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命运、行动与文明——对中华文化其命惟新观念的新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4 次 更新时间:2021-06-16 14: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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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以之为体。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判断、选择、吸收“西体”的过程中会产生“中用”问题,即如何适应、运用到中国的各种实际情况和实践活动之中。李泽厚主张用现代化的“西体”——从科技、生产力、经营管理制度到本体意识来努力改造“中学”,转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并在运用之中实现转化的创造性,达到取径西方超越西方的目的,获得中华文化的新生命。

   四、为民族谋复兴

   (一)启蒙与救亡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一轮“文化热”中,在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脉络时,著名学者李泽厚发表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著名论断,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李泽厚认为,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另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这两个运动之间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同时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新文化运动并非政治而在文化,它主张打倒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与儒家三纲之说的传统观念进行彻底决裂,转而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以实现陈独秀所说的“最后觉悟之觉悟”。但是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与爱国、救亡的主题相碰撞,相纠缠。当五四学生爱国反帝运动在政治上取得胜利时,青年们的思想和行为大为解放,他们得到空前鼓舞,于是努力冲决各种传统网罗,介绍西洋文化,攻击封建思想,以取得自己个体的自由、独立与平等。这是启蒙运动与爱国运动相互促进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当个体的反抗没有出路,群体理想的现实建构复遭失败,那些以宣传西方民主自由、以启蒙民众为要务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迅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救亡与革命这条道路,虽然仍有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等工作的知识分子继续着启蒙的使命,但毕竟已不是主流,于是新文化运动始于启蒙,终于政治革命。李泽厚深刻地刻画出一出“现代中国的历史讽刺剧”:“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势不可能给自由主义以平和渐进的稳步发展,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根本解决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却又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这使许多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却笼盖在根本解决了的帷幕下被视而不见。启蒙与救亡(革命)的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五四以后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予以真正的探讨和足够的重视。”

   李泽厚关于启蒙与救亡的论述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响应,但也有人批判之,如刘小枫在《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一书中指出,所谓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是对启蒙的错误认识,“这种论点忽视了启蒙的两种不同类型:近代自由民主的启蒙观和人民民主的启蒙观。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启蒙思想的转向,主张科学式社会主义启蒙,以启发阶级觉悟、民族觉悟和新道德为取向。中国的民族主义(救亡)与社会主义的亲和推进了社会主义式的启蒙,自由主义的启蒙反倒被视为蒙蔽”。此种论辩可加深人们对启蒙的认知,同时也使得对启蒙的讨论复杂起来了。但不管怎么样,李泽厚率先提出了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问题,在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背后隐藏着一个现代中国能否建立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中国的问题。从李泽厚的观念看,对启蒙与救亡的深入研究,一个现代中国应当在政治社会体制与文化心理构方面从传统中国的转换性的创造中而来,他特别反对以道德说教解决思想问题来替代政法体制上的进步。“重要的是在树立现代个体人格的前提下,不是以理(社会)压情,也不是一味纵情破理,而是使理融化在情感中。”“现代社会不能靠道德而只有靠法律来要求和规范个体的行为。”

   (二)多元一体新中华

   1949年以后,冯友兰先生将“贞下起元”这一信念发展为“旧邦新命”的提法。“贞下起元”着重于民族生命一阳来复的转折,强调的是对民族生命的信心,而“旧邦新命”脱胎于“周虽上邦,其命惟新”,充满了通观古今的历史意识。1980年,冯先生在其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的自序中说:“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断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

   冯友兰先生念兹在兹的旧邦新命是中国深沉的历史意识的一部分。周人在殷周之变时所领悟到的旧邦新命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得到了发展,同时也不断得到了证实。

   在我们今天的用语中,中国、华夏、中华、中华民族往往混而不加区分,然究其实,各词无不是历史过程的生成物,而其中亦有深意蕴涵,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就名相而言,在春秋时期,中国、华夏等词语已被人们广泛使用,至于中华一词,根据王树民先生的研究,起源于魏晋时期,是从中国与华夏两个名称各取一字复合而成。中华民族更是一个晚近的建构,它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作为表达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概念从日本引进后,再结合中华一词而构成中华民族这一新名词。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些名相或名词的表层涵义,而是深植在它们背后的历史与心态。著名人类学家王则珂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提出:“不仅对于许多研究者而言,华夏是个难以理解的民族,对于现代许多自称或被称为中国人的华夏而言,究竟什么是中国人(或华夏)也经常是个困惑或有争论的问题。”在这种问题意识的支配下,王则珂阐述了一种华夏边缘模式,他通过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历史记忆来阐明华夏如何由一个小小的共同体通过不断地泯灭边缘与重构历史记忆来解释华夏这个人口庞大、文化多元、历史久远的民族。他引用法国思想家欧内斯特·雷南对民族的看法,认为民族是共同拥有荣耀的历史记忆,也因此希望共亨现在与未来的一群人。曾经的华夏民族是这样一群人,但今天的中华民族更应该是这样一群人,但究竟是不是这样一群人,这是对我们当下中华儿女的考验。

   与王则珂的华夏边缘模式不同,哲学家赵汀阳在《天下的当代性》一书中建立了一个阐释中国历史的“旋涡模式”。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内含在下结构的国家,因此中国从古代以来就是“一个未完成的概念,也是一个始终具有开放性的实体存在”。周朝的天下体系衰于春秋而亡于秦,先秦属于前中国的天下时代,秦汉以来的中国不再经营世界,却试图把中国经营为一个天下的缩版。赵汀阳特别强调,使中国区别于民族国家的性质必是中国的政治概念或原则,即作为中国政治起始基因的天下概念及其“无外”和“协和”原则。赵汀阳从孔子所谓“近者悦,远者来”的话语中提炼出“聚点模式”,认为必定存在着某种吸引力导致中国成为一个共同选择。他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聚点,即中原为核心的“天下逐鹿”博弈游戏,其动力结构是一个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模式,众多相关者抵抗不住旋涡的诱惑而前赴后继地主动卷入其中,旋涡逐步扩大,终于达到稳定而形成了一个广域的中国。

   费孝通先生着眼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一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费先生认为,中国在古代已有长达2000多年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其内在联系不断得到发展,一体性不断得一加强。只是由于当时没有一个真正足以威胁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外部世界的力量,中华各民族尚不能自觉认识这种内在联系与一体性。随着中国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结成整体,中华民族实际上包括中国各民族的内在联系,越来越被揭示出来。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后,创建中华民国,实行“五族共和”,彻底终结了王朝时代,主权归于中国各民族。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打败了帝国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确认中国56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互相支援、共同发展,完美地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中国、新时期与新时代

   中华民族今天已处于全面复兴的历史时刻。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回望历史的筚路蓝缕,自然心中会涌现出无限的感慨。晚清以来,是中国文明再造的时期,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大致上走过了薪火相传的三个阶段。晚清的变法图强,为第一阶段,中华民国的立宪共和,为第二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主创新,为第三阶段。

   毫无疑问,我们当下正处在第三个阶段的历史方位。如果说冯友兰先生因为处在第二个历史阶段而创造了新理学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历史贞下起元的凤凰涅槃提供了精神支撑,那么我们当下的历史使命则是为中国历史的元亨之际创造新理论,提供新支撑。著名法学家季卫东在《通往法治的道路》一书中说:“为中国重新塑造妥当的权力结构和权威体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走出宋明理学的阴影,建构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相适应的法哲学体系。

   就当下而言,一个妥当的权力结构及权威体系在新中国的历史之中已然成形。我们可能从三个概念来作管窥,一个是新中国,一个是新时期,一个是新时代,我觉得这三个概念似乎可以用来描述当代中国的三个节点。新中国是1949年开始,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其重大贡献是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了中央国家的权威,但是在建立中央国家权威的同时,社会的活力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特别是在其后期,社会活力几乎荡然无存了。

   新时期是与邓小平相联系的,1978年邓小平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在后毛泽东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期。1982年新的宪法制定,此后又经历了1988、1993、1999、2004四次修改,然后现在是2018年第五次修改。我认为在新时期的四次宪法修改,核心是针对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建立了新的威权制度却失去了社会活力而实施的,目的在于给社会松绑,让社会恢复活力。最近这40年,可以说,社会拥有了无穷的活力,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我们国家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党的权威也受到了挑战。

   2018年是新时代的一个开始,宪法的第五次修改将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其要义乃是将以往两个时代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现代宪制的新的建构,即一方面社会生活要有活力,地方要有自主性,另一方面,国家要有权威,中央能掌控全局。我们知道,晚明的思想家顾炎武,他在沉痛思考明朝何以灭亡的时候,提出了“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理论,他认识到明朝之所以被灭,就是因为专制主义使国家有权威,但地方社会没有活力了。顾炎武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宪制方面的课题,即如何在国家有权威的同时地方也有充分的活力。我们今天可以从学术的角度,将它概括地称为现代中国宪制建构中的“顾炎武难题”。现今,中国的政治、宪制如何完成这样的一个建构,如何使中央有权威,社会有活力,重塑宪法的权威、国家的权威、党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同时不能损害社会的活力。就比如现在的民营经济,还是要保留他们的活力,促进社会的发展。2018年,提出修改宪法,就是有这方面的变革打算。我作为一个研究社会、研究法律、思考历史和现实的一个学者,我能感觉到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对中国的意义,对把中国建设成为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人民当家作主,社会有活力,国家强大,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能够感觉到这样一个时期对我们具体的影响。

   结语

   我们当下仍然处在中华民族巨变的历史时期,正如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中所说,“家庭变,学校变,社会一切无不相与变。学术思想,人物风气,无不变。”的确,“无不变”诚为中国社会近二百年来的典型特征。对于我们这些后学而言,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洞察中国社会的变道,深入认识之,切实遵循之,并开启现代中国人文的新命,乃是对我们的巨大考验。

探讨中国近二百年来社会的变道,乃是一个重大的思想任务。许多先辈学者念兹在兹,贡献心智,泽慧后学。如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著《晚清七十年》一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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