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社会主义契约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1 次 更新时间:2021-09-05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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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 (进入专栏)  

社会主义契约论



党导立宪制理论提出者柯华庆教授于2021年6月26日下午两点,在北京亦庄上海沙龙举行“党规与社会主义法治论坛”第二讲,报告题目为:社会主义契约论。参会人员有:柯华庆、王成栋、杨明宇、宋凯、武凤娟、张峰铭、郑阳、陈可鑫、曹文文、骆颖、陶诗媛、郑能量。


报告分为四个主题:

 1、人民民主专政还是人民民主法治?

 2、为什么人民民主法治优越于自由民主法治?

 3、为什么人民民主法治必然是党导立宪制?

 4、社会主义契约论

 其中,第四个主题是本次报告的核心主题。


一、报告的整体思路

拜登在今年的3月25日,提出了一个命题,即:美国西方与中国的竞争是21世纪的民主与专制的较量。美国西方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而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专制的。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中国社会主义当然也是民主的,但我们的民主和美国宣扬的民主有很大的区别。


至今为止,社会主义是没有国家理论的,我经过近两年思考提出的社会主义契约论试图为社会主义提供国家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后,我可以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完善的路是漫长的,有赖于包括诸位在内的很多人的努力。


二、人民民主专政还是人民民主法治?

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比美国资本主义民主更广泛,但是有理说不出,因为我们一直困在“中国特色”中,但是在国际话语权的竞争里面,更具有普遍性的才能够占优势,我们只有将社会主义的普遍价值和理论讲透了才能树立起话语权。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历史阶段,但现在我们很多人害怕讲社会主义,甚至于有很多人还认为社会主义是邪恶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实践中曾经犯过错误,经历过复辟,这也是新生事物发展几乎都要经历的,因为保守势力在新生事物发展之初相对更加强大。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对人类发展方向进行否定。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的而立之年,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惑之年,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更加自信,更加坚定自己的道路。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新中国政权的理论基础,如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不久写的《国家与革命》,基本奠定苏俄政权的基础。至今《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宣称的国体仍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多人对“专政”的理解是独裁统治或者专制统治,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他们认为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他们认为是“一党专制”,二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民主独裁”或“人民民主专制”是通用的。


毛泽东当年所讲的“人民民主专政”究竟是什么意思?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少数反动者实行专政。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在1848年首次提出的“专政”是指资产阶级专政,后来提出以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派选举产生的议员对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制度进行否定,于是列宁决定采取专政手段,解散了议会,从而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因此,在革命时期和刚刚取得政权但还不稳固时,不适合采取民主方式和法治方式对待反动派。毛泽东的创新,是把无产阶级专政换为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人民民主专政,都比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性要强。


革命取得成功夺取政权后,甚至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建立起来后,还需不需要这种专政?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稳固之后,就采取民主法治。毛泽东也是这样,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四宪法里面就把“专政”这个词删掉了,因为那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他觉得政权稳固了,所以仅仅用“人民民主”。


法治背后有没有专政呢?有的。任何法治背后都是暴力,但要树立政治权威,需要换一套说法,让人们自觉服从政权。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长时间的意识形态建构,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包装成全民的,而且输出到世界上所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未能将政治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威,所以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语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基本上是教条主义,将马克思用于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革命理论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和制度的认同,甚至于背道而驰,正如当前党校系统和马克思主义学院中不少反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革命前的话语和革命后的话语一般是不一样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擅长讲故事,运用所谓普世价值和制度,团结更多的人,美国不仅仅重视军事和经济硬实力,而且重视意识形态上的软实力,软实力成本少,而且能够让人“心服口服”,比硬实力的影响深远。美国通过给中国扣“专制”“独裁”的帽子来打压我们,“专制”“独裁”意味着愚昧、落后、极权等等不符合人类发展方向。我们当前的意识形态话语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你叫人家怎么相信?!


三、为什么人民民主法治优越于自由民主法治?

《人类简史》认为,人类与动物之间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虚构故事(也就是理想的价值与制度),故事像胶水一样把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众结合在一起,故事让人类成为万物的主宰和人类进化的动力。


智人合作战胜动物和尼安德特人,主要是因为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社会合作是人类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关键。之后的文明大体发展如下:


首先是农业文明的巨大的进步在于定居、种植、养殖,使得粮食比原来从事畜牧业、采集业的多得多,人类才有一部分时间解放出来干别的事,一部分人就能够从劳动中脱离出来,有国王、贵族、诗人、学者、科学家、技工等等,形成等级合作模式(儒家的伦理模式和汉谟拉比法典都把人划分了几个等级)。在封建社会,经济利益是按照政治地位来划分的。


工商文明是科技革命之后,交通、生产飞速发展,资源被充分利用起来,人的智力明显提升,平等、民主意识觉醒,资产阶级领导人民推翻不劳动的贵族阶级。法国大革命有两条路线,一是平等主义者,一是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者占据优势,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通过代议制为资本主义盖章。代议制事实上不是民主制,而是贵族制。


社会主义之所以可以比资本主义更强大,就是因为社会主义不只能够通过采取市场经济实现经济上的合作,而且可以通过德知能兼备的党的领导来实现政治上的合作。美国权威机构调查显示,我国老百姓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满意度很高,远远高于美国民众对美国政权的认同,这才是民主的体现。得到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人民的支持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需要走上宪治和法治的道路,也就是党导立宪制和人民民主法治。


赫拉利认为,1945年法西斯故事失败了,1989年共产主义故事失败了,2016年自由主义故事失败了,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故事可以讲,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讲好现代社会主义故事,让现代社会主义故事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故事。


四、人民民主法治必然是党导立宪制

我们现在一说“法治”,就以为只有一种,就是三权分立那一种模式。我一直保持一个中立的观点,资本主义仅仅是一种法治模式,封建社会也是一种法治模式,中国社会主义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


亚里士多德分了三种政治模式: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这个分类很经典,但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不能解释现实,因为在一个较大的政治体里面,仅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二元划分是与现实不符的,不能解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区别。2019年我提出了三主体国体分析范式。任何社会里面会有一个老大,有几个稍微强一点的,绝大多数是弱者。具体有三种类型。在民主革命之前的封建社会是少数人统治,国王或皇帝联合贵族统治绝大多数老百姓,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封建社会有三种模式:有封官建国、封地建国和党国。第二种是少数强者联合大多数中的一部分人,节制国家权力,但最终目的是实现少数强者的统治,即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第三种是最强者领导底层老百姓,节制资本家和权贵,是社会主义,也可以称为民主君主制。有一段时间,社会主义对中间阶层压制得太过了,比如文化大革命,这是违反人性的,但只要是社会主义政权,就必须节制资本家和权贵,否则就会被颠覆成为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在封建社会,皇帝是绝对强者和统治者,大一统实现了非常有效而稳定的统治,董仲舒“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既使得所有人接受君主的体制,同时通过天灾迷信来节制皇帝的权力,使皇帝的行为受到节制,更好地维护了封建统治。秦皇汉武奠定的“阳为德,阴为法”的治理是两个适用于不同对象的治理模式,可以称为两个一层楼法治。所以成为两千多年的统治模式,优越于商周封建主义和西方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没有特别针对哪一类人,法治模式是平房结构,是一层楼法治。社会主义国家是党领导人民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政权建立之后,国家就是会分为党和人民,党非常强大,所以党只要不出问题,国家就会稳定,所以必然要规范党的行为和权力。和封建社会法治的不同在于,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是统一的,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不断互动的,好比有楼梯的两层楼房结构,上下联通,是两层楼法治。中国共产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据国家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导法规领导国家和人民。


最后我们讲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社会主义契约论。

人民民主法治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契约论。我主张现代中国应该抛弃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人民民主专政过渡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的国家理论,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独立的长期存在的国家形态。如果说封建社会是让少数人自由的话,资本主义是让简单多数人自由,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是实现绝大多数人自由,也就是邓恩说的“让人民自由”或者我说的“共同自由”。封建社会是非民主社会,按照我的分类,称之为“贵族君主制”。


目前,赋予民主国家正当性的两大流行国家理论是契约论和功利主义。古典契约论主要有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和卢梭三位思想家。霍布斯通过提出“人类之中某些人的缺陷会使得自然状态下的社会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主张个体达成协议,让渡权力给国家,为君主制提供了一个同意的基础。洛克与霍布斯不同,洛克的国家契约论并不主张签约各方让渡一切权利给政治共同体,而是主张有限让渡个人权利,所以国家仅仅具有有限权威而非霍布斯的无限权威,这其实为后来的资本主义民主奠定了理论基础。相较于霍布斯、洛克,卢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性雏形。


但古典契约论都没有事实基础,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国家是通过国家契约建立的。契约的精神是要求每一个人同意才可以,要求国家获得每一个国民的同意在现实中怎么可能?有人说可以用脚投票。只是达官贵人才可以用脚投票,一个老百姓怎么用脚投票?饭都没得吃,他能移民吗?他根本移不了。正是因为非现实性,所以在休谟(David Hume)和边沁(Jeremy Bentham)批判之后,契约论两个世纪抬不起头。战胜契约论的是功利主义,所谓功利主义,是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


契约论对政治权威的吸引力在于同意的规范理由。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契约论随着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正义论》而复兴。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依赖于无知之幕假设,然而无知之幕假设也不符合事实,但表达了人们追求公平的正义和平等的自由的理想。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只是一种理想的国内民主主义,但不适用于国际社会,罗尔斯支持美国的霸权主义。20世纪《正义论》在政治哲学里面是独统天下的,这说明世人对同意的向往。


基于这样的分析,我提出社会主义契约论,唯有这样,才能让社会主义更有感召力。


社会主义契约论由党的道德契约、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契约和人民共同自由三部分构成。首先,党的道德契约是指通过章程表达的意识形态认同吸收个体自愿加入,将全体党员凝聚成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整体,既具有契约的现实基础,又具有理想追求。


卢梭的“公意”和黑格尔的“公共利益”是作者将自己的价值强加给每一位国民,根本在于没有自愿性,不满足契约的自愿性原则。共产党的道德契约或者说公意契约具有现实的自愿性和理想性。当然,我们不能夸大这种理想性,党员的道德只是相当于国民来说更高,而非完全没有自身的利益,而且为了确保共产党自始至终具有公意性,只有通过更严格的党内法规来进行规范。


其次,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就是关系契约。这个政权怎么来?为什么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会打败掌权的国民党?以淮海战役为例,陈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其实就是民主,是人心向背。为什么毛泽东特别强调,党和人民的基本关系,是种子和土地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这就是民主性。但问题是建立政权之后,这种关系要继续下去,就需要契约。西方党争民主是自由契约,自由契约最大问题是四年一换,像这样的政府就不解决长远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中党与人民的关系是关系契约,关系契约是以诚实信用为基础的契约。


关系契约理论是二十世纪提出来的。关系契约之所以必要在于契约内容的复杂性和契约跨越时间的长期性。政治契约就应该是关系契约。关系契约要求契约前有义务、契约中诚信和契约后有责任,而非简单的自由契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完事。自由契约仅仅要求合意,而关系契约要求诚实信用来维系合意。最典型的关系契约是婚姻契约,我研究过合同法多年,2003年就写过一篇论文《婚姻作为关系契约》。


再者,人民共同自由是共产党道德契约要实现的价值。休谟、边沁的功利主义,与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有相似之处。我据此提出了实效主义。和邓小平当年说的“共同富裕”不同,我更建议“共同自由”。共同富裕是物质层面上的共同自由,是共同自由的基础,共同自由会比共同富裕更包容和广泛。共同自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终极意义上的共同自由正是马克思、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毫无疑问,共同富裕非常重要和关键,但容易让人误解为所有为钱转,官员为了钱,学者为了钱,寺庙为了钱,所以寺庙打包上市,走哪都谈钱,学者在一起,常常关心的是,你发一篇文章有没有奖,奖多少?对评职称有没有用?而文章本身解决了什么问题则在其次。真正做学问的人,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才对。我认为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是缺陷很大的,我和我太太写了一本书叫《共同自由》,也可以叫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自由,强调从家庭到世界都应该追求共同自由。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就是共同自由。现在的问题是共同自由怎么实现。党员自愿结合形成的道德契约,加上党与人民的关系契约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社会主义契约论为社会主义的领导型合作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不仅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可以推广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后,王成栋教授对此次报告进行了简短的总结:

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法治如何优越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法治?西方法治下,总统当选后事实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谓的制衡只限定于正常状态,在非正常状态,宪法赋予了总统绝对的权力,比如发动战争。这远远不如中国共产党推行的社会主义法治,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的利益,这通过契约理论是可以解释的。

关于“人民民主法治必然是党导立宪制”,和“社会主义契约论”的观点,王教授表示基本同意柯教授的观点。


撰稿人:陈可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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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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