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对比不同文明:对当代企业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0 次 更新时间:2021-06-12 16: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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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摘要:海上丝绸之路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并发展成为中国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相互贸易的主要通道。在起初几个世纪里,华商是这些新兴航线上的主角。公元7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到来之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导者几经转变,先是从华商转为阿拉伯商人,然后由阿拉伯人转为天主教徒葡萄牙人,再后来由葡萄牙人转为新教徒荷兰人。对于欧洲人来说,枪炮优势显然在他们的成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更重要、更持久的原因或许在于他们的融资和风险分担方式,即谁能更好地解决跨期承诺问题,以便从众多投资者那里筹集到大规模的资金,并将远洋贸易的高风险分散到众多投资者身上。此外,哪方文明更能促成“自己人”在沿线社会建立据点,形成自己的跨国信任网络,也决定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成败。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天主教文明和新教文明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资源,因此成效各异。本文将对比这些文明的优势和劣势,为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总结经验与教训。

   关键词:海上贸易;贸易融资;风险分摊;农耕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

   Competition among Civilizations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Lessons for Today

   Chen Zhiwu1,2 kgkbeth@hku.hk    

   Summary: The Maritime Silk Road started back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grew into the main conduit for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South Pacific and the Indian Ocean to trade with each other. For the initial centuries, Chinese merchants were a dominating group on these emerging routes. After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dominant-trader group position turned over several times, first from the Chinese merchants to the Arabs, then from the Arabs to the Portuguese, and later from the Portuguese to the Dutch. For the Europeans, the firearms advantage clear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successive takeovers. But, perhaps a more important and enduring reason lies in their financing and risk-sharing methods, that is, who could better solve the intertemporal commitment problem in a way that allowed them to raise larger scales of funding from, and spread the high ocean-trade risks across, a large number of investors. The Chinese, Islamic,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civilizations each offered different cultural and social resources to address this challenge, whose strength and weakness will be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in this paper to draw lessons for business people today.

   Key words: maritime trade; trade finance; risk allocatio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Confucian civilization; Islamic civilization; Christian civilization

   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上丝路”)是近些年的热门话题,但人们对其中的许多细节未必都已理解清楚。海上丝路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唐朝初期,这条海道主要由南越人、闽越人、瓯越人以及东南亚商人主导。可是,等到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于公元7世纪后期来到南海,他们很快取代华商,成为海上丝路的主角,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16世纪初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到来之时。为什么阿拉伯人后来居上?他们具备什么优势?而从16世纪初开始,葡萄牙人基于国家出资模式和枪炮优势,战胜穆斯林商人,成为印度洋、南海和东海的主导者,这又是为什么?再到17世纪中期,海上丝路的主导权又发生变化,这次是被代表新教文明的荷兰人夺得,荷兰人以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融资与风险分摊模式,战胜了葡萄牙人的国营模式。稍后,英国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占据海上商道,并与荷兰人一起主宰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

  

   在古代海上丝路纵跨两千年的历程中,不同文明分别在不同时期加入,相互竞争较量,各个时期以不同文明胜出。这些经历留下一部折射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磨合竞争的完美案例。为什么海上丝路霸主多次易手?为什么15世纪郑和七次下西洋后,华人选择固守本土,而16世纪的西方则出现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去探索海外贸易,改变人类历史?这些问题在以前的文献中探讨得不多。本文借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人文知识,从宗教尤其是一神教(即只信奉唯一神的宗教,与多神教相对)角度寻求答案。因为中国人不信一神教,没有唯一神激发他们远离故乡,探寻、征服未知世界;也因为中华文明源自农耕、根于土地,华人对海洋无甚兴趣;尤其是因为华商即使参与海洋贸易,也缺乏唯一神帮他们建立跨期信用体系,最优分摊航海风险。当然,本文关注的焦点不是宗教本身,而是由宗教资源延伸出的一些策略手段,这些手段使人类集聚资源、分摊风险的能力更上一层楼。掌握这些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以帮助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升成功概率,对今天的价值显而易见。

  

   为什么自唐代以来中国与阿拉伯、西方的差别和文明尤其是一神教有关?为便于理解接下来的讨论,我们可以这样看:如果要发展远洋贸易,首先需要“自己人”离开家乡,移居异国他乡,沿途建立信任网络。就这一点来看,穆斯林没有障碍,因为伊斯兰教《圣训》鼓励信徒到远方定居传教,“死于异乡者,即为壮烈之死”(刻于公元1303年泉州阿拉伯裔墓碑上)(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1984),“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①(金宜久,2006)。在伊斯兰教《圣训》的激励下,阿拉伯人于唐朝初期远涉千里冒险来到广州、泉州,首先是为了传教,之后才发现又可经商。基督教也号召信徒四海为家,传播上帝的福音:“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新约•马太福音》)。相比之下,儒家不鼓励个人远行,礼制非宗教,即使说我们祭拜祖先为神,这些神也只是我们陈家、王家、李家等专有的神,与他家无关(故而中国的神很多很多),而儒家鼓励的是“千年归故土”,“父母在,不远游”(《三字经》)。更何况,伊斯兰教的唯一神在清真寺祭拜,基督教的唯一神在教堂祭拜,因此,不管在天下何方,穆斯林只要到清真寺就找到精神归宿,基督徒到教堂也就找到精神家园,天下教堂一样;而儒家人的“祖先神”和宗祠只在故乡,异国他乡无法复制,更无法圆华人的“精神梦”。中华文明跟一神教文明的这些关键区别,决定了唐代以来的许多事情,包括郑和下西洋必然是昙花一现。如果没有一神教,可能就难有后来的全球化体系。

  

   一、海上丝路之初

   在距今9 000年前,中国人的祖先放弃原始渔猎、进入定居农耕时,他们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因此,“中原”是公认的中华文明发源地。在古代中国,“外贸”关系都是相对中原帝国而言,且以陆路运输(包括河运)为主,跟古希腊、古罗马不同:地理决定了古希腊的“外贸”必然基于“海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海上丝路”实为外部驱动,并非农耕的中原人主动而为,他们对海洋没感觉、无兴趣。这种“外部驱动”也在于华夏文化后来不认同商业的道德价值。例如,《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在抑商的价值取向下,朝廷不会主动挖掘海路的商业潜力。

  

   但由于人类的自然需要,现实中的商业不可能根除。至汉代,始于长安,沿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高原,经今天的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到达地中海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步形成。值得指出的是,首先,虽然陆上丝路发挥了连通欧亚商业与文化的重要作用,但即使到唐宋,也并没有想象中的从长安直达土耳其或罗马的“大马路”,也没有中原与西亚间的直接商业往来,而是像接力赛一样中间存在漫长的交易链,靠一环扣一环的中间媒介衔接。其次,由于古代陆地运输容量小、丝路交易链条长,以致除了像丝绸这样的体积小、重量轻而价值高的奢侈品之外,能上路的商品种类很少,贴近大众生活的日常用品难以加入陆上丝路,即所谓的“千里不贩籴”。再次,正如耶鲁历史学家芮乐伟•韩森(2015)所言,陆上丝路贸易的总量小,断断续续,且以小规模本地贸易为主,长途贸易占比低,对沿线民众生活影响有限。粗略想象一下,商贩手牵载货骆驼,夏天走过40余度高温的吐鲁番火焰山,冬天穿过气温零下40余度的帕米尔高原,除奢侈品外,有多少物品值得如此辛劳!古代陆地外贸,在规模上无论如何都无法跟如今的火车、汽车运输或空运相提并论。

  

   所以,如果要发展更具规模的外贸,就必须依靠海路。可是,对于“以农为本”的中原王朝,一则对海没感觉,甚至谈海色变;二则如东汉班固收录的晁错上奏汉文帝的《论贵粟疏》所言,“贵五谷而贱金玉”,轻视商业,即使为了边疆安全、出于对外关系需要而做些陆路贸易,也是规模有限②。这些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基本预示了之后华商在海上丝路竞争中的不利境况,即难以保持主动权。

  

那么,海洋元素最终是如何进入中华文明的呢?这个过程相当漫长。据王赓武(Wang,2003)的研究,在东周早期以前,黄河平原人对海或海洋产品没有商业兴趣,改变这一历史的是公元前6世纪的齐国,当时管子不仅主张与吴越地区做河运贸易,包括交易青铜器、铁器和丝绸,而且激励民间开发海鲜和海盐产业,此举的结果之一是齐国都城——临淄在之后两个世纪里一直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公元前5世纪,齐国与吴国(今江苏南部)、越国(今浙江北部)出现海上贸易,开启北方王国参与海上贸易的历史。公元前4世纪后,由于相信东海有长生不老仙人地,燕王、齐王相继派遣船队寻找,之后秦始皇也痴迷追寻东海不死之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航海探索,可是并没有带来更大规模的海上贸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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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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