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中俄美欧战略互动特点和发展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7 次 更新时间:2021-07-13 10: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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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勉  
然而这一机制因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而遭到破坏。

   2. 解构现有的机制。四方在此问题上的具体战略和政策很不一样。美欧在冷战后维持了北约组织的存在,并不断实施东扩。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美欧具有强化大西洋关系的意愿。拜登政府上台后渲染与中俄的意识形态分歧,企图借此巩固与欧洲国家的同盟关系,开展针对中俄的施压和对抗。中俄强烈批评西方的军事盟国机制,反对以意识形态画线搞集团政治和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中俄推动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在欧亚地区和世界事务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欧对上海合作组织一直耿耿于怀,将其视为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施加影响力的平台。

   3. 建构新的机制。作为国际重要力量,中俄美欧在很多全球事务上具有共同利益。四方通过二十国集团在经济议题上开展合作。在安全领域,召开联合国“五常峰会”(P5)的倡议或为制定全球战略稳定的新原则以及提升安理会化解区域性冲突的能力提供重要动力。2015 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德国(P5+1)共同构建的伊核协议谈判模式也可成为重要的多方互动平台。

   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中美欧开展了实质性协调,促成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中俄欧坚持多边主义,抵制了疫情“污名化” 和民族主义。同时,四方在竞争性和对立面突出的问题上也在进行着新机制的构建。例如,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加强政策协调和机制建设,共同应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压力。美欧则试图组建所谓的“民主十国”等机制加强西方国家的联盟。

   三、中俄美欧四方战略互动的时代特点

   中俄美欧作为大国或国家集团,自然具有其相互关系的一般属性,诸如地缘战略博弈和国际主导权争夺等,然而四方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行为体,它们在时代的主题和命题上的互动具有重大而又深刻的战略意义。

   (一)围绕发展主题和命题的战略互动的时代意义

   发展问题在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与合作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中俄美欧需要在三大发展问题上有所突破和贡献:

   第一,经济关系的公平性严重不足。一是国内经济差距和鸿沟持续扩大。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20 年世界社会报告》强调,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平等水平都处于历史性高位,超过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不平等加剧的国家。严重的不平等侵蚀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阻碍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①二是国际经济活动和经济制度的不公平性问题突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合法利益难以得到维护。美国力图垄断世界经济的规制权、话语权和否决权,特朗普政府利用这一优势地位大肆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三是世界经济成果的占有和分配的不公平性有增无减,少数国家和少数人口拥有大多数资源。由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及国家治理缺陷,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突出,经济成果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差距越拉越大。这些都激起国际社会对新型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呼声。

   第二,经济增长和生态环保的失衡严重。现代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繁荣,但也造成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气候变化的挑战进一步表明,人类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发展已达极限。为此,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的绿色发展之路,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各国均需要建立新的发展观,既致力于保护自然资源及其多样性,又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的环境。2013 年以来,中国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应当成为全球发展的共识。

   第三,超越经济增长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虽然都追求个人所得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但经济增长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的变革。因此,中俄美欧都需要为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贡献。

   第四,科技发展的政治安全因素干扰严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美欧近些年来在科技优势下降和中国赶超势头日盛的背景下,无限扩大科技的政治化和安全化,并以此打造美欧和中俄对立的科技阵营。如此的发展趋势正在影响到人工智能、网络数字、生物工程乃至合作抗疫的公共卫生领域。科技民族主义的蔓延将阻碍国家间正常的科技合作、人文交流,减缓科技全球化步伐,弱化科技领域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构建完整产业链和基础创新体系能力,尤其处于不利境地。

   (二)时代安全的问题

   在新时期,和平不仅与战争相对应而存在,而且还与安全问题紧密相关。中俄美欧在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安全问题上新的认同和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维护和平的机制。在全球层面上,中国、俄罗斯和欧洲大国都认为需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如安理会的合法作用、维和的作用等。中国正将维护联合国独立地位和全球化进程的公平正义作为捍卫国际体系的具体方式。在地区层面上,中国和俄罗斯重视上合组织和亚信会议的作用,美欧重视北约的作用,美国近年来还推出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在双边层面上,中俄和中美分别开展战略对话。由此可见,四方在和平机制上有同有异,但往往异多同少。

   第二,裁军军控机制。中俄美欧、特别是美俄之间达成了一系列多层次的军备控制机制,然而很多机制正面临多重挑战和变动。一是正式的裁军和军控条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例如,奥巴马任期内,美俄就进一步削减核武器达成《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然而特朗普政府则拒绝无条件延长这一条约,还退出了冷战时期美苏达成的《中导条约》以及多边的《开放天空条约》等。尽管拜登政府的军控政策与特朗普有较大区别,但其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二是核不扩散和军控特别机制遭受破坏。如伊朗核协议、朝核六方会谈及奥巴马任期内召开的全球“核安全峰会”等。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不仅退出伊核协议,而且大量拨款进行核武器研发部署,发展所谓可以威慑常规战争的“低当量”核弹头,部署打破战略稳定的导弹防御系统等,恶化了国际军控裁军形势。①三是新设机制前景仍不明朗。例如在太空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反对限制太空军备的国际条约,拒绝联合国主导的太空透明与信任机制及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等倡议。这种发展太空武器和组建太空军的做法,使国际社会阻止太空军备竞赛的努力遭遇巨大挫折。对此,中国和俄罗斯则明确表示不与美国进行太空军备竞赛。

   第三,热点问题应对机制。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是四方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领域,也可成为维持四方总体关系稳定的重要抓手。例如,2002 年 4月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及联合国建立了中东问题四方会谈机制,尽管有关方面的分歧依然明显,但这一沟通机制也促成了一些共识,成为实现中东和平进程的有效机制。中俄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着密切沟通协调。中法、中德也积极推进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经常性沟通,在联合国等框架内共同推动解决包括中东、非洲、朝鲜半岛及防扩散问题在内的热点问题。在美国对中俄实施围堵打压、“新冷战”氛围日渐浓厚的背景下,协调磋商机制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指出:“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几乎所有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离不开中美以及世界各国的协调应对。”

   (三)时代思想意识问题

   国际关系的紧迫性和应急性往往会导致惯性和惰性、甚至路径依赖。但是,新形势新变化呼唤着新思想新理论,四方在固守陈旧思维还是思想进步上存在很大的分歧。

   1. 陈旧思维的束缚和局限。一是传统的国家间政治基本理念和战略思维难以适应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王毅指出:“近年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今天的世界,崇尚实力、零和博弈等观点也越来越不符合时代前进的方向。”二是冷战思维在新形势下变异为所谓“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对立。美欧还借助“民主”攻击中俄的政治制度,将新斗争界定为“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为霸权对抗提供富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由。

   2. 结盟结伴和旧轨老路的抉择。四方在定位相互关系时具有明显不同的理念和方式。中国和俄罗斯根据内外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如先后确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 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 年)和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 年)。中国还努力逐步提升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如中欧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8 年)、中欧全面伙伴关系(2001 年)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3 年)。反观美欧,则继承了冷战以来的基本态度,还是继续寻找外部挑战或威胁,推行针对俄罗斯的欧盟和北约“双东扩”。有分析指出,自由国际秩序的军事扩张加深了俄罗斯与西方的疏离,虽然跨大西洋伙伴有充分理由辩称无意将俄罗斯排除在外,但是其中仍然“没有俄罗斯的位置”。近年来,美欧强调对华开展战略竞争,以此维系和巩固跨大西洋的同盟体系。

   3. 应急权宜和标本兼治的矛盾。中俄美欧作为世界主要力量,不仅需要在思想认识上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且需要不断进行思想理论创新。然而,四方在国际关系思想理论方面的差异明显。中国倡导与时代进步相适应的体系观、义利观和发展观等。俄罗斯试图用“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 填补全球思想的“真空”,完善其“大国主义”和“强硬外交”理论。美国则依旧绕着“领导世界”和“美式民主”打转,欧洲也难以跳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四方的思想理论在未来一二十年里的差距可能还会扩大,至多在某些方面达成有限共识,思想理论的整合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四、中俄美欧四边战略关系的发展前景

   中俄美欧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主导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但有可能在互动中实现更大的发展和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事务和四方关系可能出现以下趋势。

   (一)总体上以多极格局为主

   当前国内国际对于世界力量对比的格局有多种预测,除多极格局外,还有新两极格局观和无极格局观等。

   1. 政治上的多极格局观。中俄欧的多极格局观具有连续性。例如,习近平强调:“中国和欧洲是国际上两大重要力量,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又如,普京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因素。”再如,欧盟致力于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有意识地保持对美战略独立性。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 2020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提出,欧美双方拥有不同的地理条件、社会政策和理念,欧洲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拥有自己的政策,而不仅仅是跨大西洋政策。但是,中俄欧对多极的阐述多有差异,欧洲和俄罗斯都抱有成为单独和自主一极的愿望。有俄方学者提出,俄罗斯应推动不同于中美两极化趋势的进程。还有学者认为,俄罗斯“背离西方” 并不意味着自动“转向东方”,俄可能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孤独者”,主要依靠自有资源追求自身利益。此外,美国的单极观仍根深蒂固,不时会抬头挑战多极格局观。

2. 经济上以多重结合为主。经济发展是国际格局演变的首要因素,中美仍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但中俄美欧的经济关系的结合和分离则可能受到各种重大因素或事件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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