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命运、行动与文明——对中华文化其命惟新观念的新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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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千年前,时在西周中期,礼乐文明极盛,周人举行周文王祭祀大典,其词记载在《诗经·大雅·文王》之中,今天人们十分熟悉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两句。可以说,它最早提出了旧邦新命的历史哲学思想。

   根据李山教授的研究,《文王》是一篇周文王祭祠大典上陈试的诗篇,其陈诫所针对的对象,一是文王子孙,一是殷商遗民。诗篇突出文王的崇高地位及文王之德对周人子孙的福荫,继而表彰殷人曾经的辉煌,但因为失德而丧失了天命,不过,殷人仍然可以在文王之德的照耀之下获得新生。李山指出:“在隆重祭祀文王的典礼上,在《周颂》献给神听的诗篇之外,还有庄严的告诫,在告诫中高扬天命,向先王子孙高张’鉴殷’意识,且奉劝殷遗民自新其命,都表达的是西周特有的新式思想和观念。古老的祭典,正因为加入了这样的新的因素而做到了’旧邦新命’,或者说由古老的祭礼升进为新的礼乐。”这种强调德性的修为并在其基础之上使人类共同体不断获得新生的历史意识沉淀为华夏民族的内在心理结构。上溯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中国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尽管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历史比我们长得多,如埃及、巴比伦。但是,我们从夏、商、周开始到现在,历史基本上是延续的。现在阿拉伯文化,从人到文化,到观念,完全都改变了,而且今天埃及也不能说把古埃及历史传下来。中国可以说是文明古国当中唯一一个从古到今一以贯之而延续至今的国家。

   冯友兰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他在晚年自述平生的《三松堂自序》一书中回忆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上半年,原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三校组建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正式解散,准备北归时,梅贻琦校长提议留下一个纪念品,后决定筹建一座纪念碑,并由冯友兰先生拟定碑文。碑文特别提到抗战八年之苦辛与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又说:“联大纪念碑碑文所说的要纪念的四点,有三点已经事过境迁,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只有’旧邦新命’这一点不但没有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且还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对日抗战的胜利仅只是奠定了’旧邦新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有空前伟大的建筑物建立起来。“所谓旧邦就是祖国,就是中华民族。所谓新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祖国,就是旧邦新命的意义。”“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结,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也是最新的国家。这就增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结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

   三、改革开放创新

   (一)贞下起元

   20世纪中期40年代,在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遭遇到了有史以来空前的民族危机,许多人悲观失望,认为中华民族已走到了万劫不复的边缘,但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却对中华民族葆有一阳来复的坚定信念,认为中国必将取得抗战的胜利,中华民族定能战胜困难复兴起来。他相继写成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六部著作,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新理学体系。他当时在《新原人》的自序中称其为“贞元之际所著书”。后来他又在《三松堂自序》中解释说:“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是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

   贞下起元的观念,最早源于《易经》。《易经》共有六十四卦,首卦是乾,“乾:元,亨,利,贞。”关于“元亨利贞”有许多种解释,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记载了《子夏传》中的一种解释,“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这是将元亨利贞解释为“四德”,四德说是一种比较通行的解释,《易经》的《彖传》和《文言》也主张四德说。“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因此我们可以将事物的发展过程看成一个整体,并将之区划了依次展开的四个环节,我们可以将事物的开端称为元,进一步的发展称为亨,利则为事物到达一个高峰状态,贞则为事物在成熟之后走下坡路直到结束。所以元亨利贞可以视为一个事物发展过程的四个环节。但是是不是一个事物到了贞这个环节就完结了呢?从某种意义上是这样,因为一个事物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然而另一方面又不是这样,因为一个事物终结了,会有另外一个更高的事物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元亨利贞的过程,而且这是一个不断进展没有穷尽的过程。这就是贞下起元,重新从贞回到元。

   但是重新回到元,并不是件一个轻松的事情,甚至可以说,贞元之际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如冯友兰先生这一辈人所遭逢的抗日战争,需要许许多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走出贞元之际并能看到元亨之际的曙光。冯友兰先生是独具慧眼的哲人,在抗战最艰巨的时刻,他已然领悟到当时的中国处在贞元之际,而他所建构起来的新理学体系正是在为中华民族走出痛苦的贞元之际做的智识努力。

   冯友兰先生所处的那个艰困时代转眼过去近八十年了,中华民族今天正处在全面复兴的路途上,可以说我们当下正处于元亨之际,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元亨之际作出我们的智识贡献,但我们回首八十年前,我们不能不深为冯友兰先生的智慧所折服。我们越是深入地理解冯友兰先生的“贞元之际所著书”,我们就越能自觉地在思想上超越冯友兰先生立足于贞下起元的历史境遇而建构的新理学,迎来中国历史上的新的元亨之际,建构属于元亨之际的思想体系。

   (二)革故鼎新

   能否顺利走出贞元之际的困局,真正做到贞下起元,这是对每一个人的艰巨考验,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迎接这个考验,解答这个难题,我们可以从中国古老的易学智慧革故鼎新中获得答案。

   革故鼎新,来源于《易经》中的革卦和鼎卦。革卦为《易经》第四十九卦,宋理学家朱熹认为:“革,是更革之谓,到这里须尽翻转一番”,“须彻底从新铸造一番,非止补苴罅漏而已。”(《朱子语类》)革卦《彖传》中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意味着变革的彻底性与激烈性。鼎卦为随之而来的第五十卦,表明革故之后的新局面。“鼎:元吉,亨。”《正义》:“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之后,铸金而为此器,以供烹饪之用,谓之为鼎。”“然则鼎之为器,且有二义:一有烹饪之用,二有物象之法。”“此卦明圣人革命,示物法象,惟新其制,有鼎之义。”《杂卦传》中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马振彪在《周易学说》中指出:“革之大者,无过于迁九鼎之重器,以新一世之耳目;而鼎之为用,又无过于变革其旧者,咸与维新,而成调剂大功。故鼎成革卦,以相为用。”

   另一方面,革故鼎新,需要顺天应人,掌握时机,这期待着一种独特人格君子的出现。革卦《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鼎卦《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革故之时,需要君以绝大的勇气破除陈规陋习,而鼎新之时,更需要君子端居正位,严守使命。

   在中国近四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革故鼎新的事例不胜枚举,殷周之变时有周公旦,秦汉之变时有商鞅、秦孝公,唐宋之变时有韩愈、柳宗元、王安石、张居正等,而今天在我们所面临的晚清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更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一个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进生成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三)开物成务

   今天,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在晚清开始遭遇西方以来的近二百年时间里,虽然我们耳边依然听得见隆隆的炮声,虽然我们眼中依然看得见血流成河,虽然我们依然觉得心中焦虑不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个现代中国正在成形中。

   与二百年前的一个农业社会相比,器物、制度及文化观念诸方面早已今非昔比了。首先,器物层面,农业社会已转进为工业社会,正在向信息社会过渡。中国人再也不用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自惭形秽了。其次,制度层面,帝国制度已转进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在宪法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已基本建成。最后,文化观念方面,始于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开花结果,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在尊重人权基础上的公共理性正在逐渐内化为人们观念结构。试设想张之洞、李鸿章、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能够穿越历史的时空来到我们当下,他们一定会“当惊世界殊”了。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与西方的全面冲突中取得骄人的成就,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值得我们今天总结。《易经》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易学智慧就是告诉人们开物成务。何为开物成务?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古时民淳俗朴,风气未开,于天下事全未知识,故圣人立龟与之卜,作易与之筮,使人趋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开物成物’。”我们进一步抽绎朱子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开物成务理解为,我们通过对事物的深入理解,进而开出新的人文世界。就我们这里的问题意识而言,在中西全方位的争执过程中,中国宜采取何种立场运用何种方法,才能开出中华文化之新境?

   在近二百年中西冲突的时间里,各种思潮次第出现,与改革开放创新的时代大潮相辉映。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著《劝学篇》,提倡“中体西用”,梁启超称之“挟朝廷之力而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影响巨大。《劝学篇》宣称,他们并不反对变法,甚至说“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并提出了一系列废科举、改学制、开矿藏、修铁路、讲求农工商学、发展近代工业等主张,但是它反对开议院和改革政治法律制度这些关键问题。李泽厚指出“这种理论的实质就只是在变法高潮中缓和人们的情绪,用不变根本变法方案来抵制真正的变法要求。”梁启超当时就愤怒地称其书“不十年将化为灰烬,闻者犹将掩鼻而过”。

   与中体西用论针锋相对的观点,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胡适因为受赫胥黎和杜威影响,其思想是不可知论和实用主义。这是他评价传统中国伦理的主要方法。徐中约指出:“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是按照实用的程度变化的,而实用则基于实验之上,这囊态度明显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与儒家中真理是永恒不变的观念完全不同。因此,在胡适眼中,儒家与近代世界中的现实毫不相干。”他创造了“孔家店”这个侮辱性的词,并引起“打倒孔家店”的狂潮。胡适提倡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科学与民主,主张中国社会完全西方化,再造文明。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全面总结了中西之争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他的“西体中用论”。与一般人们的用法不同,他强调“体”包括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体”就是社会存在。“我讲的体与张之洞讲的体正好对立。一个是以观念形态、政治体制、三纲五伦为体,一个是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体。”现代大工业和科技作为现代社会存在的本体和实质,以及生长在这个“体”上的自我意识或本体意识的理论形态,即产生、维系、推动这个“体”存在的“学”,当然是近现代的“西学”而非传统的“中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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