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亚洲史的学术史:欧洲东方学、 日本东洋学与中国的亚洲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3 次 更新时间:2021-07-14 17:00:29

进入专题: 学术史     欧洲东方学     日本东洋学   中国的亚洲史  

葛兆光 (进入专栏)  

   引言:明治维新与日本“东洋学”之兴起

  

   这一讲的主题,是有关亚洲/东亚史研究的学术史。我要和大家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亚洲史或者东亚史的研究,在东方和西方学术界是怎样形成的?第二,它为什么会形成?第三,从学术史上看,现在中国的亚洲或东亚史研究,还有什么问题?

  

   我很早之前就讲过,讨论学术史不是为了怀旧,也不是为了表彰,而是要了解学术的变化,就像一句老话讲的“一代有一代之问题”,或者“一代有一代之方法”。我以前多次说过,学术史研究的目的有四,即看清转型、 背景、方向和路径。具体来说,第一,“转型”,通过学术史,了解今天的现代学术是怎样从过去的传统学术“转型”的。第二,“背景”,通过学术史了解这样的转型的背景或者动力是什么。是域外刺激?是政治危机?还是新资料发现?第三,“方向”,就是通过学术史的回顾,掌握当下学术研究的方向、理论、方法。什么重要?什么是前沿?什么是潮流?第四,“路径”,就是通过学术史的回顾和研究,探索学术研究未来的方向和路径是什么,什么才是可以持续发展的、有前景的领域。

  

   回顾亚洲史或东亚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我们看到,这一学术潮流是从东洋和西洋先开始的,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所以,我们先从东洋说起。

  

   1853年7月8日,美国的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准将带领四艘军舰进入江户湾,迫使日本答应开放港口,这就是所谓的“黑船事件”。经过1853年到1868年,也就是所谓“幕末”时代,日本很快开国,进行以近代西方为效仿对象的改革,这就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以后,简单地说,日本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出现了三大变化:(1)尊王攘夷。将权力逐渐从幕藩收归中央,当时维新人士提出尊王是为了攘夷,也就是通过建设富强的现代国家,以融入国际的方式,对抗来自国际的压力(具体策略包括“大政归还”与“撤藩置县”)。(2)确立神圣国家,为了强化帝国的神圣性,要树立国族之根本。这里包括神化万世一系的天皇系谱,以及通过“神佛分离”与 “祭政一致”确立日本国体的特殊性与文化独立性。(3)进入世界。一方面大量吸收西方的知识技术和文化,一方面努力捍卫本国的文化独特性,从所谓的“和魂汉才”转为“和魂洋才”。这刺激了日本的世界潮流与亚洲意识, 也塑造了日本的普遍价值和日本主义,形成非常纠结的国民意识形态。

  

   也正是在这三个背景之下,日本有关亚洲/东亚的学术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型。其中,有三方面表现得格外明显,即学术取向上的“趋向现代”、 解释亚洲上的“与欧人争胜”和政治上的视东亚“有如国土”。

  

   一、 趋向现代:明治以来的东洋学

  

   首先,明治时代兴起的日本东洋学,是一种现代的学术研究,或者说是现代学术体制支持的,按照科学逻辑运作的学术研究。应该说,这种学术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刺激而产生的。

  

   当时的西方,尤其是影响巨大的德国历史学,一方面固然在为民族国家书写历史谱系,另一方面则强调客观而理性的史料批评。大家可以注意到,当时日本学界很注重国际学术交流,很多人在德国、英国等地留过学。比如,开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井上哲次郎(いのうえ てつじろう,1855— 1944)就在德国留过学;东洋史研究的重要开创者白鸟库吉(しらとり くら きち,1865—1942),在20世纪初两次在欧洲长期访学;著名的历史理论家坪井九马三(つぼい くめそう,1858—1936)也到德国、瑞士留过学。特别是明治年间,德国的历史学家李思(Ludwig Riess,1861—1928)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史学理论,通过他传来的欧洲史学理论和方法,影响了很多学者。大家看看浮田和民(うきた かずたみ,1860—1946)的《史学通论》和《史学原论》就知道了,他是留美的,在耶鲁大学留学。因为中国的梁启超也受到浮田和民这本书的影响,所以可以说中国是通过日本转手,把西方史学理论引进中国了。当时,很多日本学者的历史学理论和方法,都带有强烈的欧美色彩。概言之,19世纪以德国的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史学,一方面强调客观、中立、史料和考据,另一方面强调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从后来者的角度看,这两方面都对日本产生了影响。

  

   除了李思之外,还有另外两位美国学者直接在日本史上产生了影响。1877年,美国的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莫斯(Edward S. Morse,1838—1925) 对于日本石器时代遗迹的发掘和研究,在日本产生了很大震撼力。他用英文在东京大学发表了对武藏大森(在今东京吉祥寺一带)之贝塚的研究(Shell  Mounds of Omori),描述了古代日本的绳纹陶器。1879年,他的报告由矢田部良吉译成日文,题作《大森介墟古物篇》。莫斯的科学考古方法,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学界诸如坪井五郎等一批学者。而另一位美国考古学家高兰德 (William Gowland,1842—1922)关于古坟时代的考古和研究,更是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为日本考古学之父。因为他们客观的、讲究证据的、尽可能还原古代实况的研究方式,不仅示范了一种科学方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日本所谓的“神代史”,瓦解了早期用神话传说构造起来的系谱。

  

   大家可能都知道,现代历史学一开始就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追求真相。真相、真相、还是真相!用真相瓦解神话,用真相揭破谎言。而且现代的历史学相信,历史是有真相的,历史学是能够发现真相的,历史学家依靠证据可以恢复真相。现在,这种自信和使命,也许在后现代理论那里,有点儿被质疑,但是在19、20世纪这种信念很强大,而且是历史学领域的大潮流。在这股潮流里,在日本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科学”的历史研究风气。在这股历史学潮流中,日本明治时代的东洋学根据这一科学、客观、中立的立场,出现了旨在瓦解过去东亚(中国、朝鲜和日本)传统的历史系谱,用西方近代的判断方式和概念工具,对东亚历史重新进行叙述和整编的取向。

  

   这里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过去,中国一直依循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历史脉络,朝鲜则有檀君和朱蒙的传说,日本则有神武天皇的传说,这都是“起源”神话,也就是构造出来的国家和民族的神话或者叫作神圣历史。可是,那珂通世(なか みちよ,1851—1908)《支那通史》(1888)就已经对此表示怀疑,指出三皇只不过是“后人徒设其名,以表三才开始之序也”。白鸟库吉则在明治二十七年(1894)写了《檀君考》,对朝鲜流传的早期神话加以批判,指出这是朝鲜半岛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为了统一重塑历史,从《魏书》里面找出一个“檀君王俭”,来证明自己的历史仿佛尧舜禹,比殷周之际的箕子要长。而檀君神话,可能来自佛教的牛头旃檀故事,在中国实际上是东晋咸安二年(373)至北齐天保二年(551)之间才形成的,那时在朝鲜半岛还是高句丽的鼎盛时代。同样,白鸟库吉还撰写了 《支那古传说之研究》和《关于尚书的高等研究》,他和那珂通世一样,质疑中国传说中的帝王尧、舜、禹,只不过是比附后世儒家所谓“三才”即天(天下为公)、人(孝顺伦理)、地(勤劳成长)三种价值。在这里,中国和朝鲜的“五千年文明和历史”都被他颠覆了;同样,他的私淑弟子津田左右吉(つだ そうきち,1873—1961)对于日本神代史、天皇万世一系的质疑,也同样颠覆了传说中的日本历史。而后来的今西龙(いちにし りゅう, 1875—1932)则更精细地考证了朝鲜的早期神话传说,在《檀君考》里面指 出,檀君不过是平壤一带的神话传说,原本只是地方性的,加上当地流行的萨满仪式,直到蒙元入侵的时候,为了鼓舞和动员高丽民众,建构自己的认同,檀君才被塑造成全民族的始祖。

  

   这一类研究,对于现代历史学产生的影响,就是把传说和神话从历史里面驱逐出去。说到这里,也许大家会联想起中国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运动。东亚整个早期历史的再书写,把神话传说从历史里面驱逐出去,使原本神圣化的古代不再具有神圣性,打破古代(在中国是三代)黄金时代的想象。这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学术史上的大趋势,就是东亚历史学现代转 型的大趋势。

  

   除此之外,明治时期日本的东洋学,出现的另一个很大转变是传统日本关于中国的学问(比如汉学),转化成具有现代性意味的东洋学。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新趋向,其中最重要的是,更加注意史料的批判,更加注意中国的周边。由于涉及史料的视野超越了汉族中国经典,使得历史学更注重证据和更加科学化,这都是现代的学术意识。其中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最有关系的,就是一方面超越汉族为主的传统中国,一方面超越王朝为中心的传统文献,把原来的中国史放大为东洋史。所以,我们应该承认,日本明治时期形成的东洋学是很现代的学术。现在流行一个词叫作“现代性”,这种追求客观、中立、科学的历史研究,相信历史有真相,相信这个真相可以被认识, 也可以说是历史学的现代性吧。

  

   上面我讲的,好像主要是出自东京帝国大学那个学脉。其实应当说,在日本明治时代,不只是东京帝国大学一脉,也不只有西方现代史学的单一影响。其实,在日本现代东洋学里面,从京都帝国大学一脉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清代考据学的资源,也在起着催化转型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日本东洋学从日本“汉学”或者日本对于中国学术的传统知识中,也转化出来一种很“现代”的研究方法。

  

   大家知道,日本汉学(かんがく)和我们现在讲的欧美汉学(sinology) 不完全一样。在日本语境中,它指的是对汉文典籍的学习和对儒家思想的研 究,这使得一部分日本学者,从这些知识传统中,直接继承了中国宋代、明代和清代的知识传统和问题意识。特别是有一部分人受清代学术影响,沿袭 了中国清代的考据学传统。到了明治时代,一些学者又把这些知识和方法, 与来自西洋的近代主义思路结合起来。其中,这一风气在日本东洋学里表现特别明显的,是所谓“京都学派”,即以狩野直喜(かの なおき,1868— 1947)、内藤湖南(ないと こなん,1866—1934)和藤田丰八(ふじだ とよ はち,1869—1928)为代表的一批人。

  

可以一提的是,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曾经长期住在京都,既深受日本京都东洋学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了京都东洋学。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里说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曾一道在京都,有两句是“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就是说的藤田丰八、狩野直喜和内藤虎次郎(湖南)。这批人跟东京那些受到欧洲学术风气影响的学者相比,好像有一点儿不 太一样,无论在学术方法上、研究重心上,还是价值判断上,都是如此。其中, 有三点很重要。第一,他们认为,现实中国虽然不好,但历史中国还是很好的,中国传统中的那些思想、知识和学术,还是很了不起的,像章学诚、崔述等,就很有科学精神。这一点与东京不太一样。第二,他们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往往心中的问题意识来自日本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政治、 社会、思想、文学与日本的关系。第三,他们离明治时代的政治中心比较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葛兆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学术史     欧洲东方学     日本东洋学   中国的亚洲史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486.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