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全先生：“改革师者”，我这样称呼您，好吗？一则，您一生痴心改革，诚如您的学术自传书名所言：《一生为改革鼓与呼》；二则，您多年对我“传道、授业、解惑”，确为师者。

（图1，高尚全先生）

　　 本来，今年（2021年）6月21日，我离开北京返长白山小镇前，曾给家通了电话，听说您病情多少有些趋缓，期待您能坚持，能扛住，能亲历终生难得一遇的“百年庆典”。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6月27日传来您不幸离世的消息：下午3点01分，您走了，匆匆地走了，离“七一”，只差三天啊。

　　 于是，第一时间，我给您的战友、体改会会长彭森先生和您的夫人钱医生发去唁函，深切悼念，并留言：“历史将永远记住高老对中国改革事业的贡献！”

　　 连日来，修泽怀着悲痛与思念之情，重温您送我的《建言》、复读您写的《自传》，回看一起的合照，再到您居住过的七号楼前，追忆多年来您对我的传授、扶持和指点，往事一幕幕涌上心田…

　　 一、80年代：由神交到相识

　　 您知道，我是1979年春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的，重点研究体制问题（属制度经济学范畴）。1980年一天，在报上看到介绍您50年代刊于《人民日报》的调研报告，也是您的开山之作：《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某些追忆和书籍误写为“自主权”，原作系“自治权”）。

图2，高尚全《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联合国翻译稿（1993）

　　 您在此文一针见血指出：“工厂自主权过小，中央主管机关集权过多、过细，有诸多弊端。”正是在揭示这一严重问题的基础上，您提出：在“技术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人员组织管理”和“对外关系”五方面“给企业放权”。这是什么时间提出的？是1956年12月6日啊。到我看到时（1980年），已经过去二十三、四年了。您的超前观点，您的大胆建言，使我心灵受到震撼。我记住了这个名字：高尚全。

　　 也正是受此启发，结合所内分工和改革试点，我着手研究您说的“给企业放权”，并由此拓展到研究更深层的“企业产权”。我不知道：这是学术探索的渊源，还是人生际遇的情缘？

　　 1984年9月，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史称“莫干山会议”），我有幸参会。那时，您正在国家体改委“负责调研”工作。正是在此会上，遇到你委的中青年徐景安以及会前在三里河与您见过面的张维迎（他已经内定将去您筹建的“体改所”工作），说起您，说到您正在筹建“体改所”，也说到您的改革观点，谈话中流露出对您的尊敬之情。会后，另有几位莫干山骨干，如王小鲁、张钢、张少杰、高梁、刁新申以及蒋跃等等，或先或后地调入您领衔筹建并担任首任所长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连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研究室的郭凡生等三年后也相继加入）。这里固然有时代的机缘，同时，我想：与您个人的吸引力，特别是理念，也应该有某种情缘吧？

（图3，1984莫干山会议照）

　　 这期间，曾发生一件小故事：改革初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接受了国家下达的重要科研任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在老师、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的主持下，经过三年的研究和写作，谷老师带领我们（杨玉川、常修泽）完成了一部长篇研究报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主张按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思路实施改革。该研究报告内部上报后，1984年7月前后（十二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起草期间），还曾接到北京来电，说报告中间“缺一页”（即所谓“缺页的故事”，本人《学术自传》对此有实录）。

（图4，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图片）

　　 有意思的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8月底，您在北京西苑旅社（现西苑饭店）召开研讨会，并在9月7日将研讨意见上报，建议中央“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后来见到有关领导这段批示：“请起草小组阅，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理念，几家研究报告（包括体改委、社科院以及南开报告等），可谓“不谋而合”。此时，虽然与您未曾谋面，但有一种“神交”的感觉。

（图5，高尚全先生《建言》中有关西苑旅社研讨会片段）

　　 由神交到相识，与您第一次谋面，是1988年在京西宾馆。那次，您主持由国家体改委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我和戈晓宇的论文《产权市场论》有幸入选，并引起您的重视，安排我在大会上发言（该文会后发表于上海《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正是受此激励和鼓舞，我在此基础上，连续几年作战，主笔出版了《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第1版）。您欣然为之作序，除提到当年对《产权市场论》“引起兴趣”外，并称新著为“产权交易领域的一项新鲜成果”，还在《经济日报》发表书评《对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新探索》。这第一回谋面，第一次推荐发言，以及您为我专著写的第一篇序言和书评，作为一个中青年经济学人，受此扶持，我怎么能忘记？

（图6，《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序言）

　　 更使我难以忘怀的是，1989年春天的 “改革十年”大会（全称为“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论会”），在北京京丰宾馆举行。近日，微信群流传当年大会主席团名单，您位列十名执行主席之首（我作为天津代表忝列其中）。在这个有全国400多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各种思潮涌现：稳健改革、偏于保守和偏于激进三种意见激烈争辩。我参加了几次执行主席会议。在您和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等执行主席的共同主持下，会议顺利进行并圆满结束。闭幕前，受到中央政治局、国务院领导和中央顾问委员会老同志的接见。在改革十年这一关键节点上的会议，受到各方关注和重视，是很不容易的。对这样一个重要会议且直接共事数日，我又怎么能忘记？

（图7，当年“大会主席团”名单）

　　 二、进京之后：最忆指点与支持

　　 1995年，我调入北京，在原国家计委（1998改为国家发展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2003年，您原所在的国务院体改办与国家发展委合并，听说新机构的简称还是您提议并坚持的：“国家发改委”。因同在一个系统，使我有机会更多接触您，也有更直接的当面讨论和交流。

图8，参加《经济研究》高层论坛，图为高尚全（左二）、王梦奎（右二）洪银兴（左一），常修泽（右一）

　　 这期间，得到您的诸多指点和支持，难忘的片段很多，这里只选两件。

一个是关于“广义产权”。我没有忘记，2003年春，国家发改委新建伊始，中央决定当年10月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要讨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您是《决定》起草组成员之一），其中打算写一段“产权制度”。根据中央起草组的部署，国家发改委通过宏观院让我提供一份内部基础性研究报告。基于学术积淀，我在研究报告中建议中央“从广义上”把握“产权”内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