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权关系以契约为形式，同样也以“绝对的法权命令”为伦理性的标准，这个绝对的法权命令，即普遍的权利原则，康德表述如下：“因此普遍的权利法则是，要这样在外部行动，使得你的任意（Willkür）的自由运用按照一项普遍法则而同每个人的自由能够共存。”[19] 这种自由的外部伦理关系的法权规范，可以说是普遍的伦理法则（正当性、正义性）在外部政治生活中的应用，它规范出一个“好的伦理”（eine gute Sitte）风尚来，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道德的阴影”，它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公共领域的规范秩序。这一秩序，如果按照康德的程序性立法来理解，实质乃是“伦理”塑造“共识”的结果，而非协商求得“共识”。它之所以不能是一个“阴影的王国”，乃是通过法权的规范建立起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外在行动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权利与义务相对，义务基于权利，这是康德义务论的一个历史进步。将其视为道德命令的“阴影”，可能看到的只是“义务”，而忘记其根本乃是“义务”成立的根据：建立在相应的权利基础上。在此意义上，康德坚持了“正当”（正义）优先于善的观念，是康德伦理学进步性的表现。而仅仅把他的实践哲学解读为主观的“道德性”，是看不到这一优点的。

　　 康德同时强调，法权的基本原则之意图不是教导德性（Tugend），而是阐述外部伦理关系的“正义性”，它只规定外部行动的“合法性”，而不涉及为外部行动提供动机，因而不涉及行动的“道德性”。在此意义上，他把法权伦理关系区别于德行之道德性关系，为行动提供动机的，属于“德性论”伦理学的事，这部分是与法权伦理性相对的“道德性”，属于康德“狭义伦理学”，在此“道德性”意义上的伦理学，康德明确规定它是与法学相对的：“伦理学不为行动立法（因为这是法学Ius的事），而只为行动的准则立法。”[20] 因此，为主观准则立法的道德性，也是通过“伦理”的先天立法的原理涵养出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和道德立法的关键，不在于主观任性的自由，而在于主观任性的自由自觉自愿地服从于伦理的普遍法则。这才是康德道德主体性的意义，通过对自身主观情志的立法，而让主观之情志清除自身的主观性，产生出一种真正的道德情感：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感；继而产生出一种自律的准则：与普遍的伦理法则相一致的准则才是在道德上许可的。这才是一个现代自由人格必须具有的德性。

　　 由“伦理塑造共识”，在康德这里还通过由道德而通往宗教的“伦理学神学”表达出来。伦理学神学将至高的道德神学化而达到将宗教伦理化与道德化，这构成了“伦理”对人类共同信仰的塑造，没有共同的信仰和信念，任何协商对话都难以达到什么共识。由对什么是正当的正义共识，人类的法权政治共同体得以形成，政治共同体的价值与规范之共识，也反过来会促进“伦理共识”的形成，使习俗的伦理达到理性的自觉。因为关于什么是“正当的”（正义的）的共识，本身就是伦理理念的内涵，对此内涵的自觉，是涵养每一个自我立法的理性存在者联合为一个超越主观的“伦理自然状态”而达到“伦理共同体”状态的关键。因此通过道德性的立法，每个理性存在者自觉自愿地服从于一项普遍有效的伦理法则，这是伦理共同体的标志。所以，“道德性的立法”其本质不是维护准则的主观性，而是消解其主观性而共同参与到对普遍伦理法则的敬重与服从。

　　 就此而言，我们的结论是，哈贝马斯将康德的主体性立法原则发展为主体间性的对话，不是对康德的发展，相反，在真正的道德性意义上，说它是对康德的倒退实不为过。

　　 注释：

　　 [1] 哈贝马斯：《再论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童世骏译，姜锋校，载《哲学分析》2020年第1期。

　　 [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2页。

　　 [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2-293页。

　　 [4] A.MacIntyre，Der Verlust der Tugend.Zur moralischen Krise der Gegenwart，Frankfurt/New York：Campus Verlag，1987，S.60.参见《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5] 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译名对照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杨云飞译、邓晓芒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目录”。他们都是把Sittlichkeit（伦理性）翻译为“德性”。

　　 [6] 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李秋零译：“伦理学……在这里经验性的部分特别叫做实用人类学，而理性的部分者可以叫做道德学（moral）”（4：388）——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页。

　　 [7] 参见Maximilian Forschner，Die Stoische Ethik，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95，S.145.对于赫洛克勒斯（Hierokles）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可借鉴的材料，德文出版了：Der Text des Hierokles-Paprus（Zeitgenosse Epiktets）wurde veröffentlicht von H. v. Arnim，Hierokles；Ethische Elementarlehre，Berlin1906，Berl.Klass，Text，Heft4。

　　 [8] Maximilian Forschner，Die Stoische Ethik，S.145—146.

　　 [9] Luciano De Crescenzo，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von Sokrates bis Plotin，Zürich：DiogenesVerlag，1990，S.54—55.

　　 [10] 参见邓安庆：《论康德的两个伦理学概念》，载《伦理性研究》2019年第4期；邓安庆：《再论康德哲学中伦理与道德的区分及其意义》，载《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11] 哈贝马斯：《再论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载《哲学分析》2020年第1期，第93页。

　　 [12] 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李秋零译，（4：389），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第395页。

　　 [13] 同上（4：390）。

　　 [14] 参见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20d1—323a4（Platon Werke，Band I.1：Phaidros-Lysis-Protagoras-Laches，In der übersetzung von 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Berlin：Akade）.

　　 [15]（KpV，AA05：30），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4：434），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16] 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4：434），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第442页。

　　 [17] 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4：434），李秋零译，载《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第448页。

　　 [18] Jürgen Habermas，Erläuterungen zur Diskursethik，Frank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91，S.32.

　　 [19] Kant，Metephysik der Sitten，A34/35，B35，in Kant Werke，Band IV，Hrsg. von Wilhelm Weischeldel，7 Auflage，2011，Darmstadt：Insel Verlag，S.338.中文参见康德：《道德底形上学》，李明辉译，台北：联经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20] Kant，Metephysik der Sitten，A19，in Kant Werke，Band IV，S.519.中文参见康德：《道德底形上学》，第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