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孟子》是我从小熟读的书。当时我祖父教我的只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一则我年纪幼小，二则祖父也不大给我讲解；只囫囵地照本反覆地诵读，以至虽能背得出来，偶然看看朱注，却似懂非懂。陶渊明的“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是不肯、不愿甚至不屑于求甚解，是对当时政局和社会风气的反抗。我却是限于主、客观条件不能求甚解。前者是出于存心，后者是出于幼稚。
到专习中国古书时候，逐渐地能主动阅读不少有关书籍，便以探求原书本意为己志。我曾得到程树德的《论语集释》，这是作者在他重病卧床六年（1933年冬到1939年8月）中集中精力所作，征引书达六百八十种之多，三大厚册，字数以百万计，搜集古今人对《论语》的解释相当完备。可惜排印错误太多，字小，而且流传不广，因为是敌伪时期华北伪政府所印，稿本后来虽已由中华书局收藏，却再没有印行。这样繁冗的书，一般人也难得有耐心读下去。
我读了一遍，知道《论语》每一句无不有几种讲解，到底谁是谁非，本书很少判断，因此产生一个念头，若在纷乱众说之中，采取最接近原意的加以注解并译成现代汉语，岂不有益于今日青年？
《论语》是孔子和孔门弟子言行的纪录，孔子这人是否值得宣扬，先得考虑。我本来对孔子怀着相当的尊敬，又加以阅读有关史料和评论，别的不论，我认为至少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比任何古人都巨大的。
第一，在孔子以前，古代文献都由公家掌握，因之文化知识也由贵族垄断。民间既没有教师，也没有书籍（古人叫“简策”）。孔子虽系贵族的没落者，却能得到公家所藏简策，不但学习，而且整理，并教给学生。
第二，孔子以前，只有官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有“乡校”，便是郑国的国立学校，入学的都是贵族子弟，他们才能评论当时政治人物和措施。一般老百姓便没有学校可进，自然也没有老师可从。孔子则是中国第一位开办私学的人。他所招收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一般自由民，仅有极少几个贵族子弟。只要送他一点薄礼，便可列入门墙。由此可以推论，由官学向私学转化，由公家垄断的书册转到民间，才能有春秋末期到战国的文化勃兴，诸子百家争鸣。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庄子是对儒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人，但《庄子·天下篇》有下面一段话：其明而在数度（礼乐制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孔子孟子之徒）搢绅（儒服）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这话十分明白，简单地说：先有儒士，然后才有“百家之学。”由此又可以推出两条结论，一是曾经孔子学习、传授的古代典籍，后代才有传人，有比较完整的传本。今天的《诗经》《尚书》《周易》（仅《卦辞》《爻辞》二部分）《春秋》是孔子整理并传授下来的。至于《左传》所引的《志》（如文公二年引《周志》，宣公十二年引《军志》，更多的是单称《志》），都是孔子以前的古书，孔子或者无意，或者无暇加以整理和传授，便都丧失，只剩下被引用的少数语句。
又一是现今号称孔子以前的古书，如《管子》《晏子春秋》都是孔子以后人所托，前人早有定论。可以说，今日所传私人著作，没有早于孔子以前的。若讲中国文化史，孔子自是承先启后的第一人。由此之故，孔门弟子也受尊重。自西汉以至清末，《论语》便是士子的必读书。今天要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也必须以《论语》为根据，为准绳。这是我写《论语译注》主要动机。
要写《论语译注》，必须先深入了解《论语》本书的体例、词汇、语法，就是每词每句在当时的本义。我看了某些人搞的古书译注本，并没有下大功夫，其中较好的不过就他的水平依字面翻译，并不考作者的本意和本义，未免把译注看得太容易了。
我喜欢晋人陆机的一句话：“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昭明文选·文赋序》）我认为无论读什么书，必先探求作者的“用心”，才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若要得作者的用心，一定先求当时语句的流行意义，因此我在着手译注《论语》之前，先写了《论语词典》，这样，不致被纷歧的解释所迷惑。
譬如《为政篇第十六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句，虽只八个字，却“诸说纷纭，莫衷一是”（程树德《集释》案语）。歧义之所以产生，最大关键在于“攻”字意义的确定。何晏《论语集解》说：“攻，治也。”黄侃《论语义疏》说：“攻，治也。古人谓学为治。”朱熹《论语集注》引范氏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这几家以至另外许多家都把“攻”解为“治”。“治”不仅是学习研究，也包括实行、传播。孙奕《示儿编》却说：“‘攻’如‘攻人之恶’之‘攻’。”这一说不始于赵宋，南朝任昉作《王文宪公集序》曾说过：“攻乎异端，插图归之正义。”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也说：“《周书》设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将“攻”字改作“恶”字，也是和攻伐解相近。其后清末民初的王闿运作《论语训》也说：“攻犹伐也。”（但他释这句的整个旨意却错了。）
次要关键的词是“已”字，“已”字旧有三说，孙奕说：“已，止也。谓攻其异端，使吾道明，则异端之害人者自止。”程树德却说“‘已’者语辞，不训为‘止’。”而《晋书·索传》说：“攻乎异端，戒在害己。”似乎把“已”字误认为“自己”的“己”字。至于“异端”，尤其有不同解释，自然不是孟子时代的杨朱墨翟之说，也不是韩愈时代的佛老和和尚道士。有人认为是老聃之说，那是误认为老聃在孔子前，至少今天所传《老子》的著作和流行是在孔子和《论语》以后。我研究了《论语》的词法和句法，采取了孙奕的说法。
写《论语译注》时候，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是一九五五、五六年，正值重视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时候，若向图书馆借书，只要开一书单，图书馆便派人送到家。这的确对研究工作者给予极大的方便，是具体地支持研究工作。但我被划为右派以后，被批判时，却成了罪名之一。说是借图书馆的书，隔不久便一车车（平板三轮）地送到家，一摞摞地送上楼（我住三楼）。这是图书馆在履行职责和规定，罪名却加在我头上。自然，那时是不容说理的。黑云未必能压城，功劳（或者说苦劳罢）却变成罪过。幸而这时我早完稿交给中华书局了，不然便很难继续写下去。
我在中文系被批倒批臭后，临时被安排在历史系教了一段时间《史记》。暑假后接到通知，调到兰州大学中文系，可以说是去“效力”罢。中华书局接到我《论语译注》清稿后，交童第德先生审查并任责任编辑。童先生颇有中国学者的旧风度，认真而踏实，我后来到中华书局和他共事，相处甚得。这部书是我到兰州以后才出版的，当时，出右派分子的著作，自是大胆！金灿然同志（中华书局总经理总编辑）也因此受了批评。
但我并不因“有罪”而停笔。我还继续写《孟子译注》。当时中华书局派人到兰州大学组稿，不晓得哪一方是出谋划策者，商定压我拿出《孟子译注》全部稿件。我以戴罪之身，哪里敢有二话，况且我已经忧患受创不小，更不存名利思想，不但乖乖地，而且毫无可惜之心将所有《孟子译注》稿本交出。兰大中文系便组织若干师生讨论，据参加讨论的几位告诉我，讨论中七嘴八舌，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几乎无法定稿。有人主张用举手方式表决，以多数定是非，但进行了一段，觉得不妥。最后还是交给我，让我全权裁定。我看了他们对我原稿的修改和他们讨论纪录，啼笑皆非，却不敢、也不想露之于形色，耐心地默默地又把原稿恢复本来面目。
但第一次出版的《孟子译注》译注者是“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小组”。自然一切有关人士都分得若干元稿费（有人告诉我，他举了一次手，分得七十元），我被认为是“审定”者罢，也喝了一口汤。
我在兰州时间不到三年，忽然接到通知，调我回北京，到中华书局报到。兰州有人说：“有大学教授不当，却调到书局去卖书！”以为我再度被“贬谪”，这些人是对中华书局不了解，我也只好心中暗笑。来到中华书局不久便有一张大字报是点我的名的。对我开了一次批判会，既没有任何事实，谈不上揭发；也没有举出任何罪证，只是空空荡荡地说我如何不老实。我当时想我又不是自己要求调来的，有什么不老实？怎么调我来的经过我事后才了解。后来我才领悟到，这是承袭了宋太祖立下的规矩，先打一百杀威棒。对新进本单位的右派，实行所谓“打威风”之谓也。我那时“戴罪立功”还来不及，何威风之有哉！
会上有人睁着眼睛说瞎话，竟大声对我吼着：“《孟子译注》是你做的吗？”我处于低头认罪的情况下，夫复何言！《孟子译注》是我做的，明眼人都知道。这书已经被人强抢了去，我不曾有怨言，更不敢吐出一句“是我做的”的言语。我才知道，在极“左”路线影响下，不摆事实，不讲道理是当时的风气，我只能“低头认罪”，默不吱声。
六一年摘除我的右派帽子。中华书局当局调了《孟子译注》的原稿，加以考查，肯定每字每句都是我的，这才和兰大中文系联系，主张改用我的名字重印。兰大中文系竟然不同意，却说重印区区稿酬可以由我一人独得，译注者名义仍归兰大小组，真是可笑之至。中华书局当局这次实事求是，重印时改用我的名字，算是物归原主，终于分清黑白，明确是非，使这部多灾多难的《孟子译注》重新和广大的读者见面。
有不少的朋友告诉我，《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是姐妹篇，不论从体制上、行文风格上看，都是出于一人手笔，所谓之译注小组竟想为图名遮掩天下耳目，是徒劳的。好在今天已是云开日朗，以前搞“群众运动”的做法，也一去不复返了。我深深地体会到，今日的中国比以前大不相同，但还得继续普及并且提高文化（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水平，政治上更加开放，有在宪法范围内的高度民主和自由，那么，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才不是一句修饰门面的自欺欺人之谈。
（本文原载《守正出新——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