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复礼为仁，是荀子为了实现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目标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克己，主要是指治欲，方法是“以义克利”。而礼义的制定与践履，就是“复礼”的意涵，具体方法就是法后王以察先王之道。一方面，制定与践履礼义可以克己(治理人欲)，从而“克己”被进一步收归到“复礼”中。而另一方面，“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表明复礼才是真正完满意义上仁的达成，即复礼为仁。复礼为仁的思想转向，不仅将礼与仁的内涵进一步深化，而且还对后世儒者影响深远，因而在当代的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研究中不能被忽视。

　　 关键词：克己；以义克利；复礼；制礼；处仁以义

　　 “克己复礼为仁”语出《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817）对于“克己复礼为仁”的解释，学界历来争议很大。然而不论争论点如何，学者们大多都认为，“克己”与“复礼”都是为仁的必要路径。以往研究对这两种路径的考察，主要是基于汉以后的经学诠释。或立足于词源解释，或依赖自西汉以后学者的注、疏，进而从“克己复礼”一句的前后文出发，甚至从《论语》整体的思想架构出发来解释。[2]但实际上，先秦时期紧跟孔子之后的荀子就讨论过“克己复礼为仁”问题。这些讨论可以为我们理解孔子“克己复礼为仁”思想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向。

　　 一、孟子与正己为仁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仁的发展演变中，不同学派和学者开始从多方面对“克己复礼为仁”进行讨论。而接子思一派的孟子也对如何为仁思想进行了讨论。虽然孟子没有直接论及“克己复礼为仁”的问题，但关联其对“正己”与“寡欲”等思想的强调，可以看作是对克己为仁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孟子在为仁方法上主张从己上谈，具体而言就是正己。比如在《孟子·离娄上》，孟子指出：“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3](492）当德性的落实出现问题时，孟子主张从己身省察、反思，而非从他人、外部环境等去考虑。

　　 在对己身的审察中，孟子所要求达到的是，看己是否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3](239）正己，也就是正人心。人生而有恻隐之心，所以行善的主体和动力都在人自身。人能长养恻隐之心，积极发扬自身的道德主体性，就是正己。在孟子看来，正己便能正人、正物，最后天下之人都会归顺。

　　 在如何使身正、己正这一方面，孟子注重心的作用。反求诸己便能得仁，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孟子看来，人心生而有四端：仁、义、礼、智。如果能尽心，即长养、扩充人心内在的四端，便能求仁得仁。从这个角度，孟子将为仁的工夫收归到己心之上：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3](235)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3](882-883)

　　 人能知万事万物，是因为能知之性在我，即己身。反身而诚，即人在己身中通过尽心的反思工夫便能知性。人如果能主动发挥心的反思作用，则能知晓人天生固有的仁义礼智四端，也就是知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3](757）知性便知晓人身该有怎样的行动。如此，孟子便将修养的工夫收归到人自身，通过尽心的工夫凸显人的主体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生而有的四端中，孟子将礼（辞让之心）作为四端之一，这与孔子的“复礼”思想有很大不同。尽管孔子的“复礼”之“礼”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但主要指外在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周礼或常礼）。[2](131）孟子在孔子“礼”思想基础上，更加注重的是从礼仪制度的内在德性、心理依据上去解释。人生而有辞让之心、恭敬之心，如果能将其扩充，那么人的行为便自然能符合礼。将礼内置于人心之中，因而在孟子那里，也就不存在恢复礼制的问题了，而更多的是举止是否“中礼”。只要做到反求诸己，便自能得仁得礼，不需外求。同理，孟子也认为义不是外在于我的，而是内在于我的。因为我内心有义之端，所以能行义。[3](743-744）总之，在孟子看来，仁之端内在于人心，将之扩充、长养，即养心之仁端，便自能得仁。即，尽心为仁。

　　 为仁首先要做到就是尽心，这就是孟子从其大体的主张。己身有大体与小体之分，大体即是人人皆有的恻隐之心，而小体指向的则是五官之欲。如果人能反身而诚，立其大体，则己能立。是否先从其大体，便成为己身之修的关键：“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3](792）孟子认为，人应该首先关注的是将人天生而有的大体，也就是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长养好。“从其大体为大人”[3](792），“从”字体现了孟子对大体-恻隐之心的关注。将此四端长养好，即使有小体如感官之物欲在前，也不能使大体得以动摇。进而，孟子认为，对于自己不欲的小体，也不以之去诱导别人，这便是“强恕而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883）应该是己身以大体立，同时也帮助别人身之大体的立———己欲立而立人。所以，在对孔子“为仁”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中，孟子是从身之大体立的角度，也就是正己上去谈的。

　　 在如何立大体、正己的问题上，孟子进一步引入了对欲望的态度分析。从大体而不从小体的观点突出的是对四端的存养；同时，孟子也提出，存心、养心的工夫还是得在欲上面下工夫。孟子明确提出养心的关键在于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3](1017-1018）在孟子看来，寡欲是养心的必要条件，少了寡欲的工夫，存心是不大可能的。1但是，孟子对于寡欲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欲的多少会对存心工夫产生影响；但寡欲之“寡”，孟子似乎并不是从“少之又少”的角度上谈的，而是从相对意义上说的，是相对于养心提出的。养心，不只是积极长养，也有不损耗的、存养的意涵，后者可从孟子“牛山之木”的比喻中提到的“存夜气”得到更多的说明。减少欲望，可以使夜气不被消耗掉。所以对于欲望的寡的程度，是以不消耗夜气、不损耗仁心的长养为前提的。换言之，不消耗夜气的前提下，欲望的存有也是可以被允许的。如此看来，孟子这里对欲望的态度还是比较模糊的，仍然还是属于一种朦胧意义上的克制自己的欲望的观点，后来这部分被后人如宋儒发挥了出来。至少，孟子对于欲并没有主张“寡以至于无”，这是在后来儒者比如周敦颐那里进一步发挥出来的。

　　 二、以义克利

　　 学界一般认为，明确以“约身”来解释孔子“克己”思想，最早是从东汉马融那里开始的，他明确提出“克己，约身也。”[1](818）之后，三国魏晋时期的何晏在《论语集解》中解释“克己”时也主此说；南朝梁皇侃主马训对约身有了进一步解释，“克，犹约也”“言若能自约俭己身”[1](819）。正是基于此种训释路向，之后学界多从约束、约制角度来解释“克”。但约制己身的思想，实际在先秦荀子那里就已经提出。对于己身之欲，荀子明确提出应该进行节制和引导。

　　 对欲望的考量，早在道家修身养性思想中就有所体现。在老庄看来，欲望是对人性的拖累，《老子·四十六章》“祸莫大于不知足”[4](186）、《庄子·庚桑楚》“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5](810）。基于这种欲望态度，道家主张的修养路线便是清心寡欲，甚至是无情无欲。这种态度深深影响到了荀子。不论是对人性的思考还是礼义的源起分析中，荀子都将欲望列为首要的思考对象。荀子并非否定欲，尽管有屏除欲望的需要，但这种需要是以公道、通义的引导为前提的。

　　 同孟子一样，荀子也提及“正己”思想，比如在《荀子·非十二子》篇中提出“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6](102）。但其正己思想并不主要是从己心之推的角度上谈，而是从己物关系上而论。荀子主张的是如《荀子·正名》篇所强调的重己役物，尤其是己心对外物之欲的治理和引导。具体如杨倞注所言，使人能做到“心平愉则欲恶有节，不能动，故能重己而役物”[6](432）。可以说，荀子更多的还是从己身之欲的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正己问题的。

　　 虽然荀子没有直接提及“克己”思想，但关联其“倂己之私欲”思想，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比如在《荀子·强国》篇，荀子提出，汤、武所行的胜人之道，就是“倂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6](295）。按杨倞注，“倂，读曰屏，弃也。屏弃私欲，遵达公义也”[6](295）。不任由私欲的泛滥流行，而是以公道、通义来引导人欲的发展，从而使人与人能群居和一。这种对己之私欲的态度，在“以义克利”、治欲以节欲思想中得以更好地展现。

　　 人生而有欲，这是一个基本的自然事实。人对待欲望的态度，应该是重在如何治理。比如在《荀子·大略》篇，荀子提出“以义克利”：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6](502)

　　 “克”在此与“胜”互训。荀子认为从现实层面而言，人既可以好义也可以好利。人生而好欲，即使尧舜这样的圣人也不能去除人的此种自然欲望；人也可以好义，即使是桀纣这样的暴君也不能去除能群之人对义的渴求。所以即使尧舜这样的圣王，面对人民好利的自然欲望，要做的也只是使利之欲不胜义之求。利之欲自然有，但其发展是要有约束的，即要受礼义的主导。以义胜利之“胜”并非去除的意思，而是在礼义的“主导”下对民的自然欲望的发展有所衡量。

　　 在如何衡量人欲的发展方面，对荀子而言，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是人和自然万物的关系。他写道：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6](346)

人生而有欲，但如果对人的欲望不加节制、引导，必然会引向社会的动乱，也就是恶。基于此，荀子主张制定礼义，来引导人欲的发展；最终，如钟泰所注解的那样，追求的是欲不穷物和物不竭于欲[7](753）。对物的发展的考虑仍然还是从欲的存有上来说的：自然万物如果枯竭，那么人的欲望就无法支撑，进而生存就成为问题，所以欲望的存在是需要物的支持。但对欲望的发展和满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