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与经济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28 次 更新时间:2007-01-10 01: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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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 (进入专栏)  

  

  本报前几期曾刊登了张维迎博士和汪丁丁博士的一次对谈,其中提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崔之元博士的一些观点。为使读者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更全面的比较,记者特地在京又采访了崔之元博士。

  

  记者: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学术背景?

  崔之元:好的。我原来在国内学习应用数学,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现在在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任教。

  所谓政治经济学与我们的理解有所不同。它包括公共选择理论、理论经济学、际徂理论,到现在发展的博弈理论等。以前比较正统的、经典的经济学;都是企图找出一种均衡,比如供给均衡,而且找出均衡还不够,还要求均衡的唯一性。在相当长的西方经济学历史中,都是在想办法证明均衡存在,而且往往都用拓扑学中的不动点定理来证明,传统经济学都认为只有证明了无知的唯一性,才能使理论具有预测性。在相当长的西方经济学历史中,都在想办法证明均衡存在,而且往往都用拓扑学中的不动点定理来证明。传统经济学都认为只有证明了均衡的唯一必必才能使理论肯预测性。因为如果你有很多个均衡,那就又产生哪个均衡好的问题。但是博弈论的引入,使人们发现在人的相互作用、相互冲突中均衡是很多的。现在,又有很多人试图事后设置很多条件,使均衡再唯一起来。我所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这种均衡的多样性恰恰是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因为均衡多不见得是坏事,这恰恰说明不存在唯一的最优解,而是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理想、不同的政治利益等等的博弈结果可以使均衡朝某一方面去而不是朝事先按纯经济目的设定的唯一的均衡点。

  

  记者:汪丁丁先生曾在与您的讨论中,提出他对世界的基本预测是不确定的,这与您研究时的假设是否一致?

  崔之元:我也承认世界的不确定性是毫无疑问的。但汪丁丁博士往往是简单的两分法。他对确定的理解就是计划经济,不确定的就是市场经济。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复杂得多。不确定本身就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也反对一切都靠指令性计划。在市场经济中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都是解决不确定性的办法。比如我曾提出的“鞍钢宪法”、日本的丰田生产方式都是解决不确定性的方法。因为生产当中本身有很多不确定性,而对不确定性的反应和组织的制度形式是很多的,像前面提到的生产方式,都要求和不确定性联系最密切的人能够随时对不确定性有所解决。比如全面质量管理,就不是像以前等产品出厂前才做一个检查,而是要求随时随地解决问题。

  我同意不确定性是个根本。但是觉得汪丁丁博士、张维迎博士在讨论中,都把一些很笼统的概念和概念所反映的或者能够体现这个概念的制度形式给一一对应起来了。事实上,一个概念后面有很多种制度形式相对就就而并不是唯一的。

  

  记者:您写的《美国29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发》一文引起较大的争认认您能否谈谈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崔之元:好的。第一个目的是介绍西方实践和理论上的一些最新发展。比如80年代末以来,从宾夕法尼亚州公司法的变革到现在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是很在必要介绍的。

  我曾提出国内要有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的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这是很正确的,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很大贡献的。而现在我们思想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僵化,其表现是逻辑上的“内部否定”和“外部否定”的一种混淆。比如,以前说:任何文章都必须引用马恩列斯。这是原来的命题,我们将它正确地进行“外部否定”后就是:不是任何文章都必须引用马恩列斯。但错误的“内部否定”就是:任何文章都必须不引用马恩列斯。所以,我说第一次思想解放虽然有很大成果,但在我们的知识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僵化,甚至对西方都采取一种不开放态度,只介绍对自己观点有用的东西。比如对哈耶克的介绍等等。这我也很理解。实际上我本人在国内对哈耶克的介绍是相当早的,1986年就在《读书》上介绍了哈耶克思想。但后来到国外后,感到很在必要对西方的思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是现在很需要的,也是最起码的。

  像哈耶克的观点是极端片面的,在西方属于少数极右分子的观点。哈耶克的荥加哥大学的时候,包括研究不确定性最早的奈特都认为他的思想极端混乱,不同意让哈耶克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我认为哈耶克的许多思想是自相矛盾的。例如,一方面他正确地批评原来的指令性计划,强强调不完全信息,不确定性。原来的指令性计划也非马克思本人的设想,而是列宁根据德国战时的经济发展出来的。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对前苏联、中国等经济的发展是起了作用的。当然指令性计划后来确实不适应经济的发展了,但我们没有必要把指令性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不可缺乏的本质,如果这样就是错误的了。另一方面,哈耶克如果彻底坚持不完全信息、不确定观点的放放他就不会同时提出取消整个中央银行。因为,哈耶克认为现代西方国家的货币发行没有竞争性,是垄断的,所以也不是市场经济。但是,他就没有看到银行所面临的大量不确定性,如果没有中央银行以及政府的担保机制,银行就会大量连锁倒闭。就像美国29-33年的大危机一样。从1935年以后,美国银行法就规定,对存款10万美元以下,如果银行倒闭了存户还可以把钱拿回来。如果你有20万、30万,你就要分别到不同的银行中去存,而每个银行都要向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交一笔钱保险。而这个机制也是基于不完全信息。因此不确定性有着极端丰富的表现形式,我们不能对不确定性得出任何一个简单化的理论。

  哈耶克还有一大混乱,一方面反对计划,反对理性设计,主张一切都是自发的,同时他自己又陷入了高度细致的理性设计中,最明显的就表现在他自己设计了一个模范宪法(model consititution)。其中他提出只有45岁以上的人才可能有权被选举到议会中去并且15年才改选一次。他是想尽量减少民主的程度。这表现出他的高度贵族精英化的思路也表现出与他主张自相矛盾之处。

  以上是哈耶克的两个问题,而我认为哈耶克最根本的问题,这也是汪丁丁博士存在的问题,即关于自发和自然的秩序。哈耶克本身也没有定义什么是自发,什么是自然的,他在最新的《致命的自负》中提出要重新写字典,要把“社会”这个字从字典中取消。他认为“社会”这个词很糟糕会给人以人为 (artificial)的感觉,似乎社会是和自然对立的,所以社会就不是自然的。而他身并没有定义什么是自然。我们可以举土改革为便,研究东亚发展的许多台弯、日本学者认为土地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那我们就可以向土地改革是不是自然的,是不是属于一种自然的秩序。如果你认为任何既得的权利结构都是自然的,就不能进行土地改革。如果认为通过民主的方式打破现有的权利结构也叫自发的自然秩序,将革命也叫自然秩序也未尝不可,但这就使自发自然的概念成为无所不包的、无意义的词了。因为一个词要有意义的话一定要有鉴别力区分力,如果什么都叫自然秩序那就与什么都没有说差不多了。哈耶克强调自发自然秩序是要反对理性的东西,但实际是像上面举的土地改革的例子都是一种理性的设计,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社会改造方案。

  我们现在对理性设计的改造方案本身关键是要看它的民主性如何。我们不能笼统地反对理性设计,而是要看它民主的基础怎么样,是不是对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对社会普通劳动者有利。如果有利,就不能笼统地说理性设计不好。我们应该反对的是那种将政治和经济的独裁高度结合在一起,并把自己标榜成是理性的唯一代表的那种理性设计。

  我举哈耶克的例子是想说明,我1986年在国内也介绍哈耶克,但当时只看到他反对、批判计划经济的思想,而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他在西方的影响远没有在我们国家影响大。再比如,不完全信息这个理论创始人,现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他是萨谬尔森的博士生,24岁得到学位)就提出:按我们的说的去做,但别按我们做的去做。他的意思是西方经济学也面临严重脱离西方经济实际的问题。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是1946年设立的,它起着咨询建议的作用,但政策制定本身还是一个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过程。而在现实中,经济学家的作用并不大。比如我们看美国历届财政部长多是法学家出身。这也是我为什么在一系列文章中谈了许多法学内容,美国的法学传统特别是common law传统和实际结合非常密切,它是根据一个个判例积累起来的,所以,至少我们对西方法律应该和经济学一样重视,因为法律是非常联系实际的。再回到斯蒂格利茨,他在西方很有名,而且已经来我国访问过两次了,但我们好象完全没有对他的评价。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不赞成介绍哈耶克、米塞斯、科斯等,而是需要一个对西方较全面的认识,这里还包括对像科斯等本人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当然,我注意到一些很好的现象,像盛洪博士最近在《读书》上介绍科斯本人对西方主流经济滨批评。但这在国内还是比较少。国内流行的看法似乎是西方经济学已经很成熟了,我觉得这就不符合事实。我所说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要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和中国的情况。而我的《美国29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发》这篇文章就是想做些介绍工作,我在文章中引用了许多最新的文献,希望介绍给读者。

  

  记者:那国内的学者应该怎样解决一方面是刚刚起步的对西方经济学一些基本学术传统的了解,另一方面又存在对最新文献的不了解的困难呢?比如您在《中国书评》95年9月的《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先生商榷》一文中,介绍了许多经济学基本前提面临的挑战,而如果这些刚刚被接爱的传统又有问题的话,对经济学的更广泛应用和传播是否有利?我们在接受知识传统时是否应该有一个过程呢??如果现在又是否定之否定,那我想很多人将更迷惑,甚至不知所措。

  崔之元:我想经济学并不是像数学一样,是一步步推进下去(当然数学也不是全部如此)。而是一开始就存在不同的思想和范式的争论。比如不完全信息问题,斯蒂格利茨本人是把不完全信息数理化最早的人,但这并不是在哈耶克、米塞斯等的理解之上取得的。而是一开始对不完全信息就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因为现实中不同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及思想的冲突会在学术上使人们偏好某一种理解。法国很重要的思想家福科(Michel Foucault)曾写过一本《知识考古学》,他研究关于思想、学说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有)中某一种学说好象被认为是相对正统的,被多数人接受的,但并不意味这种学说真正反映和揭示了客观现实,而主要是和一些非常复杂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即使对同一种现实实很多不同的理论都可以解释。福科在《知识考古学》中非常强调知识和权利的关系,很多人把知识和知识者本身企图争夺所谓话语权结合在一起了。我的根本意思就是对学术本身是不能迷信的,而需要大量的独立思考和调整研究。这也是我本人在求学过程中慢慢悟到的。这又回到刚才的思想解放,摆脱两分法的问题上去了。

  

  记者:您写《美国29个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发》的其他目的是什么呢?

  崔之元:刚才说了第一个目的是介绍一些西方的最新发展动向。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中国照搬这29个州的公司法。但我们公司法的发展实际上是有照搬倾向的,而且是在不了解美国变革情况下照搬的。

  我所思考的一个方向是关于经济民主问题。而具体应该怎样做我还在思想,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看法。但从经济的民主化角度来看,29个州的变革是反映了这个过程。29个州公司法的变革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思路,虽然现在还谈不上很细致的操作方案。但我想我信在改革中比较缺乏这个思路:一是认为公有制是不行的,只有彻底私有化;二是坚持公有制,但又没有明确拿出怎样坚持的具体办法。如果拿不出办法,实际就容易导致一种官僚所有制,结果是各级行政部门互相分割、瞎指挥、乱批条子、对国有资产投资也不负责等等。就像社科院唐宗昆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做的一些案例研究说明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不能用汪丁丁等用不确定性这样的大概念回答的。比如他们的案例中有关于渤海啤酒厂国有资产流失4亿元的调查,其结果就是因为部门利益分割,地方和中央互相讨价还价等等导致投资失误而且无人负责。所以如果不讨论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来说坚持公有制,效果是很糟糕的。同时我认为全部都 要私有化才能解决问题,在逻辑上也是说不能的。这次回国很多人谈到武汉长江动力集团于志安携款逃跑的事。有人认为这就证明了财产不是私有的弊病,因为如果财产是私有的于志安就不会跑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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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学消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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