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何日再续改革缘?——“改革师者” 高尚全先生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94 次 更新时间:2021-07-05 15: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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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进入专栏)  

  

   尚全先生:“改革师者”,我这样称呼您,好吗?一则,您一生痴心改革,诚如您的学术自传书名所言:《一生为改革鼓与呼》;二则,您多年对我“传道、授业、解惑”,确为师者。

  


(图1,高尚全先生)

  

   本来,今年(2021年)6月21日,我离开北京返长白山小镇前,曾给家通了电话,听说您病情多少有些趋缓,期待您能坚持,能扛住,能亲历终生难得一遇的“百年庆典”。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6月27日传来您不幸离世的消息:下午3点01分,您走了,匆匆地走了,离“七一”,只差三天啊。

  

   于是,第一时间,我给您的战友、体改会会长彭森先生和您的夫人钱医生发去唁函,深切悼念,并留言:“历史将永远记住高老对中国改革事业的贡献!”

  

   连日来,修泽怀着悲痛与思念之情,重温您送我的《建言》、复读您写的《自传》,回看一起的合照,再到您居住过的七号楼前,追忆多年来您对我的传授、扶持和指点,往事一幕幕涌上心田…

  

   一、80年代:由神交到相识

  

   您知道,我是1979年春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的,重点研究体制问题(属制度经济学范畴)。1980年一天,在报上看到介绍您50年代刊于《人民日报》的调研报告,也是您的开山之作:《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某些追忆和书籍误写为“自主权”,原作系“自治权”)。

  


图2,高尚全《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联合国翻译稿(1993)

   您在此文一针见血指出:“工厂自主权过小,中央主管机关集权过多、过细,有诸多弊端。”正是在揭示这一严重问题的基础上,您提出:在“技术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人员组织管理”和“对外关系”五方面“给企业放权”。这是什么时间提出的?是1956年12月6日啊。到我看到时(1980年),已经过去二十三、四年了。您的超前观点,您的大胆建言,使我心灵受到震撼。我记住了这个名字:高尚全。

  

   也正是受此启发,结合所内分工和改革试点,我着手研究您说的“给企业放权”,并由此拓展到研究更深层的“企业产权”。我不知道:这是学术探索的渊源,还是人生际遇的情缘?

  

   1984年9月,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史称“莫干山会议”),我有幸参会。那时,您正在国家体改委“负责调研”工作。正是在此会上,遇到你委的中青年徐景安以及会前在三里河与您见过面的张维迎(他已经内定将去您筹建的“体改所”工作),说起您,说到您正在筹建“体改所”,也说到您的改革观点,谈话中流露出对您的尊敬之情。会后,另有几位莫干山骨干,如王小鲁、张钢、张少杰、高梁、刁新申以及蒋跃等等,或先或后地调入您领衔筹建并担任首任所长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连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研究室的郭凡生等三年后也相继加入)。这里固然有时代的机缘,同时,我想:与您个人的吸引力,特别是理念,也应该有某种情缘吧?

  


(图3,1984莫干山会议照)

   这期间,曾发生一件小故事:改革初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接受了国家下达的重要科研任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在老师、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的主持下,经过三年的研究和写作,谷老师带领我们(杨玉川、常修泽)完成了一部长篇研究报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主张按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思路实施改革。该研究报告内部上报后,1984年7月前后(十二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起草期间),还曾接到北京来电,说报告中间“缺一页”(即所谓“缺页的故事”,本人《学术自传》对此有实录)。

  

(图4,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图片)

  

   有意思的是,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8月底,您在北京西苑旅社(现西苑饭店)召开研讨会,并在9月7日将研讨意见上报,建议中央“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后来见到有关领导这段批示:“请起草小组阅,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理念,几家研究报告(包括体改委、社科院以及南开报告等),可谓“不谋而合”。此时,虽然与您未曾谋面,但有一种“神交”的感觉。

  


(图5,高尚全先生《建言》中有关西苑旅社研讨会片段)

   由神交到相识,与您第一次谋面,是1988年在京西宾馆。那次,您主持由国家体改委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我和戈晓宇的论文《产权市场论》有幸入选,并引起您的重视,安排我在大会上发言(该文会后发表于上海《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正是受此激励和鼓舞,我在此基础上,连续几年作战,主笔出版了《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第1版)。您欣然为之作序,除提到当年对《产权市场论》“引起兴趣”外,并称新著为“产权交易领域的一项新鲜成果”,还在《经济日报》发表书评《对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新探索》。这第一回谋面,第一次推荐发言,以及您为我专著写的第一篇序言和书评,作为一个中青年经济学人,受此扶持,我怎么能忘记?

  


(图6,《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序言)

  

   更使我难以忘怀的是,1989年春天的 “改革十年”大会(全称为“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论会”),在北京京丰宾馆举行。近日,微信群流传当年大会主席团名单,您位列十名执行主席之首(我作为天津代表忝列其中)。在这个有全国400多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各种思潮涌现:稳健改革、偏于保守和偏于激进三种意见激烈争辩。我参加了几次执行主席会议。在您和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等执行主席的共同主持下,会议顺利进行并圆满结束。闭幕前,受到中央政治局、国务院领导和中央顾问委员会老同志的接见。在改革十年这一关键节点上的会议,受到各方关注和重视,是很不容易的。对这样一个重要会议且直接共事数日,我又怎么能忘记?

  


(图7,当年“大会主席团”名单)

  

   二、进京之后:最忆指点与支持

  

   1995年,我调入北京,在原国家计委(1998改为国家发展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2003年,您原所在的国务院体改办与国家发展委合并,听说新机构的简称还是您提议并坚持的:“国家发改委”。因同在一个系统,使我有机会更多接触您,也有更直接的当面讨论和交流。

  

  

图8,参加《经济研究》高层论坛,图为高尚全(左二)、王梦奎(右二)洪银兴(左一),常修泽(右一)


   这期间,得到您的诸多指点和支持,难忘的片段很多,这里只选两件。

  

一个是关于“广义产权”。我没有忘记,2003年春,国家发改委新建伊始,中央决定当年10月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要讨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您是《决定》起草组成员之一),其中打算写一段“产权制度”。根据中央起草组的部署,国家发改委通过宏观院让我提供一份内部基础性研究报告。基于学术积淀,我在研究报告中建议中央“从广义上”把握“产权”内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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