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是学术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8 次 更新时间:2021-06-28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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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 (进入专栏)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毫无疑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者的有机统一,只有深入研究、统筹协调三大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切实有效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对于这些问题,我曾经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写过一些文章,做过一些阐述。

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是学术体系。相对而言,学科体系简单一些,而学术体系非常复杂。如果在学术体系上取得了进展,那么在话语权、话语体系方面就不成问题,就很容易突破当前西方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是对学术的见解和观点。这个学术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包括文、史、政、经各方面。就历史学学科而言,其不同的分支学科,如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建立学科体系比较容易,更为复杂且困难的是建立历史学的学术体系。

那么,何谓历史学的学术体系呢?我认为这一学术体系是指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一系列认识。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提出了“向西方学习”。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其中的“师夷”就是指向西方学习。洋务运动后期,“向西方学习”由一些改良派知识分子明确提出来。此后,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等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事件中,“向西方学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界的主流认识之一。应该说,中国的学术体系是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是基本事实,是不能否认的。

总体而言,我们对近代中国的“向西方学习”应是肯定的。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可以反思鸦片战争以来的“向西方学习”。我们要弄明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哪些方面对中国的学术界、对中国人的思维有帮助和启发,推动我们改变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认识。此外,我们也应该反思,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是不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中心观”或其他较为狭隘的学术观念,从而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认识。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值得学术界高度重视。

近代以来,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总体评价是存在一个批判态度的。今天我们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那就与近代以来对中国历史的批判态度存在着一定冲突。所以,我们应该反思近代以来的批判态度,树立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把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都批判倒了,那我们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呢?世界有四大古代文明,但其他三大文明都没有延续下来,只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变化很大,但确实是一脉相承的。为什么其他文明几乎没有呈现同样的情况呢?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经沉沦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西方依然没有把中国的文明中断,也没有终止中国文明?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发掘精神力量。

近代中国的落后,是因为封建制度的腐败和落后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后来,我们认识到了,要学习、赶上西方,就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一点,我们今天已经做到了。当我们克服了生产力落后的状态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世界的四大古代文明中,三大文明都终止了,只有中华文明延续下来,而且在近代也没有被西方资本主义灭亡,到今天还能继承发扬下去,这本身说明我们的文化存在优越性。我们要反思,如果一味批判自己的文化,这是不是掉入了“欧洲中心论”陷阱呢?

欧洲曾有过漫长的中世纪,他们自己把这一段“黑暗社会”称为专制制度的黑暗。近代以来,欧洲人总是认为中国的社会就是专制社会。现在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我们到底是不是专制社会?例如秦朝,在过去的历史教材中,秦朝往往被叫作专制封建社会。在我主持的统编版高中历史教材编纂过程中,我们把秦朝称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在中国古代社会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一定都是皇帝一人说了算,皇帝之下有左丞相、右丞相、三公,还有很多大臣。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大臣之间要辩驳,要提出各自的理由。皇帝和大臣之间通常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国家大政并不一定总是以皇帝意志为转移。如果说秦统一以后,中国的社会都是专制社会,从历史事实上是说不通的。朱元璋废除宰相后,皇帝亲自与六部打交道。清代不仅延续了明朝制度,没有恢复宰相,甚至还成立了军机处。军机处事实上由皇帝决定军国大事,这个时候专制的性质才体现得比较明显。

我们的大一统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就开始建立起来,而西方国家政体形式很多都是联邦制。像俄罗斯联邦、美利坚联邦,还有一些欧洲小国也是联邦制政体。这种政体或许是以希腊罗马时期建立起来的城邦制国家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每个城邦都是独立的,所以要联合起来成立联邦。这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政治体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不管历史上曾经出现多么严重的分裂,如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都是大分裂时期,但都很快走向了统一。分裂不得人心,统一顺应人心,中国大一统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通过观察西方的政治体制,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不同。我们不能对欧美历史一味地歌颂,而对自己的历史一味地贬低,这需要认真反思。如果我们反思得很到位,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术体系就可能是一个全新的学术体系。我希望年轻一代的学者,能在这个方面下大功夫去思考,提出自己的新想法。

从历史学角度说,在历史学学术体系这方面我们想明白了,认识清楚了,我们的学术体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学术体系建立起来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也就能够站住脚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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