形态。社会风险的应对和控制必然要与法律制度发生联系,要防范和治理现代风险,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创新必不可少。作为风险社会的法治揭示了现代风险治理对法制德性的更多要求或更新,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就是要在认识风险社会本质的过程中不断有针对性地提升或重塑法制德性。这给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带来了重要启示,即社会治理法治化应当重视相应的德性法制建设, 而通过德性法制建设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指引和保障,正是风险社会下中国法治建设的重点或倾向性所在。

   (一)基本理念的再度厘定

   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以现代法治的德性法制建设为要旨,中国的风险社会治理尤为如此。风险社会的降临和现代风险的多发给人类法律制度的革新提出了警示或要求,甚至在科技和经济高度强劲的背景下,由于法律自身缺漏或被破坏也导致了所谓的制度风险,都促使法律制度要进行不断的变革与完善。例如,环境法的兴起正是在人类生态危机加剧局面下产生的一种法律制度革新:传统的法律制度以人为视角思考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在规制环境问题时也本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但随着人们环境观念的转变,人类应当停止对自然的肆意掠夺、相信动物与人类一样具有“平等的生命权”等理念得到承认,以维护生态平衡、尊重动物生命等为价值导向变革传统的法律制度,或建立专门的环境法律制度就成了很多国家的选择。目前中国的环境法和生态文明法制建设也正体现着这种嬗变。

   要防控和应对社会风险,就需要进行相应的法律制度建构或创新,而法律制度的建构或创新应当重视对法制德性的建设。职是之故,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等有意识地把对社会风险的防范、处理和化解落实到风险治理要求的法治思维、原则运用和技术操作层面,从中国社会治理和法治实践的现实出发,通过提升或重塑法律制度的德性要素,为实现风险社会的良善治理提供可靠的法治化路径。这是中国风险社会治理应该秉持的一种理念:融贯地推进法制德性建设,理性地推进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使风险社会治理的总体法治化规划和各项具体法律的运营在德性法制的统摄下相互配合地适当。

   (二)中国风险社会治理中的德性法制建设

   中国的风险社会既有现代风险社会的共性,又伴随着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剧烈且不平衡的转型, 传统风险、现代性风险以及社会转型本身带来的风险叠合存在。在当下中国的风险社会治理过程中, 法治化路径的实施既要寄托于现代法治因应风险社会对法制德性的创新和拓展,按照现代风险的治理要求推进中国的德性法制建设,更要聚焦于中国风险社会生成的时代特征与具体场景,认真解决德性法制建设领域的难点问题。

   第一,加强法律调整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法律调整的一致性和对社会风险的预防功能亟须被抬高。面对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差别化和风险化,法律对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就在于要为民众提供公共行动与集体判断的统一标准,帮助人们消除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增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预见性。在社会转型与重大风险加剧民众焦虑感的现实语境中,形式主义的法治仍然是中国社会治理首选的总体目标,人们对法律一致性和可预期性的寄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它们成为中国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最应该珍视和维护的有关法律的品质。风险社会治理必须消除法律的随意性,法律调整就要强调从一般规范出发,特别是在解决社会广泛关注的疑难复杂问题时,即便是法律解释也应以法律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追求为导向,构建同等情形同等对待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使法律活动符合形式正义的普遍性要求。

   第二,增强法律体系建构的开放性和社会性。中国当代法律体系的建构大致可称为以立法为中心、以立法机关为主要载体的立法建构,这是一种经过事先的立法努力达成自足圆满的法律体系的理性主义建设思路,国家机构充分扮演着法律规范制定的主导角色,并以各级权力机关的立法和行政立法为主要形式。跟随社会演进,法律体系也处于不断地完善与发展之中,为应对社会转型和现代风险的治理,法律体系显然需要增强开放性和社会性。在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的影响下,社会主体的作用及其活动空间明显增大,公权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建设变得十分重要。在社会治理领域,既有法律体系的完善要以覆盖更多的社会空间为指向,而只依靠法律的国家创制就难以自足。增强法律体系建构的开放性和社会性,正是要铺开社会规则的国家认可途径,形成法律体系对社会自治规则的接洽或延伸机制,使法律体系在应对社会转型和现代风险复杂变化的过程中能够具备自我生长的弥散功能。

   第三,注重法治政府建设的多维性。无论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嬗变还是风险社会的形成,都对政府的社会职能带来了深刻的冲击与挑战,这要求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也要随之转型,对此,中国目前已把法治政府建设作为重要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在政府的组织与管理活动中贯彻法治原则的政府, 也是在履行社会职能方面奉行治理理念的政府。法治政府重塑了政府和社会的新型关系,社会转型治理的复杂性、风险规制的适时性和能动性也要求,风险社会的法治实施需要把法治政府建设的多维性价值充分发掘出来。由此,注重法治政府建设的多维性也成为中国当下风险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不仅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行为的基本准则,守法政府、有限政府、廉洁政府和责任政府都是法治政府的基本品质,还需要形成和确立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保障行政决策的程序正当和过程公开,建立健全权威高效的执法体制,政府为社会提供准确、及时和全面的信息,政府政策和决定保持相对稳定,这就蕴含着法治政府也是理性政府、民主政府、透明政府、效能政府、服务政府和诚信政府。

   第四,维护司法处断案件的终局性。在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增多与风险问题的频发必然要依赖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多元化的纠纷解决必须维护司法处断案件的终局性。司法解决纠纷的原理是“通过程序实现正义”,“判决不被随意推翻,是审判权威最基本和最本质的内容,司法的终局性作为审级制度的核心内涵,它以司法的统一性、正确性和正当性为基础,又反过来决定着司法的正当性和统一性。”没有司法的终局性作为后盾,纠纷解决的渠道越多反而越会导致纠纷的不能解决。在风险社会中,以恢复或重建社会秩序为使命的司法活动更应当有意识地以裁判的终局性为圭臬,防止风险性矛盾的肆意扩散和无从解决,这对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来说也是难点。从现实看,法院审理案件的终局性时常受到很大挑战,不仅各种非正式的解纷办法消解着司法裁决的效力和权威,而且大量已发生判决效力的案件藉由再审频繁启动,也不断破坏着裁判的终局性对司法审级制度的意义。这就确实需要把维护司法的终局性作为新时期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以克减司法终局性不足对风险社会法治化治理产生的负面影响。

   五、结语

   现代社会创造着越来越发达的文明,却也使人类已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的到来让人们身不由己地陷入了各种现代性危机之中。风险社会需要积极面对,而风险社会的治理确需现代法治。从逻辑形态上看,法治是一种跟随法律制度的德性发展不断上升的社会治理方式,风险社会的法治化治理就是要因应现代风险的特性及其治理需求,在法律制度的德性方面实现更多的提升和更新。对当下中国来说,无论是法律自身的德性还是法制运行的德性都要能够适应或满足风险社会法治化治理的期求和挑战,塑建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法治已成为中国法治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向。目前,实现各领域的现代化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社会治理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如何衡平经济、社会及制度的现代化与现代性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此而言,当下中国的社会治理应以风险社会的到来为契机,以现代法治的运营规律和社会演进的现实要求为观察坐标,把法治实践中的法制德性建设作为要义,推动法治理念与法律制度在总体和具体层面上更新或变革。

  

   杨知文,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法学》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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