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靖怡 席云舒:胡适、陈受颐往来书信考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4 次 更新时间:2021-06-11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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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靖怡   席云舒  


摘 要  现存于世的胡适、陈受颐通信手稿、短札、电报等文件有89件之多,但仅有41封中文书信被整理出版,分别收录于《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和台湾版《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中,其他信函藏于各档案馆,读者不易得见。本文作者搜集整理了胡、陈二人的通信手稿,进行了考订、勘误和释读。胡、陈通信贯穿了上世纪30—60年代,每个时期的通信内容各有不同,30年代前期侧重于教育问题,主要关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改革;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受抗战影响,通信内容主要关于学者在战争年代的人生抉择;4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以学术活动为主,包括学术演讲、文章切磋、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等。这批手稿是研究胡适、陈受颐等人物的绝佳史料。通过胡、陈通信,读者可以看到民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理想和家国情怀如何与时代浪潮相互缠绕,气象万千。

作者简介:赵靖怡,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席云舒,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引 言


1930年底,胡适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回到北大,一年后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致力于招徕人才,重振北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也在北大兼任教授。陈受颐正是胡适和傅斯年都看重的文科人才之一。

陈受颐(1899—1978),广东番禺人,1920年毕业于岭南大学,1925—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在西欧文化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是中国比较文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学科的开创者之一,1931年接受胡适和傅斯年的邀聘,出任北京大学任历史系主任。1936年,他向北大请假一年出国访学,期间曾在加州克莱蒙特联校波莫纳学院(Claremont Colleges, Pomona College)[1]任客座教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陈受颐和夫人李环才被困海外,经胡适介绍到檀香山大学(即夏威夷大学)教书。[2]但苦于檀大浓厚的排华亲日氛围,也因为夫人患有肺病无法回国,陈受颐曾请胡适介绍到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教书,但未能成功。最终,陈受颐于1941年接受了波莫纳学院的聘请,在此任教,为中国和世界培养了大量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1978年在美国病逝,享年78岁。[3]陈受颐过世后,家属将其个人文件捐赠给联校洪诺德图书馆收藏。

胡适和陈受颐自1931年成为同事后,遂成终身好友,一直保持通信,其中部分书信已被收入胡适书信集中。《胡适来往书信选》1979年版和2013年修订版中收录有1940年3月5日、11日《陈受颐致胡适函》2封。[4]《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收录有1937—1946年间《陈受颐致胡适函》8封、1931年《陈受颐致傅斯年函》1封。[5]2018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收录有1933—1961年间《胡适致陈受颐函》33封。[6]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的《胡适书信集》[7],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的《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8],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9]则没有收录胡、陈通信。

然而,我们发现仍有大量胡、陈通信手稿从未结集出版。胡适接收的信件分别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胡适纪念馆,陈受颐接收的信件则被整理为“陈受颐档案”,藏于洪诺德图书馆特藏部。我们获得了胡适纪念馆和洪诺德图书馆两处的信函手稿及相关文件。经统计,现存胡、陈通信及相关文件多达89件,包含书信、学位证书、邀请函、日程表、短札等各类手稿。其中,6封书信没有确切落款时间;6份文件与书信内容相关;另外16封虽然是二人各自与第三人的通信,但内容与二人密切相关。

台湾版《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中所收录的33封《胡适致陈受颐函》,其最初来源正是克莱蒙特洪诺德图书馆。2013年,该图书馆与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合作,共同整理了部分胡适信函手稿。然而,由于《胡适中文书信集》中只收录胡适所写的中文信件,为数不少的陈受颐致胡适书信、胡适致陈受颐的英文书信遂被排除在外。由于已出版的书信、文件不全,二人通信内容也断续残缺,其史料价值未能得到完整呈现。实际上,完整的89份书信文件贯穿了上世纪30—60年代,不仅反映了通信双方的人生经历,更与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外交、政治、文化密不可分,是胡适研究领域的新宝藏。

胡、陈通信的整理研究,也有助于弥补国内陈受颐研究的空白。陈受颐学风朴实、研究扎实、人品甚佳,罗常培称“史学系的成绩以受颐在职时最好”,[10]傅斯年甚至因为姚从吾批评陈受颐“没有学问”,而与姚绝交。[11]1948年,陈受颐虽然旅居美国,仍然入选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候选人名单,可见其为人处世、学术成就、行政能力都是广为知识界认可的。但由于他常年漂泊海外,已经渐成“被遗忘的北大历史系主任”。虽然有《近代中国史家学记》[12]《民国人物列传》[13]《独立评论文选》[14]等著作出版,也都只收录了他20世纪前半叶的部分资料。目前专门研究陈受颐的文章仅有梁建东先生2015年的论文《被遗忘的先驱——陈受颐及其18世纪中西文化接触史研究》[15]一篇。因此,对这批手稿进行整理释读,就更显必要。

胡、陈通信及其相关文件手稿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通信时间跨度大。据现存书信看,胡、陈通信始于1931年1月22日,由胡适写给陈受颐,谈陈受颐夫妇新婚典礼之事;终于1961年11月10日,由胡适写给陈受颐,谈及各自的身体健康。此外,在胡适纪念馆档案中,还有一封1962年2月12日由Henry Allen Moe写给胡适的英文信,请胡适做陈受颐研究项目的推荐人,而胡适1962年2月24日逝世,可能未及见到此信。可见二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和私人交往数十年未曾冷落。

第二,书信所谈内容范围广,公私事务兼具。不同于胡适与顾颉刚、王重民、杨联陞的通信多以论学为主,陈受颐与胡适所谈的“私事”也占有不小篇幅,包括一起帮朋友谋职,关心对方及其家人的身体健康,委托办理家常琐事,交换出行计划以期会面等,向世人展露了温情而洒脱的名士风姿。抗战时期,二人通信时往往将国事、家事与扶携劝勉同谈,彰显两位北大同仁在动荡时代对学术理想和家国情怀的坚守。

第三,不同时期各具鲜明主题。胡、陈通信手稿内容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可按时间分为三个阶段,对应不同的时代主题,即30年代前期侧重于教育问题,主要关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改革;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受抗战影响,以学者在战争年代中的人生抉择为主题;4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主要以学术活动为主题,包括学术演讲、切磋文章、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等。这批手稿是研究胡适、陈受颐等人物的绝佳史料。通过胡、陈通信,读者可以看到民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理想和家国情怀如何与时代浪潮相互缠绕,气象万千。

本文将以胡、陈通信手稿为底本,分“1933—1935年:胡适、陈受颐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教育制度改革”、“1938—1940年:国事、家事和学术理想的撕扯”、“1945—1946年:回归学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1950年:胡适在克莱蒙特联校的演讲及其人类学荣誉博士学位”四个部分进行释读,并对其中的偏误进行考订、校勘。


一、1933—1935年:胡适、陈受颐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教育制度改革


通过胡、陈通信手稿可见,30年代通信的主要内容是香港大学现代中文教育的建制和改革,尤以胡适、陈受颐、林语堂等人关于港大选聘中文讲师、规划港大改革的通信最为典型。胡、陈通信系列手稿可以帮助我们复原港大中文教育改革始末,重新发现胡适、陈受颐等人的积极推动作用,从而管窥香港大学现代中文教育的建制与改革之一斑。

1935年1月,胡适南游香港、广州、梧州、桂林等地,在香港做了五次演讲,并获得香港大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这些经历和感受后来都记载在《南游杂忆》里。胡适在文中提及“港大曾请广东学者陈受颐先生和容肇祖先生到这里来研究港大的中文教学问题,请他们自由批评并指示改革的途径”,[16]却谦虚地隐去了自己的功劳。

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简史》上,许地山作为港大中文教育改革的“功臣”之一,享有整个独立章节的表彰纪念。而关于胡适和陈受颐,则仅有简单介绍:

一九三四年夏天,校方聘请北京大学陈受颐教授与辅仁大学容肇祖教授亲临香港考察,为大学的中文教育提供改革方案。一九三五年一月胡适博士到香港接受香港大学颁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对中文系课程的批评与中文教育的期许进一步促成校方急欲改革中文教育的决心。校方虽未能成功邀得胡博士出掌中文系,却得到胡博士的推荐,于该年七月聘请燕京大学许地山教授负责领导和策划学系的课程改革。[17]

从香港大学的角度来看,许地山才是为中文教育改革做出实际工作的人。然而,实地考察港大中文教育并推荐许地山加入香港大学的,却是胡、陈二人。在解读胡陈等人通信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香港大学的中文学院。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正式成立于1927年,前身是1913年成立的文学院。文学院最初仅有两位讲师,都是晚清的进士,即赖际熙(1865-1937)太史与区大典(1877-1937)太史。“文学院”和“中文学院”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和现代学术关系不大,实际上是“经学院”。

尽管由经学教育起步,发展过程也极尽坎坷,但港大一直锐意改革,构建现代中文教育。1923年,香港大学文学院主动将“传统汉文”的课程学时减半,以应改革要求,但力度仍嫌不足。1926年,英国通过庚款退款议案,财政困难的香港大学为之心动,遂将文学院的改革计划作为“金牌投标书”,争取英庚款补贴。可是,英国威灵顿代表团(Willington Delegation)考察香港大学的教育情况后并不满意,认为该校文学院只缩减经学课程是不够的,还要“赋予此等教育新的现代意义”。[18]为此,两位太史主动提出改革,计划设立新的“华文部”(即后来的中文学院),增设“文词学”等课程,成功获得英庚款。

可是校方并未践诺,反而将英庚款扣留,并未拨给“华文部”。幸得赖际熙、区大典及文学院首届毕业生林栋四处筹款、百般斡旋、辛苦维持,又有香港总督金文泰支持,中文学院于1927年正式成立,由赖、区、林三人主持。

1930年,赖际熙继续尝试改革,为中文学院设置“史学”、“经学”、“文词学”、“翻译学”与“哲学”五门课程。1933年,中文学院改组,并入原来的文学院,成为文学院下面的中文系,改设“文词”、“哲学”、“史学”、“翻译学”四门课程,经学课程终于被取消。学者车行健认为香港大学经学课程的取消,要归咎于许地山和胡适的激进主张,[19]是不正确的。早在胡适推荐许地山入职之前,校方就已经主动取消了经学科目。

然而,仅仅是课程设计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现代意义”的注入。胡适在《南游杂忆》中曾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文科的教育可以说是完全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思想不发生关系……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之外”。此地学术思想还停留在经学时期,甚至白话、国语都尚未普及,无怪乎几经改革犹如隔靴搔痒。[20]但是,指责赖、区两位太史以及后来的几位“秀才讲师”,认为他们“把持”文学院、抵制变革,却有失公正。身为晚清进士,他们能够主动改革,最后甚至取消了经学科目,这份改革诚意无可置疑。只是当时香港、广东的大学跟北京大学的改革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改革者又如何能做出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决策呢?

1933年,香港大学仰慕北方教育改革的成绩,决定北上“取经”。香港大学副校长William Hornell等人途径上海,首先问取了林语堂的意见,后又请林氏从中介绍,希望与胡适面谈此事。1933年11月4日林语堂致信胡适:“香港大学副校长Sir William Hornell此次北上,特来邀请一位精通国学之人为该校中文系主任,据闻待遇设备均甚佳。在沪时到弟宅商量,弟告以朱自清、陆侃如二位均合式。兹依氏之命,特为函绍介于先生,一切详情面谈可也。”此信手稿一同收藏在洪诺德图书馆的“陈受颐档案”中。

一周后,11月12日,胡适终于与William Hornell会面,详谈了港大中文系改革的困难。为助港大中文系谋革新出路,胡适首先想到的帮手,就是广东人陈受颐。当夜,胡适即写信给陈受颐:

受颐先生:

今夜会见香港大学副校长Sir William Hornell。他说,他们登报聘的中文教授,至今未聘定。周辨明并未聘任。他甚盼寻得相当之人。我对他说,此事最好与你商量,因为你熟悉港粤方面的需要,又在北方两年,深知北方或南方有何人可聘。他甚盼能和你一谈。他住在福开森家中(崇文门内,喜雀胡同三号),你何时有暇,能否给我一个电话,我可以通知他?

他是三次南下。[21]

我看,此地最好是先请一位广东学者,如容肇祖或陈序经或容希白。此地薪俸每年£850,有房子住;又可用三人相助。

但他们希望能通英文英语者,可出席于University Senate, to defend the Department and fight for its budget. 二容君似皆不行?

适之

廿二,十一,十二夜[22]

此信手稿出自“陈受颐档案”,也被收录进《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中。据此信可知,香港大学为聘“相当之人”主持中文系,派出副校长自香江北上,沿途不仅拜访上海等地的学者,还在报纸上刊登了招聘启事,待遇也颇优厚。这样郑重地一路走一路找,一直到了北京也未聘定。何以这样困难呢?不得不说,香港大学提出的要求确实不低,“相当之人”至少要达到这几条标准:精通国学,林语堂已在信中提及;南方人,最好是广东人,可通粤语,便于教学;擅长英文英语,[23]不仅利于翻译课教学,而且可以在校级会议上为中文学院争取经费,还要擅长行政管理。

但既然应人所求,胡适便尽心谋划。他对港大的帮助分“三步走”:实地考察、指导建议、选荐人才。

1934年5月18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E. R. Hughes来谈香港大学中文讲师事,我写一信与Sir William Hornell,荐陈受颐与容肇祖两兄去考察一次,然后作计划。”[24]此时距离香港大学上门求助已经过去了近半年。半年之间,中文讲师人选仍未确定。

林语堂提名朱自清、陆侃如。其中朱自清生长于江浙,不通粤语,没有留学经历,英语也不甚好;陆侃如是江苏人,曾留学法国,语言能力也不合要求。胡适提名容肇祖、容希白(即容庚,原名容肇庚)或陈序经。三人都是广东人,能通粤语,但容氏兄弟的英文英语也嫌不足;陈序经虽然精通英语,但教育理念却很激进,主张全盘西化,此时香港大学甚至没能完全普及国语,让他去主持工作也不合适。

举目四望,无人可聘,港大方面只能退而求其次,邀请北方教育家们南下考察,提一提改革建议。6月4日,胡适给Hornell和容肇祖发电报,告知考察团行动在即。[25]

考察后,陈受颐和容肇祖提出了改革意见:“港大中文部应保持其原有过去之计划,教授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哲学……今后应该注重用历史与科学之见地研究经史。”[26]他们肯定了香港大学此前的课程设置,但批评“经史”教学缺乏“历史与科学之见地”——可见,尽管港大在名目上取消了经学科目,但是该校的经学风气仍未被根除。

1935年1月,胡适赴香港大学接受法学荣誉博士学位,得以亲自考察当地教育情况。他在《南游杂忆》中这样记录:

香港大学最有成绩的是医科和工科,这是外间人士所知道的。这里的文科比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说是完全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思想不发生关系。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国人士又不太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学,所以中国文字的教授全在几个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流之外。

我在香港时,很感觉港大当局确有改革文科中国文字教学的诚意,本地绅士如周寿臣、罗旭和诸先生也都赞成这件改革事业……

香港的教育问题,不仅是港大的中文教学问题。我在香港曾和巢坤霖先生、罗仁伯先生细谈,才知道中小学的中文教学问题更是一个急待救济的问题。[27]

由于“英国人士对中国文史太隔膜”、“中国人士不注意中文教学”,导致“港大中文教授全在旧式文人手里”、“港大在变动潮流之外”,从而呈现出“文科比较最弱”的现象——胡适的结论正与此前陈、容二人的建议相呼应。相对于港大的文科教育,所谓“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正是“用历史与科学之见地研究经史”。

不仅如此,胡适还进一步认识到港大当局确有改革的诚意,本地绅士非但没有“不注意中文教学”,反而“都很赞成这件改革事业”;此外,高等教育的困境与中小学中文基础教育的落后也密不可分。

经过陈、容、胡三人前后两次实地考察,已将香港大学及当地中文教学的基本情况摸清。他们不仅向港大提出课程、学制等改革建议,而且指出应该尽快在香港、广东地区推广白话国语,开展“普及的、义务的、强迫的教育”。[28]

尽管如此,能够主持中文学院工作的人还是没有选定;但是南北双方都没有放弃寻觅人才,他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许地山身上。许地山,1893年生于台湾,落籍福建,长于广东,掌握广州话、漳州话、官话及英文。他不仅有汉学教育的根底,又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掌握英、德、法、希腊、梵文等多种语言。此外,他在漳州中小学、师范学校和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曾任教过,教学和行政管理经验丰富,最符合香港大学的要求。据《陈君葆日记》记载,许地山此前曾向香港大学毛遂自荐,但未得到校方重视。[29]

1935年初,胡适在香港发表演讲,批评广东很多人思想守旧,反对语体文、提倡读经,他“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转移守旧势力,使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30]他的这次演讲,由于《大光报》记者的错误报道,引起了广东军阀陈济棠和中山大学教授古直等人的不满。不久,许地山在天津《益世报》发表谈话,称“广东方面的读经,我根本有点不敢赞成,尤其是中山大学国文系诸教授主张的读法”,[31]胡、许二人由此产生共识。1935年1月25日,港大中文学院Foster教授[32]拜访胡适,仍表示“渴望”陈受颐受聘,[33]但“当时广州方面十分担心香港大学聘请陈氏后,会成为中文研究的中心。陈氏听闻此事,自然不欲成为广州方面的眼中钉,因此最终不接受港大的聘任”。[34]5月10日,胡适致信William Hornell,推荐许地山和陆侃如为参考人选;[35]5月26日,他又邀请美籍教育家Holcombe与Forster教授同游西山,并留短笺请陈受颐同去,共商聘任之事,[36]此次出游似有成果。6月1日,胡适宴请Forster,许地山作陪。6月8日,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召开科务会议,“一致通过胡适的建议”,[37]决定聘请许地山为中文学院主任,8月正式入职。[38]

1935年7月14日,胡适日记中记载:“港大决定先请许地山去作中国文学系教授,将来再请陆侃如去合作。此事由我与陈受颐二人主持计划,至今一年,始有此结果。”[39]南北教育家们精挑细选出来的许地山果然不负众望,他为港大中文系设计的课程多达30余门,且自1936年起一直被沿用至1941年底,因大学被日军侵占而被迫停课方止。

值得指出的是,胡适和陈受颐在现代教育建设上的合作不仅限于香港大学和北大。“陈受颐档案”中,有一封1939年3月16日胡适致陈受颐信函,讨论了另一桩教育改革。此时陈受颐正在美国任教,而胡适已暂时脱离了学术界,在驻美大使任上做“过河卒子”。但是“过河卒子”仍不忘观察美国当地的学术圈。他说,“华侨国语运动,以弟所知,似嫌费时间太多。纽约之中华学校每周需十九点钟,这是要加在青年男女的美国学堂功课之上的钟点!这岂不等于虐待青年?倘元任兄与兄能求得一种时间最经济之教学法,定可嘉惠青年不少!”这样的教育理念无疑是更科学的,讲求的不是投入多少学时,而是把教育当作一门科学,研究出最“经济”的方法,以达成最好的教育效果。


二、1938—1940年:国事、家事和学术理想的撕扯


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学者,他虽然有议政的兴趣,却没有参政的兴趣。然而,自30年代末期,战事吃紧,国难深重,他还是选择了牺牲学术生活,毅然承担了驻美大使的工作。胡适在1938—1942年间驻美大使任上的功绩,既有史料可供研究,如《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40]、《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41],也有不少学者进行过专门论述,如莫高义的《书生大使:胡适使美研究》[42]、李传玺的《做了过河卒子: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43]、胡慧君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胡适——其战争观的变化及在美国演讲活动》[44]、李新宇的《胡适:被忽略的历史角色》[45]等。此外,在各种胡适人物评传中,他的出使经历——如开展百场演讲、促成桐油贷款、推动修改《中立法案》——都是浓墨重彩的章节,这在欧阳哲生的《欧阳哲生讲胡适》[46]、《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47]、耿云志的《胡适研究十论》[48]等著作中,都有精彩的论述。

在胡适的出使经历中,最先遭遇、最难攻克的就是美国社会的孤立主义情绪。在胡、陈通信中,檀香山当地的孤立主义气氛也经常被提及。孤立主义是美国自建国起一直奉行的外交原则之一,即不参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冲突,也不与任何国家结盟,实行单边主义外交,以保护美国利益的最大化。30年代起,美国颁布了《中立法案》,又从立法层面强化了孤立主义政策。然而,一方面,有实力介入战事的美国对于非正义的侵略不闻不问,作壁上观,实质上是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纵容;另一方面,美国在政策层面主张孤立主义的时候,在经济利益上就更容易与日本亲和,这都很不利于中国抗战。

为扭转不利局面,胡适牺牲了自己的学术生活甚至健康,为中国抗战奔走呼号,通过大量的公开演讲、外交斡旋,不仅成功扭转了美国社会及政府的孤立主义论调,争取到了美、加等国广大民主人士对中国抗战的同情,而且在实质上促使美国改变了对华、对日政策,为中国拉来了最有力的盟友。他对国际局势有准确的预判,在关键节点上做了有力的推动,这些功绩都随着近年来胡适研究的发展而逐渐为人所知。

当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住进双橡园大使馆时,老朋友陈受颐仍留在学府中教书。1938年至1941年间,陈受颐仍供职于檀香山大学。彼时,檀香山是由亚入美的门户,东亚地区取海路赴美的轮船,都要经过此地。这里不仅有实力雄厚的日本政商名人,还有民族认同感淡薄的土生华侨,以及持坚定孤立主义论调、对日本颇为忌惮的当地美国人。檀香山虽然不如美国内陆通信快捷,但却成为庞杂信息的中转站。陈受颐在此观察到的美国社会,或许是最典型的样本之一。这样,陈受颐的来信就为胡适考察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民间的、学者的视角,成为获取“民间情报”的渠道之一。

1938年,陈受颐得知胡适即将出任驻美大使,即致信问候,首次提到了檀香山地区的政治氛围:

学校当局既怕事,不敢公开讨论中日问题;生土儿又多痛痒不知,但以美国公民自命。目前无他处可往,有多少事情可做,便尽力去做而已……美国政府的犹豫,人民的麻痹,看了真有无可如何之感。在纽约时与陈翰笙谈当时使馆的工作状况,更觉痛心。[49]

信中陈受颐所说的“当时使馆的工作状况”指的是在前任大使王正廷的领导下,驻美使馆中已经弥漫着消极气氛,没有积极斡旋,不知何处使力。胡适与王正廷初次见面,王就向胡适抱怨使馆的津贴“这一点怎么够?”更甚者,使馆在工作时间内竟公然支起了牌桌。代表政府意志的大使馆尚且如此,当地的华人即便心焦也无可奈何。陈受颐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心境之苦可想而知。但陈受颐并未放弃自己的本职,先后在檀香山大学、克莱蒙特联校任教,与岭南大学校友陈荣捷合作创办东方研究所,培养中西方文化学者。然而,战争无疑会影响学者的学术事业。一方面,为国事忧心、对母校牵挂的学者,总不免分出精力为国家奔走宣传;另一方面,战争环境下的异域他乡,也不是做学问的好地方,尤其是在孤立主义气氛浓厚的檀香山。

于是,与胡适的通信,胡适领导下的外交局面转变,都成为支撑陈受颐度过苦闷压抑生活的精神力量。当他得知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立即致信表达自己的兴奋:“今日先生出山,中美外交不久必可打开新局面了。”[50]

期待中的“新局面”不是轻易就能打开的。1940年,日本对华军事行动更加猛烈,对美国的拉拢也更殷勤,但美国方面仍在观望。3月5日,陈受颐来信说到了檀香山的情况:

日本的宣传事业,最近在檀似乎特别加紧,美国人中受了点特别恩惠者,大不乏人。土生仔又有许多是没思想没心肝的,我们只好慢慢的想法劝导。然到底是日本人太多了,商界领袖——甚至报界——都不敢明明白白的得罪他们。因此孤立论调,甚嚣尘上,华侨土生,也大声的跟着唱。[51]

3月11日,陈受颐又上一函,说自己无法融入檀香山大学的环境,恐怕很快要被学校辞退,原因是:

(一)弟两年来,时好说话,不肯对于中日问题“严守中立”。在无线电华语广播时间,屡次苦劝华侨抵制日货,若干以美国人自命的土生,早已不表同情。此外中国人同事中,有租赁日本人的房子的,暗中买日本货的,弟也直言规谏。

(二)弟之严格的不与日本人往还,大抵也全得Sinclair[52]不高兴……东方学院招待日本名人过檀的饭局,也始终拒绝参与,原因是除了不愿看日本人的面孔外,两年以来,东方学院从来没有拿学院的名义,设饭局招待过半个中国人也!弟曾这样想过:纵然学不到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应该努力做到不为五斗米磕头。看了一、二中国同事们的曲意奉承,患得患失,又是肉麻,又是生气,又是伤心!然以此故,Sinclair遂觉得弟有怪脾气。

(三)弟不肯作有辞无意的类于entertainer(助兴者)的演讲。这里社团宴会,例有一刻钟的演讲,讲题由他们定的为多,如“中国美术”、“中国哲学”、“中国幽默”、“观世音菩萨”之类!弟有一次硬要讲中日问题,便遭了挡驾……[53]

同年10月18日,陈受颐又提到檀香山的情况:

几个月来,国际情形的转变似乎有点神化莫测。看了报纸之后,更觉莫名其妙。最近美国人士提倡亲日论者——最低限度是提倡缓和美日关系论者——似乎颇有其人。不知是日本运动费的金钱作怪呢,还是输出商的持维本身利益,因而想法转移民意?先生时提提防[54]此事,一定已下了很大的努力了。[55]

的确,学者的政治眼光不局限于政界,也在于社会。为了赢得民意、扭转孤立主义论调,进而敦促美国修改《中立法案》,胡适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前任的外交风格。多年的留学生活使他明白,在三权分立制度下,若要争取美国政府援华,则必须先改变《中立法案》;而想要改变《中立法案》,则又必须先扭转议会及其所代表的美国民众的态度。因此他采取公开演讲的方式,要向美国民众展现一个决心抗战、维护世界民主的中国形象。其外交姿态积极而不逼人,以中国抗战的艰苦和决心呼吁同情,而非道德绑架式的“要求”援助。在大使任上,上至罗斯福总统,下至宾馆服务生都被他视为中国抗战的“朋友”。他相信中美两国因为选择了同一个民主的生活方式而理应戮力同心,并以此为核心观点,在北美、欧洲做了数百场公开演讲。唐德刚先生称这“行万里路,讲百次演”的苦差事是“摸鱼捞虾,误了庄稼”,[56]难道是不了解美国的《中立法案》和孤立主义气氛?

国事飘摇之际,胡、陈二人不只为国事忧心,还面临着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危机。胡适上任不久便累出了心脏病入院,加之长期失眠、偶发牙病、肠胃虚弱,肌体负担极重。这一时期,陈受颐几乎每封信都要问候胡适的健康。而他自己的情况也颇严峻,不仅自己偶有不适,其妻李环才的肺病更加严重。

1938年起陈受颐就时时想要归国,但迟迟不能成行,主要原因就是顾忌妻子的哮喘病,恐怕她受不了舟车劳顿。1940年,正当他归国计划已有眉目时,李环才却在临盆之期染上肺结核,危及生命。陈受颐只得按下不能为国效力的愧疚与不安,暂搁归国计划,将长女寄养在朋友家,自己一边教书一边照顾妻子和刚出生的幼女。一时间良心谴责、经济压力、爱人健康一起压在陈受颐肩上。

环才在分娩两天之前,咳嗽转剧,气喘加甚。赶快延医诊治,经照取X光相片和检验痰沫之后,知道她染了初期肺结核症,急需入肺病疗养院休息。于是当天入院。据大夫说,最怕的是她生产时也许有意外的麻烦,如流血过多之类。然也无法防御,只能暂时瞒着她,让她尽量休息。

两天之后她便分娩了,生了一个女孩子。经过情形甚为良好。小孩子出生之后,便赶紧将她和母亲隔离,转送到另外的一所妇婴医院去了。大女仍在家中,课余由颐看管,上课的时候,便雇人看着她。情形之苦,可想而知了……

据大夫们目下的推测,她所需要的病床上的完全休息,少则九月,多则一年。此外缩短、延长也有可能,完全视乎病菌的增减和她个人的心境和意志。她看了先生来信之后,虽然口口声声地说要今年八九月间回国,然在此情形之下,也许不能不听从大夫的劝告了。昆明气候,对她休养本极适宜,但不知道她能不能够担当道途上的舟车劳顿耳。

颐目下的计画是这样:如檀大能留,则多留一年;如不续聘,则让环才留此养病,暂把两女在朋友家中寄养,自己到大陆来找点零碎的事情,好结医院的账目。心绪凌乱,一时也想不出详细的办法也。[57]

胡适在收到陈受颐1940年4月7日这封来信之前并不知晓李环才的健康已经如此恶化,遂有建议回国之语。自获知李环才病况,胡适便不再催促陈受颐返国,而是尽力帮忙寻找更好的治疗机会,多年后陈受颐仍在感叹“只有先生能救活了她的性命”[58]。虽然国事家事艰难至此,但两位学者未曾放弃过学术理想,令人钦佩。

1938年10月18日陈受颐给胡适的问候函中,第一件事就是汇报当地华侨与使领馆发生矛盾,无法如期参加金门博览会,并表示今后若还有此冲突,请胡适帮忙调停。11月15日,胡适复信,首先表示目下国难严重、时间短促,使馆决定不允参加金门博览会是对的;拒绝之后,又对陈受颐的热心加以安抚,“夏威夷大学现时虽没有学术空气,然有了你们一群生力军,应该可以有点新风气起来。”[59]

1940年3月17日,胡适收到陈受颐来信,得知他苦于檀香山的亲日氛围,请求胡适帮忙在哈佛大学谋职,遂劝他考虑回国,“兄之前途终在国内,切不可在外久留,使人说兄畏患难而贪安逸。今日昆明已成全国绝高智识中心,岂不比檀岛之鸡零狗碎politics高明得多吗?”[60]这是为国保留人才的考虑,也是学者之间惺惺相惜、不忍陈受颐受政治干扰的同情。陈受颐深谙胡适的关怀,遂回信表示信服,也很体谅胡适的学术情怀:

我们所渴望不过的,是国家能早日的恢复升平,先生也可早日地摆脱politic life,可回到学术界思想界去专心地做建设的和领导的事业。然而,我常这样想,先生今日的牺牲,毕竟是无法避免的,它是个historical necessity。[61]

同年10月8日,胡适仍不忘敦促陈受颐多做学问,致信问他“受颐近年曾发表什么文字,望寄我一些Reprints读读。我是四年多没写研究文字的了!”[62]可惜由于夫人病重、护照难办,加之西南联大也未给出明确回复,陈受颐不能立即返国。但他仍渴望为学术界做点贡献,复信说:

夏间陈福田兄回檀香山来看妻子,住了一个多月……弟筹备起了一个小规模的资助国内贫苦学生运动,集合了七百多块美国钱,请他带回去,转请孟邻、月涵两先生自由分配。第二期的筹汇快要进行了。最近接到从吾兄的信,知道教职员的生活也因物价腾贵而越弄越苦。颇想另外再筹集一点小钱寄给孟邻先生请他分配。明知“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然而小事做一点也比不作为好也……

端升兄来信中曾提及在英向民募捐,以延续《今日评论》的生命。此事弟不特赞成,亦以为可以办到。檀香山方面,弟愿代为奔走。[63]

在“陈受颐档案”中,还收录了陈受颐与他人的通信,可印证以上内容。1940年5月20日《梅贻琦致陈受颐函》正是关于陈受颐所说的“资助国内贫苦学生”的筹款。梅贻琦(月涵)称清华大学已分得第一批捐款中的563美金,上报组织委员会与审查委员后,校方决定将此款用作优秀而清寒之学子的奖助金。

另外,“陈受颐档案”中收录有日期不详的《钱端升致陈受颐函》两封,通过信函内容可知正是关于“延续《今日评论》的生命”一事。在第一封信中,钱氏提到了自己想要用民间募捐的方式维持《今日评论》杂志的运营;第二封钱端升来信则是婉拒陈受颐的捐款。可见陈受颐接到第一封信后便已经开始“代为奔走”,并且果真筹集到了资金。《今日评论》是钱端升在西南联大发起的政论性周刊,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讨论政局的重要平台之一。其经营陷入困顿时,陈受颐等海外学者提供了莫大的精神支持和援助。

就这样,担任大使的胡适在卖命地执行“过河卒子”的使命,留在异国校园的陈受颐在忍辱负重地为教育事业贡献绵力,数片通信则助他们沟通消息、相互慰勉。展开二人书信,抗战时期中国学者的艰苦和气节仍感动人心。


三、1945—1946年:回归学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1945年9月9日,日本正式向中国递交降书,中国以14年苦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战事结束,百废待兴,教育事业急需人才,胡、陈二人把精力投回了学术领域。这个时期,他们的通信主要关于建设北大、切磋学术、中西文化交流等。

1945年9月6日,国民政府委任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返国前,实际工作由傅斯年代理。胡适之所以没有立即回国,一是他受教育部长朱家骅委托,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出席11月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二是北大复员之初,经费问题、人事问题、伪教职员问题、学潮问题,千头万绪,异常复杂,1946年1月7日傅斯年在给妻子俞大彩的信中就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64]胡适要给傅斯年留下整顿北大的时间,并在美国为北大招徕人才。但比起做大学行政工作,他更盼望做单纯的学者。9月12日,胡适致信陈受颐和罗莘田,自信地说自己近年在学问上很下苦功,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进步,“深不愿放弃历史研究而做大学行政的事。将来总想早早得脱身,仍交给梦麟兄,我得以剩余的十年或二十年专心做历史研究,则大幸了。”[65]并且还请陈受颐和罗莘田两位学者也对北大前途和人才任用多加留意,若有所指教,尽管与傅斯年直接通讯。

在同一封信中,他也提出了自己对北大聘任人才的看法:“人才必须多方搜求,多方造就,宁失于宽大,不可失于狭隘。”[66]虽说自己不愿意被行政工作羁缚,但既然承接了校长的职务,胡适还是拿出“徽骆驼”的踏实与耐性尽力去做。接受北大校长任命后,他立即着手招揽人才。如此心中有数,还要得益于他在大使任上对学术圈的关注。胡适希望杨联陞、邓嗣禹、王毓铨等学者回国任教,还尽力帮陈寅恪治疗眼疾,而陈受颐自然是胡适念念不忘要请回北大的文史专家之一。就连分别已久的代理校长傅斯年,对陈的学术造诣和教学能力也青眼有加,写信给胡适说“史学系……非大充实不可。受颐必须拉回,愈早愈好。”[67]

陈受颐1941年已到波莫纳学院任教,此时他自然也对返回北大充满期待。收到胡适9月12日来信后,陈受颐即于9月18日复信,称自己“急想回国去,尽力读书,替学校做点小事,稍补八年来未在国内与同事诸公一起捱苦的大过。一两天后便见此校当局提出辞职的问题。”[68]陈受颐将自己被困异国、忍受排华氛围、为生计疲于奔命的日子视为自己的过错,因为没有“与同事诸公一起捱苦”,可见其家国情怀和责任心之重;又提自己不日将向校方提出辞职,也可看出他急于返国的赤诚。

陈受颐在该信中简单汇报了自己的返国计划:为了随时回国,他和波莫纳学院签约时,都只签短期合约;若波莫纳校方要求自己履行合约,期满才允辞职,则至晚1946年夏季回国。李环才先后经历了三次大手术,尚未完全复原,需要休养,不宜远行;若医生要求李环才留在克莱蒙特疗养观察,他便为妻子筹一笔款,留她在美国继续治疗,将女儿寄养在朋友家,自己只身回国。

此信末尾,陈受颐还提到了罗莘田刚写成的一篇文章,从中我们也能读出他即将“羁鸟返旧林”的快乐。尽管还没踏上归途,但他们已经徜徉在学术的海洋里了:

他今年暑期学校无须授课,写了一篇关于中国语言的借字的文章,弟看了之后劝他重写,多添些资料。他老先生高兴得唻,竟把十二页的初稿,扩充到快到一百页了!此公的精力,真了不得![69]

但实际情况比想象中复杂得多。转过年来,胡适和陈受颐都还未返国。1946年4月22日,陈受颐致信胡适,解释自己至今迟迟不归,并非有意踟蹰,而是受困于重重难题,在“良心上的无限的谴责”之下的不得已之举:第一重难题是“合约上的”。陈受颐必须先按照合约,在波莫纳大学工作到本年(1946年)6月,才能正式离职。第二重难题是“治疗上的”。李环才的左肺术后恢复良好,但右肺仍有阴影,需要继续治疗休养。但此时北平刚刚走出战争阴影,即便是技术设备最好的协和医院也没有足够的收治能力。陈受颐本打算按照原计划,留下妻女,只身返国。但他没想到还有第三重难题——“法律上的难题”。[70]

原来,李环才作为访问学者的家属,其原始护照本只在檀香山境内有效,不能“离檀入美”;后来能到南加州居住、治病,全赖胡适当初请人帮忙,将李环才的护照改为旅游护照;张紫常[71]也从中协助,将旅游护照数次延期,李环才方得以安心治病。但依照美国法律,李环才的旅游护照是依附于陈受颐的,若陈受颐返国,李环才也将被驱逐出境。于是,陈受颐只身回国的计划便告失败。他还尝试干脆为妻子办理移民手续,以换取长久居留的机会,但成功与否也要至少一年后才见分晓。这样,合约上的、治疗上的、法律上的重重难题,将陈受颐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局面。他只好选择再次将返国日期推后,“以等她右肺的进步或移民地位的转换,和国内医药设备的好转。”[72]

陈受颐的迟归已成定局,胡适也只能予以安慰。4月26日,胡适复信陈受颐,说“我完全能谅解,我想同人也能谅解。”[73]这话不是违心之语,但也绝不是放弃争取陈受颐返回北大。在此信中,胡适向陈受颐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条建议是“在半年或一年之后能回国”。[74]胡适首先从共同的不安说起,再次强调国内学术界对人才的渴求。

我去国八年半,心中常感觉不安;尤其是最近三年半,我专做自己的工作,谢绝一切公开讲话,所做的研究,既无补于抗战,也无补于升平,真成了象牙塔里的生活了,所以更感觉不安。兄去国比我更多一年,内心不安,必不下于我。[75]

胡适的“不安”正与陈受颐自述的“良心上的无限的谴责”相同,不仅出于单纯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更是对学术界情况稍加考察后,便不能不产生的情绪。胡适指出“国内工作需人,文史界更需人”,陈寅恪眼疾加重,“文史界失此一员大将,使我更感觉工作人员之单薄。”[76]

但是陈受颐确实难以速返,怎么办呢?胡适提出的第二条建议是:滞留美国也不要松懈于学术研究。“我终望兄能写一册英文的《中国小史》,此事于英美民族对中国的了解甚有关,千万请留意。”[77]

胡适所说的“英文的《中国小史》”,早在三年前(1943年)就提过了。陈受颐为了给妻子提供更好的调养环境,1943年曾希望到斯坦福大学任教,但人事纷杂,未能成功,胡适只能劝他“Stanford之事暂宜听其自然发展,不可去推动,尤不可令令弟[78]去推动”,并建议“何不用几个月的苦干写一部五万字左右的《中国小史》?”[79]胡适这个想法是受了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阿兰·内文斯(Joseph Allan Nevins,1890—1971)的启发。1943年1月14日,胡适首次读到内文斯的《美国小史》[80],在日记中记下了初次印象:“很可读,见解很平允。”[81]《美国小史》具有科普性质,为英国中学生所写,可增加英国青少年对美国历史的了解。胡适认为类似的《中国小史》也可以促进欧美人士对中国的了解。至于最佳撰稿人选,自然是多年生活在美国、专攻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陈受颐。

胡适三年前所提的《中国小史》,陈受颐直至1946年也未写成。如今他又陷入了困境,胡适便再次提起这本小书。在1946年4月26日的信里,胡适用既赞赏又自愧的口吻,再次表达了对陈受颐写成《中国小史》的期待。他说:

我归心甚切,而兴致颇不佳。当我廿五岁生日时,我作小词,曾有“葫芦里也有些微物,试与君猜”的诗语。今又当归国,而葫芦里空空如也!奈何奈何!

……

我的“中国思想史”英文稿大部分有哈佛讲稿,但未能写定。拟回去把殷商至东周一个时代的新材料补充好,然后写定英文小书,一年内付印。

近年费了两年工夫重审《水经注》一案,写了二十万字的文字……我想作一部专论历史考证方法的书,即用近年所集材料为资料。也许在北大可作一个学期的讲演资料。

除此一事外,别无学术上的成绩可说,言之甚愧。[82]

胡适回忆年轻的自己,25岁时意气风发,尚有“试与君猜”的豪气;如今已完成大使任务,顺应众望出任中国最高学府的一校之长,反倒“兴致颇不佳”。他的兴致不佳,无关乎待遇、津贴、头衔,而是因为自己“别无学术上的成绩可说”,他为此惭愧!需要指出的是,他并非真的“别无成绩”——完成外交使命的同时,他一边为北大物色人才,一边做了一部中国思想史讲稿和20万字的《水经注》考证,哪里是没有成绩?只不过,胡适认为这是“无补于升平”的象牙塔之作;相比之下,有助于欧美社会了解中国的《中国小史》价值更高。

虽然陈受颐最终没能写成胡适建议的《中国小史》,但他1945年后陆续著成《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有关中西文化接触与比较之西文著述目录》,英文著作《中国文学:历史导论》,翻译《西洋中古史》,并为世界培养了大量中西文化研究人才,足以使他在克莱蒙特联校史上留名。[83]其坚持不懈的学术热忱,与胡适等友人的勉励也不无关系。

在著书立说、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这项工作上,陈受颐与胡适达成了深度默契。胡适发表的文章,陈受颐总要设法取得,发给学生传阅,带领学生讨论。陈受颐的著作,胡适也保持关注,间或通信提出意见。1960年夏,陈受颐的《中国文学:历史导论》(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84]定稿,交付纽约罗纳德出版社(New York: Ronald Press)出版。这本书旨在促进英美人士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以英文写成,上至殷商甲骨文,下至“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学,是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英文著作。1959年秋季书稿写成,陈受颐请胡适评阅。10月7日,胡适将自己的意见写成夹注,建议“上古几章,次序似尚可斟酌”,寄还陈受颐。[85]1960年6月15日,陈受颐致信胡适,汇报该书即将付印,“惟书中有好些地方是征引先生的《先秦名学史》”,需要胡适提供一份“许可证明书”,以满足美国出版社的要求。[86]6月22日,胡适复信,将“许可证明书”签字附上。[87]

在此书自序中,陈受颐对自己所征引的作家作品致谢,特别感谢了胡适,“感谢……胡适博士翻译了许多中国诗歌和散文,并授权转载相关材料”。[88]但是,胡适的作用不仅限于提供了先秦诗歌散文的翻译,他对陈受颐治史观念和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更深层、更根本的。

林语堂在为《中国文学:历史导论》写序言时,着意强调了陈著的几个优点:第一,系统而连贯地梳理历史。该书论述了从甲骨文到文学革命之间三千余年的中国文学史,系统地勾画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而在陈著之前,尚未有连贯的、成体系的英文中国文学史。第二,严谨而自然地组织语言。作者将审慎的学术观点和语言流畅度、文本可读性结合起来,使文本兼具深度和趣味。第三,充分而科学地利用材料。作者将中国文学史作现代学科的处理,不预设经典独尊的地位,超越了清儒“只认一部经典、排斥所有伪作”的局限,对史料博揽广收,更为科学和全面。第四,平等地对待哲学思想。作者在处理各时代文学的哲学底蕴时,能平等对待儒家哲学和诸子哲学,因而可以跳脱一家一派的局限。基于以上特点,林语堂认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本书都是英文中国文学史的权威之作。”[89]

而这些优点,明显师法于胡适以《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开创的现代史学范式。蔡元培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也总结了四个优点: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90]其中“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被陈受颐接受后,直接反映为“充分而科学地利用材料”和“系统而连贯地梳理历史”。而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则被转化性地吸收,呈现在裁选史料的过程中。例如在论述清代小说时,陈受颐不仅重视作品与本国社会背景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会辨析西方文化的影响,有意识地以同时期西方文艺作品作对比,增添了中西文化接触史的横向维度,对胡适的史学范式进行了扩展。

还要指出的是,陈著书名曾有三个版本。在胡、陈1960年、1961年的通信中,分别以“中国文学史稿”和“文学史略”之名出现。[91]但公开发行、流传至今的版本却名为“中国文学:历史导论”。这个书名的选择颇有意味。胡适1959年7月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宣读了论文《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其中,胡适指出若要了解东西方的文化,必须要有一种“历史的态度”(a historical approach),即“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知识、哲学、宗教活动上一切过去的差别都只是历史造成的差别,是地理、气候、经济、社会、政治,乃至个人经历等等因素所产生、所决定、所塑造雕琢成的;这种种因素,又都是可根据历史,用理性、用智慧,去研究、去了解的。”[92]而此时正是陈受颐完成初稿的时间。陈受颐几次改换书名,最终选用“historical introduction”,应该也是他认同并发展了“historical approach”的表现之一。


四、1950年:胡适在克莱蒙特联校的演讲及其人类学荣誉博士学位


“陈受颐档案”中,最完整的就是1950年12月胡适在南加州讲学的相关材料,共有相关往来书信9封,日程安排1件,邀请函1件,学位推荐书2件,胡适人类学荣誉博士学位证书1件。这些文件完整复现了陈受颐邀请胡适讲学、商定演讲主题与日程、推荐胡适获荣誉博士学位、讲学结束后胡适致信感谢招待的全过程。

1950年是陈受颐在克莱蒙特联校任教的第十年。1950年10月底,陈受颐在斯坦福碰见张紫常,得知胡适11月初要到美国西部游学,非常高兴,希望届时能请胡适绕道南下,到克莱蒙特联校演讲。为此,他一面请张紫常代为询问胡适的意愿,一面请克莱蒙特联校秘书长Dr. Robert J. Bernard致信邀请,同时自己也给胡适写了信,现存于“陈受颐档案”中:

适之先生赐鉴:

许久没给先生写信,死罪死罪!前月月底在士丹福[93]看见紫常兄,得知先生下月初要到美西来,万分兴奋。当时即与紫常兄约好,请先生绕道南加州小住三两天,俾南加的许多朋友能趁此机会得听先生的演讲。今天正午Claremont联校秘书长Dr. Robert J. Bernard(联校无校长,只有虚君制的Provost)曾上一长电,先生想已当天接到了。联校校侣会虽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会员只有七八百人),会员对于国际问题却很关心研究,而且因为他们大多数不是联校的毕业生,对于南加社会影响也相当的大。先生对他们说话,不至有“珍珠委豕”的白费。很盼望先生慨然接受他们的请求。

登载Foreign Affairs的大著,拜读了不止一回,无条件的佩服之余,并已叫学生们逐句逐字的细读了。

尊此劝驾,敬候

旅安

胡太太前同此致敬

小弟受颐敬上

环才属笔请安

十一月十三日

得益于邻近的地理位置,克莱蒙特联盟中的四所院校在保持独立运营的前提下分享资源、合作办学,共同推举秘书长为行政负责人。陈受颐写到“Claremont联校秘书长Dr. Robert J. Bernard”时,还特意在行缝中夹注:“联校无校长,只有虚君制的Provost”,意在强调邀请胡适的电报出自联校的总负责人,以示对胡适的敬重和期待。

陈受颐还在信中简要介绍了此地的主要听众——南加州的朋友和七八百人的联校校侣会。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都很关心国际问题,而且在南加州社会上影响较大。换言之,他们能够帮助传播胡适的演讲主旨;对胡适而言,接受演讲邀约实在是很“经济”的选择。

同日,Bernard的邀请电也到了。这是一封长电报,由西联电报公司(Western Union)拍送,打字稿现藏于洪诺德图书馆,译文如下:

致胡适先生:

我们从陈博士处得知您将到加利福尼亚州讲学,非常欣喜。即使只是匆匆停留,我们也恳切地希望您能到克莱蒙特市参观鄙联合学院。联校校侣会邀请您在洛杉矶克莱蒙特市的加利福尼亚俱乐部做特别晚宴演讲,日期在本月底或十二月初,并将奉上二百五十美元的酬金。遥想您1942年那次加州访学,记忆犹新;相信我们或能再次与您相见。

陈受颐博士特致问候。

联合学院四校友朋敬上

Robert J. Bernard

在Bernard的电报中,我们可以获知几条信息:第一,胡适南来的动向,是由陈受颐告知Bernard的;第二,Bernard和陈受颐一样,都十分期待胡适的演讲;第三,演讲时间大致在11月底至12月初,提供250美金的报酬。

Bernard的电报语气很委婉,只说“恳切地希望”胡适能来,没限定演讲主题,预约的时间弹性也很大。毕竟在七十年前,Bernard背后只是一班“穷教授”办起来的“规模渺小的联校”。[94]相比之下,胡适虽然已进入“黯淡岁月”,[95]但仍具有不小的国际影响力,就在同年6月23日,美国国务次长迪安·鲁斯克(Dean Rusk,1909—1994)还到纽约专门约胡适面谈,希望他出山,取代蒋介石呢![96]难怪Bernard的邀请信如此低姿态。

然而,陈受颐对Bernard的电报大不满意,认为委婉有余而效率不足,既没商定行程,也不讨论讲题;读罢全电,甚至不能确定胡适会否答应演讲。他了解南加州当地情况,更了解胡适,相信胡适不会拒绝这次演讲,邀请信大可不必如此委婉。为此,11月14日,陈受颐动笔给胡适写信,表达了对胡适演讲的恳切期待,提出自己拟定的日程安排,希望胡适在员生大会和联校校侣会上讲演:

昨天[97]联校秘书长打给先生的电文,颇有“语焉不详”的毛病。较大的缺憾,是没有提到四校员生大聚会的讲约。Bernard先生是个忠厚长者,唯恐先生看不起规模渺小的联校的邀请,所以只说“希望不敢过奢”,意思是打算先生到西岸后再说,怕的是正如我们广东佬说的“缸瓦船打老虎,一拍两散”也。经弟抗议,他还犹疑,于是弟也不坚持了。

其实,弟已经对Bernard说过,对青年学生们和穷教授们说话的机会,先生是绝不会看轻的。(Calif Club的聚餐,就怕有许多穷教授出不起钱去参加)。

今天中午跟紫常兄通电细商之后,暂为待定日程如下:

星期二(十二月五日)

下午二时或五时抵安罗琪[98]

下午八时四校员生大会

星期三(十二月六日)

中午Bob Smith聚餐会

下午六时三十分四校校侣聚餐会

夜十一时起飞

但是由于陈受颐已经与张紫常取得联系,甚至已经“通电细商”演讲行程了,所以这封信暂时被搁置起来,并没有写完。自11月13日Bernard发出邀请电报起,陈受颐便积极地以张紫常为中间人,拟定胡适来加的日程。陈、张二人希望胡适不要太过劳累,又希望能召集更多听众,因此比较关注日程安排。尽管曾拟定演讲主题,但一周过后仍未确定。[99]

至于胡适本人,则更急于明确演讲要求,以便准备讲稿,因此于11月20日向陈受颐发电报询问。胡适写成英文底稿,交由西联电报公司拍送,该电报现存于“陈受颐档案”中,翻译如下:

陈受颐教授:

请转告贝纳德博士,我十分感激地接受他的邀请,决定周二晚间在他家停留,校侣会后也会参加他的招待会。请告我你们为校侣会演讲选定的讲题和每场演讲的时长要求。

胡适

这里,胡适提到“决定周二晚间在他家停留”,正是从张紫常处得到的消息。胡适纪念馆藏有《陈受颐致张紫常函》,内有更详细的日程安排,其中就包括“在Bernard家小息”:

(一)五日(星期二)

下午三时至五时,在旅馆休息

五时至六时,北大旧同事欢迎晚膳

六时至七时一刻,由中国城乘车至Claremont

七时一刻至八时,在Bernard家小息

八时,四校员生大会,公开演讲

演讲后茶会

(二)六日(星期三)

上午十时左右,由Claremont至罗安琪

十二时左右,汪易生总领事Stag Party[100]

下午,罗安琪旅馆休息

下午六时卅分,四校校侣会餐

十一时起飞[101]

陈受颐接到20日的电报后,才想起至今没有通知胡适演讲主题是什么,立即与Bernard商量。他们想请胡适评论中国局势,最终确定“中国历史上为自由的斗争”(The Fight for Freedom in Chinese History)和“自由世界需要一个自由中国”(A Free World Needs a Free China)两个讲题,并拟于20日当晚发电报回复胡适。同时,陈受颐找出14日写到一半的信件,继续写完,把“请求改换讲题的经过,简单地说一下子”。[102]12月2日,陈受颐给胡适发送电报,再此确认演讲主题。[103]至此,胡适在克莱蒙特联校的演讲日程和主题全部安排妥当。我们已找到这两篇胡适的散佚讲稿。12月5日的演讲是《中国历史上为自由的斗争》,胡适从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传统切入,历数先秦以来中国人民不屈服于社会、道德、政府或宗教权威,勇于独立思考并大胆发声的例子,为后一场演讲作铺垫;6日的演讲是《自由世界需要一个自由中国》,他阐述了千百代中国人传续下来的为自由而奋斗的精神。这两次演讲都围绕中国人民的自由精神展开,意在阐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国家,拉近两国人民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表示对胡适的敬重,克莱蒙特联校不仅以师生大会和校侣会这样的隆重场合作为演讲平台,而且决定授予胡适荣誉博士学位。“陈受颐档案”中藏有《陈受颐致联校教务长函》,陈受颐在函文中列举了胡适在人类学领域的贡献,以此作为学位推荐信,在12月6日晚学位授予仪式上宣读。此函未经公开出版,现识读并翻译如下:

教务长先生:

胡适是著名的中国传统经学家族[104]备受宠爱(杰出)[105]的后裔,是美国多个著名学者和哲学家的出色学生,整个世界的人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

作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主要先驱和奠基人,他不仅取得了许多划时代的学术成就,还将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用语确立为四万万世界公民的国语,提升至尊贵的地位。

作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他践行着悠久宝贵的历史传统,以充满活力的学者风范,勇敢接受并坚定履行了他的社会责任和国际责任,以演讲和文章自由批评他的政府和人民,近年来甚至中断、延宕自己的学术事业,以便更高效地服务于他的同胞(如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领导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等)。

他是中国的孝顺而爱国的儿子。他对自由的追求和热爱,激励他超越了自我时代的狭隘民族主义,升华了他的忠孝品性,使他以杰出世界公民的形象脱于俗流。

因此,教务长先生,我荣幸地代表克莱蒙特学院的院系成员,推荐他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

陈受颐认为胡适是“整个世界人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并以三条理由证明。第一,胡适自觉推动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将白话文确立为正宗国语的尊贵地位。作为比较文化领域的学者,陈受颐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拥有四万万庞大人口,其白话文运动带来的社会影响,在世界视域中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陈受颐在此强调胡适“将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用语确立为四万万世界公民的国语,提升至尊贵的地位”,意在指出胡适以中国白话文运动撬动世界社会文明进步的功绩。第二,胡适作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能够“以充满活力的学者风范,勇敢接受并坚定履行了他的社会责任和国际责任”。其中“社会责任”是“以演讲和文章自由批评他的政府和人民”,“国际责任”是“中断或延宕自己的学术事业,以便更高效地服务于他的同胞(如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领导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等)”。陈受颐充分体会到了胡适多年以来被学术理想和社会责任撕扯的痛苦,并对他甘愿牺牲个人理想、以此成全社会责任表示肯定和敬佩。二人多年来持续不断地探讨学术、互剖心迹,陈受颐能对胡适的两难心境做出中肯评价,自然不在话下。第三,出于对自由的追寻,胡适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杰出的世界公民。胡适很早就有了世界主义观念,早在1914年,他就提出“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之种”,[106]他认同戈德温·史密斯(Goldwin Smith)所说的“万国之上犹有人类”(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107]欣赏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不只总是优先考虑美国,也要优先考虑人类”(not only always to think first of America, but always, also, to think first of humanity)观念。[108]胡适的世界主义观念表现为包容的态度:在国家内部尊重个体的自由发展权利,在国家之间尊重彼此的制度文化差异,主张世界各国放弃独大的野心,合作重建均衡的世界秩序,在哲学层面与自由主义思想彼此呼应。陈受颐所列举的三项功绩逐层递进,从本国语言文化扩展到社会和国际责任,再深化到人文主义和世界主义,恰当地概括了胡适的历史功绩。

讲学结束、回到纽约后,胡适分别给陈受颐和Bernard复感谢信,尤其回应了陈受颐的推荐函,“实在奖许太过,使我既感且愧”,他把克莱蒙特联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理解为鼓励自己在人类学和自由主义领域内再添新功,感慨“受者特别感觉快慰”。[109]


结语


胡适是现代学术的开风气者,通过发掘他与其他人的通信等新材料,可以为胡适研究打开一个新窗口;陈受颐在历史和文化交流领域负有盛名,曾是北大教授、傅斯年和罗常培等人交口称赞的文化学者,却由于长年流落海外而渐被遗忘,通过研究他的作品,考释他与胡适及其他学者的通信,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这位“被遗忘的北大历史系主任”。本文以时代发展为脉络,对胡适与陈受颐的通信进行了初步整理和研究。胡适与陈受颐秉性相投,志趣相合,二人互相勉励、交流思想、切磋学术,终身不息。身在学术界时,他们合作建设现代教育,耕耘中国文化,介绍西方思想,促进中西方的接触和交流;在民族国家危难关头,他们虽分居美国东西两端,却同心协力为国奔走呼号。他们的交往超过30年,期间往来通信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内容连贯,史料价值极高。同时,胡、陈往来书信中也存在一些落款日期不明、部分信件丢失、字迹难以辨认等缺憾,这也为当今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多探索的空间。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适年谱新编”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ZDA198;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高峰团队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F201903]


注释:

[1] 克莱蒙特学院联盟(Claremont Colleges,简称克莱蒙特联校)位于美国西南部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市,是一个以文理专业见长的高校联盟,现由五所院校和两所研究生院联合而成。1950年陈受颐邀请胡适来校演讲时,联校仅有克莱蒙特研究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斯克利普斯学院(Scripps College)、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和陈受颐所在的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这四所院校。

[2] 胡适在写给江冬秀的信中提到:“在香港遇见陈受颐夫妇,穷得不得了。我借了钱给他们做路费,送他们到檀香山大学去教一年书。”见《胡适致江冬秀函(1937年10月19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4页。

[3] 关志昌:《民国人物小传——陈受颐》,载台湾《传记文学》,2001年9月,第七十九卷,第三期,第149—150页。吴相湘:《陈受颐精研中西文化史实》,载《民国人物列传》(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69—81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7—46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28—730页。

[5] 《陈受颐信八通(附陈受颐致傅孟真信一通)》,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79—405页。

[6] 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2—5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

[7] 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胡适书信集》(上、中、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8] 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中、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9]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4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0] 《罗常培致胡适函(1946年4月2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892页。

[11] 《傅斯年致胡适函(1940年8月1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740—745页。

[12] 李孝迁、任虎编校:《近代中国史家学记》(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8—55页。

[13] 吴相湘:《民国人物列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

[14] 谢泳编:《独立评论文选》,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

[15] 梁建东:《被遗忘的先驱——陈受颐及其18世纪中西文化接触史研究》,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6] 胡适:《南游杂忆》,见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56页。

[17]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简史》,http://web.chinese.hku.hk/main/school-history/,2020年11月16日阅览。

[18]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简史》,http://web.chinese.hku.hk/main/school-history/,2020年11月16日阅览。

[19] 车行健:《胡适、许地山与香港大学经学教育的变革》,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0] 《南游杂忆》,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56页。

[21] 胡适原信如此。疑有误,似应为“他是三次北上”。

[22] 《胡适致陈受颐函(1933年11月12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2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335页。

[23] 在潘光哲先生主编的《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中,此处被错误地认读为“英文英听”,对照手稿原件很容易发现这个错误。胡适当时强调的是“既会写、又会说”,注重的是“文”“言”之分,是白话文运动主张的余音。而今人已经处在“文言一致”的语言环境中,整理手稿时想当然地认为此处强调的是“会书写”与“会交流”的区别,故而认读为“英文英听”。此外,《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中也错将此函日期记为“12月12日”。对照手稿可知,应为“11月12日”。两处错误均未经勘误。

[2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116页。

[25]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123页。

[26] 《香港大学改组中文部昨日下午再正式召开会议》,载《工商日报》,1935年10月16日,第3张第2版。卢玮銮:《许地山与香港大学中文系的改革》,《香港故事:个人回忆与文学思考》,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4页。

[27] 《南游杂忆》,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56—557页。

[28] 《南游杂忆》,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59页。

[29] 陈君葆著、谢荣滚编:《陈君葆日记(上)》,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6页。

[30] 《南游杂忆》,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59页。

[31] 《许地山谈读经意见》,载《益世报》(天津)1935年2月7日,第8版。另参见《中山大学教授古直主张读经救国——致函邹校长海滨述志,斥许地山为妖言惑众》,载《时事新报》1935年2月27日,第4版;《古直痛辟许地山——为许反对读经而发》,载《时事新报》1935年3月1日,第5版。

[32] Dr. Lancelot Forster当时供职于香港大学。据胡适日记记载,Forster时任“文学院院长”。但据Forster著作The New Culture In China的序言记载,1936年此书出版时,Forster仍是香港大学教育学教授。因此这里以“教授”称之。

[3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186页。

[34]http://cculture.hku.hk/content/hkculture/tm/celebrity/celebrity01.pdf,2020年11月16日阅览。

[35] https://www.virtual.umag.hku.hk/eileenchang100,2020年11月16日阅览。这封信原件收藏在香港大学档案馆,未被任何胡适书信集收录。

[36] 这张短笺也存在“陈受颐档案”中,是一张11.69×24.68cm的泛黄纸片。

[37] 陈君葆著、谢荣滚编:《陈君葆日记(下)》,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8页。

[38] http://cculture.hku.hk/content/hkculture/tm/celebrity/celebrity01.pdf,2020年11月16日阅览。此时中文学院虽已改为中文系,但在香港大学“香港传统文化·許地山和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网页上仍写为中文学院。有关许地山就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一事,本文还参考了北京大学夏寅博士的未刊文章《许地山编年事辑(北京时期)》,第121—127页。

[39]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260页。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41] 周谷编:《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

[42] 莫高义:《书生大使:胡适使美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43] 李传玺:《做了过河卒子: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

[44] 胡慧君:《抗日战争时期的胡适——其战争观的变化及在美国演讲活动》,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45] 李新宇:《胡适:被忽略的历史角色》,载《关东学刊》,2020年第4期。

[46] 欧阳哲生:《欧阳哲生讲胡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33页。

[47] 欧阳哲生:《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231—259页。

[48] 耿云志:《胡适研究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40、218—224页。

[49] 《陈受颐致胡适函(1938年10月18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79—380页。

[50] 《陈受颐致胡适函(1938年10月18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79—380页。

[51] 《陈受颐致胡适函(1940年3月5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81—382页。

[52] 即檀大东方学院院长。

[53] 《陈受颐致胡适函(1940年3月11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86—388页。

[54] 原文如此,“时常提到提防此事”之意。

[55] 《陈受颐致胡适函(1940年10月8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89—392页。

[56] 唐德刚:《胡适杂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57] 《陈受颐致胡适函(1940年4月7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83—385页。

[58] 《陈受颐致胡适函(1946年6月22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95—396页。

[59] 《胡适致陈受颐函(1938年11月15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51—52页。

[60] 《胡适致陈受颐函(1940年3月17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150—151页。

[61] 《陈受颐致胡适函(1940年4月7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83—385页。

[62] 《胡适致陈受颐函(1940年10月8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200页。

[63] 《陈受颐致胡适函(1940年10月8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89—392页。

[64] 《傅斯年致俞大彩(1946年1月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57页。

[65] 《胡适致陈受颐、罗莘田(1945年9月12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495—596页。

[66] 《胡适致陈受颐、罗莘田(1945年9月12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495—596页。

[67] 《傅斯年致胡适函(1945年10月1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851—857页。原文即有着重符号。

[68] 《陈受颐致胡适函(1945年9月18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93—394页。

[69] 《陈受颐致胡适函(1945年9月18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93—394页。

[70] 《陈受颐致胡适函(1946年4月22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95—396页。

[71] 张紫常,国民政府1938—1946年驻洛杉矶领事。

[72] 《陈受颐致胡适函(1946年4月22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95—396页。

[73] 《胡适致陈受颐函(1946年4月26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520—522页。

[74] 《胡适致陈受颐函(1946年4月26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520—522页。

[75] 《胡适致陈受颐函(1946年4月26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520—522页。

[76] 《胡适致陈受颐函(1946年4月26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520—522页。

[77] 《胡适致陈受颐函(1946年4月26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520—522页。

[78] 指陈受颐的弟弟陈受荣,当时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根据《胡适致陈受颐函(1943年7月18日)》,陈受荣曾经写信谈过斯坦福大学内部的意气之争,但胡适认为这个说法不太可信。胡适也曾给斯坦福大学校长Dr. Wilbur写信推荐过陈受颐。《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311、312页。

[79] 《胡适致陈受颐函(1943年7月28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314页。

[80] Allan Nevin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January 1942.

[81]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141页。

[82] 《胡适致陈受颐函(1946年4月26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520—522页。

[83] 吴相湘:《陈受颐精研中西文化史实》,载《民国人物列传》(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69—81页。

[84] Chen Shou-yi: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61.

[85] 《胡适致陈受颐函(1959年10月7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5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125页。

[86] 《陈受颐致胡适函(1960年6月15日)》,藏于胡适纪念馆,馆藏号为HS-NK01-022-018。

[87] 《胡适致陈受颐函(1960年6月22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5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286页。

[88] “Among literary historians, I owe special debt of gratitude to Dr. Hu Shih, whose erudition has contributed heavily to the whole book.”From Chen Shou-yi: Preface,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pp. vii-viii.

[89] Lin Yu-tang: Preface,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61, pp. v-vi.

[90] 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页。

[91] 《陈受颐致胡适函(1960年6月15日)》,藏于胡适纪念馆,馆藏号为HS-NK01-022-018。《胡适致陈受颐函(1960年6月22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5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286页。《陈受颐致胡适函(1961年10月10日)》,藏于胡适纪念馆,馆藏号为HS-NK01-022-019。

[92] 胡适:《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见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9页。

[93] 即斯坦福。

[94] 陈受颐语,见下文。

[95] 周质平:《胡适的黯淡岁月》,载《大地》,1995年第5期。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黯淡”并非由于胡适已经失去了影响力,而是指他主动远离政治圈子,不接受外交部长等职务,自己选择了遁入“黯淡岁月”。

[96] [美] 陶涵(Jay Taylor):《蒋经国传》,林添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12—214页。另见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123—124页。

[97] 应为1950年11月13日。

[98] 此处是陈受颐笔误,应为罗安琪,即洛杉矶旧称。

[99] 陈受颐和张紫常是如何商量的、曾拟定什么主题,目前尚未发现史料记载。但据陈受颐11月20日信中所讲,最终讲题是改换过的。

[100] 结合具体预语境,此处应理解为“只有男性参加的会议”,即“雄鹿会议”,并非“单身派对”。

[101] 《陈受颐致张紫常函(1950年,无具体日期)》,藏于胡适纪念馆,馆藏号为HS-US01-034-007。

[102] 这封七天才写完的信件现藏于胡适纪念馆,馆藏号为HS-US01-034-004。

[103] 《陈受颐致胡适函(1950年11月20日)》与《陈受颐致胡适电报(1950年12月2日)》均出自胡适纪念馆,馆藏号分别为HS-US01-034-004和HS-US01-034-009。

[104] 指“明经胡氏”。绩溪胡氏分为分别为龙川胡、金紫胡、遵义胡、明经胡四条支脉,胡适是明经胡氏后人。蔡元培先生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称:“适之先生出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又在《答林琴南君》中说“胡君家世汉学”,没有准确说明是“四胡”中的哪一支。在1959年首次出版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声明自己属明经胡一支,祖上世代经商。这里陈受颐称其为“中国传统经学家族的后裔”,显然也没有对“绩溪四胡”加以明辨。但是在徽州绩溪,晚清以后朴学风气已成,对胡适的学术思想有奠基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陈受颐的说法是无大错的。

[105] “陈受颐档案”中藏有两个版本的推荐信,分别用了“beloved”和“illustrious”两个形容词。

[106]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521页。

[107]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521页。

[108]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110页。

[109] 《胡适致陈受颐函(1950年12月20日)》,《胡适全集:胡适中文书信集》,第4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41页。《胡适致Bernard函(1950年12月19日)》,出自“陈受颐档案”。


本文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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