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云:元初族群政治与帝国漕粮海运体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 次 更新时间:2021-06-08 22:27:34

进入专题: 元代   族群政治   漕粮海运   忽必烈  

陈彩云  

   摘要:

   元人视漕粮海运为本朝超越汉唐盛世的标志性政治成就,而其创立过程与元初族群政治形势密切关联。元灭南宋后,阿合马就着力开通江南至大都间的漕运,然在北方汉人官员的强烈反对下受挫。至元十九年,伯颜为首的江南政治集团提出试行漕粮海运,南人海运群体得以进入帝国漕运体制之中。桑哥执政时引入回回人群体掌管漕粮海运,压制南人势力的扩展,不过这也使得海运逐步成为帝国漕粮运输的主要方式。元初忽必烈灵活、实用的族群政策将朱清、张瑄等南人海运群体收服于海运体制之中,然成宗朝时,朱、张等试图突破帝国族群政治的桎梏,终至败亡,此后元廷注重各族群政治力量的互相制衡,建立蒙古人为监督,色目人、北人、南人互相制衡的漕粮海运体制,而体制中存在严重的族群藩篱和待遇不公,为漕粮海运在元末的崩溃埋下伏笔。

   关键词:元代;族群政治;漕粮海运;忽必烈;

  

   作为中国史上首度由草原游牧民族肇建的大一统王朝,元代的族群生态、族群政策及族际关系皆与前代有着很大歧异。1以往学者关于元代族群问题的研究,比较强调文化因素,通常采用“蒙古化”或“汉化”的二元分析架构。然元代族群问题的演变并非线性发展、均质不变的单向历史过程,往往随着局面变化呈现出多元面貌与纷繁复杂的层次。元初开通的漕粮海运打通草原游牧社会、江南南人、海上回回人群体的联系,元帝国内部围绕选择河运还是海运的政治争论和角力,从蒙古人、诸色目人、北方汉人到南人,基于利益诉求的族群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而元初开通漕粮海运背后,复杂交织的族群政治关系起到过重要作用,充分体现元初族群关系和政治权力的互动,探究其建立过程,对于研究族群政治2对元帝国政治决策的影响具有典型的标本意义。

   无论是族群问题还是漕粮海运皆是元史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3目前,不少学者以族群政治视角来研究元代漕粮海运,陈高华对元代澉浦杨氏家族进行研究,亦论及泉州蒲寿庚、汉人张瑄、朱清、回回沙不丁、合不失等家族,指出元代漕粮海运管理上回回人起到一定作用。4孟繁清认为忽必烈时期的族群政策对在漕粮海运开通中有着积极意义。5陈波对元代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的人事变迁作考察,解析其中的族群议题。6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忽必烈塑造了世界历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系”,打造超大规模的通商、物流体系连接融合草原军事力、中华经济力及穆斯林商业力,指出漕粮海运体制中存在复杂的族群关系。7植松正对海道都漕运万户府、漕粮海运家族中存在的族群关系进行研究。8总之,学者已经注意到族群政治与元代漕粮海运体制的建立存在一定关联,然或留意于某些家族个案的研究,或着眼于漕粮海运的宏观叙述,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系统性论述尚未充分展开。本文试图说明,元初各族群在漕粮海运开通过程中存在怎么样的矛盾与纷争,又存在怎样的利益分配和权力博弈过程,忽必烈如何应对围绕海运开通中的族群政治纷争,以及协调各族群间的利益关系。

   一阿合马时期的族群政治纷争与漕粮河运受挫

   在元帝国开通南北漕运之前,族群政治形势曾历经激烈动荡。忽必烈早年受命主管汉地事务,后与阿里不哥争夺蒙古汗位并最终取得胜利,就是以统帅汉地获得强大的军事力量、人才、物资作为基础。故忽必烈即位之初,固然重视蒙古贵族,任用来自西域的诸色目人,然政治上较为重视北方汉人当是肯定的,如中书省中王文统主行政、财政事务,文教制度倚重许衡、姚枢等,军事上倚重遍布河南、河北、山东的汉人世侯。9中统三年(1262),汉人世侯、江淮大都督李璮谋乱于山东,尽杀所在蒙古戍军,献涟、海等州于南宋,虽被镇压,然终导致忽必烈对于华北汉人的信任产生动摇,曾受到汉人压制的西域色目人趁机进言称:“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10对于李璮谋乱及重臣王文统涉嫌被杀对元初政治的影响,学者已多有论及。11华北汉人官员的权力自此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擅长“理财”的回回人阿合马逐步受到忽必烈的重用,掌权达十几年之久,色目人政治影响亦呈扩大趋势。

   元灭南宋后,开通南北漕运面临巨大挑战。大都城位于华北平原北缘,从遥远的江南运输漕粮,工程难度之高前代未有。从至元十二年(1275)开始,元朝利用金代遗留的华北运河旧道转运漕粮,由于运河年久失修,河道浅涩,又逆水行船,需要多次陆地转运。12畏兀儿人合剌普时任行都漕运使,负责军需粮草调度,从江南转运漕粮中多次发生船难,“江南漕秫米二十万石由邗沟达大河,覆溺者十之一”13。漕粮河运迁延时日,效率低下,严重威胁元帝国正常运行,探索建立安全、稳定的漕粮运输方式成为军国急务。

   阿合马主政时期开通南北漕运的工程主要有济州河和胶莱运河。济州河是从济州(今山东济宁)至须州安山段(今山东东平),纠正旧有河运航道迂回曲折、逆水行船的弊端,通过裁弯取直的办法节省运费、提高效率。14起初受命主持济州河工程的是宁夏人来阿八赤,至元十四年(1277)担任受中顺大夫,同知尚膳院。尚膳院职责是“掌供玉食”,而尚膳院下属有“尚珍署”,职责是“掌收济宁等处田土子粒,以供酒材”15。济宁正是济州河通过的地方,《元史》称来阿八赤在济州“所管一方屯田”,应当熟悉当地事务。至元十八年(1281)十月,元廷将来阿八赤调往主持胶莱运河工程,“是年阿八失授通奉大夫,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帅”16。而济州河依旧推进,该年十二月,元廷“差奥鲁赤、刘都水及精算数者一人,给宣差印,往济州,定开河夫役,令大名、卫州新附军亦往助工”17。

   胶莱运河贯穿胶州湾和莱州湾,目的在于避开渤海湾口岛礁密布的成山角,漕船从江南出发沿旧运河航行至淮河边的淮安,易闸者七,然后入海,傍海而行至胶州湾,经胶莱运河直抵渤海湾。18提议该工程的是莱州人姚演,至元十四年他曾以涟州、海州荒田一万余顷献于淮东淮西屯田打捕总管府,19该府隶属于宣徽院,其职掌为“掌献田岁入,以供内府,及湖泊山场渔猎,以供内膳”20。与来阿八赤类似,姚演也是皇室利益的代理人。至元十七年(1280)七月,阿合马与中书省臣郝祯、耿仁等议以“钞万锭为佣直,仍给粮食”。至元十八年九月,姚演又提出免除益都、淄莱、宁海三州一岁赋税作为修河费用,阿合马和中书省臣集议予以同意。21因为济州河、胶莱运河与皇室利益密切关联,故得到阿合马执政团队超乎寻常的支持。

   自阿合马领专理财政时起,趋向“汉法”的蒙古贵族和一些汉人官僚、儒生便同用“回回法”的阿合马集团不断地相互斗争,表现在具体政治决策上针锋相对。22河运工程虽然有利于河道所经的皇室和权贵的封地开发,而穿山越岭的河道疏通整治,大规模的民众派役和惊人的物资消耗,会给华北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形成明显的族群利益冲突。与阿合马团队极大支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华北汉人官员大多对河运工程持激烈反对态度。王恽,卫州汲县人,元初多任职于监察系统,曾上章弹劾李奥鲁赤主修的济州河及来阿八赤主修的胶莱运河工程为害地方,使得民生困顿。王恽根据中书省批文,指出济州河工程役使民夫一万余名,记工八十六万五千余工,工程所用木材、石材从地方和买却不支付价钱,日夜督工催运却不支付脚价,致使百姓“破产逃窜”,“深为未便”。同时他还指出因胶莱运河创开海道,“益都、淄莱、济南、东平、东昌等路百姓已是疲乏,死损数多,哀痛之声,至今未息”。提出停罢工役浩繁的河运工程。23姚燧,洛西人,其伯父姚枢自金亡后仕蒙,后入忽必烈幕府,为元初著名汉人儒臣领袖。姚燧师从元初大儒许衡,许衡因与阿合马政见不和,被迫辞去中书左丞,转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姚燧为张天佑撰写的墓志铭中曾批评胶莱运河工程,张天佑在至元十四年任历城县尹,后转任棣州同知。至元十八年,发济南旁十路民五万人修浚胶莱运河工程以通海漕,阿八赤督工严酷,自春至冬,天寒水冰不停歇,导致“及行堤,见僵死暴弃则尽伤”。张天佑指责阿八赤“媚上急功,使民冻夭如是”24。再联系《元史》中提到来阿八赤督视工程“寒暑不辍,有两卒自伤其手,以示不可用,阿八赤檄枢密并行省奏闻,斩之以惩不律”25。姚燧所言盖有所据。汉人官员中甚至质疑开通南北漕运的必要性。胡祗遹,磁州武安人,元初任职于山东、河南等地,熟悉华北民间疾苦,其上奏指出从江南运来的粮食经久不可食用,而运费高昂,“以致沉船破车,夺民时,废民力,死损牛畜,虚损盘费,官吏不能交割,多自经逃窜”。而从水运漕粮多“腐朽败烂”“十损其七八”,请求朝廷即行停罢劳民伤财的漕运。26

   综上所述,阿合马主导的漕运工程并非单纯为国谋利,其中蕴含着为兴修者和皇室谋求私利的意图,其委任的姚演、来阿八赤后被查出“侵用官钞两千四百锭,折阅粮米七十三万石”27,可见河运工程中存在严重腐败问题。来阿八赤等人督工残忍暴酷,多致山东等地民不聊生,故遭到北方汉人官员的强烈反对。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刺杀阿合马的义士王著是来自益都的千户,他“素志疾恶,因人心愤怨”28而杀阿合马,这“愤怨”恐怕也因益都是阿合马所支持漕运工程为祸最重的地方之一。王著刺杀阿合马充分展示了华北汉人对阿合马的怨恨入骨,而反对河运工程的王恽事后作《义侠行》《王子明传赞》,歌颂王著“义激于衷,而奋捐一身为轻,为天下除害为重”29的义行。山东地方志《齐乘》将王著比作战国时义侠聂政,将其视为齐鲁本是“诗书之国,忠义之邦”的典型例证,30足见当时华北汉人对该事件的舆论倾向。

   二元初“江南政治集团”和漕粮海运的动议

   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阿合马被刺杀之时,漕粮河运亦频遭挫折,积累广泛民怨的胶莱运河“为海沙所壅,又水潦积淤,终不能通,徒残人耳”31。济州河工程也存在严重问题,“运河溢浅,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辄为堰潴,水又绝……车运三百里,转输艰而縻费重”32。当此漕运交困导致帝国面临政治和财政危机之际,元初“江南政治集团”33的首要人物伯颜向元廷提议漕粮海运无疑是有着精心考虑的政治行动。

   首先,从时机来看,阿合马被杀后,其在中枢各部门及南方诸行省的党羽遭到政治清算,或被诛杀,或被罢黜,此时伯颜提议试行漕粮海运是提升自身政治地位、掌控帝国漕运命脉的难得机遇。实际上,作为征宋主帅的伯颜原是力主漕粮河运,他亲见江南城镇皆以河渠沟通往来,比之北方车运效率大为提升,向枢密院副使张易、同知赵良弼等提出开通南北漕运,“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皆由此致,诚国家永久之利”34。至元十二年,伯颜征宋完成回大都路途中,还同都漕运副使马之贞、水利名臣郭守敬巡视山东等地,试图连通汶水和泗水以利漕运。35不过,阿合马与伯颜关系不睦,矛盾重重,在征宋战利品和江南地区权力分配上多有冲突。36至元十七年十二月,阿合马还以擅易官员、盗卖官粮等罪名,奏请诛杀了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代之以自己的心腹党羽。37鉴于双方存在激烈的权力争斗,故阿合马执政时不可能同意由伯颜及其“江南政治集团”来主导漕运事务。

其次,元灭南宋之后,族群政治形势产生重大变化,大量原南宋降人进入元统治集团,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从伯颜奏请任用的海运官员来看,多是他征宋时招降的原南宋海上势力。如罗璧,镇江人,南宋末为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元军南下时率众投降,授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至元十五年(1278)随张弘范参加崖山之战,后驻守长江口一带平定海寇,亦谓熟悉海上事务,至元十九年受命造海船,开海道运粮至京师,升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38张瑄、朱清作为元初漕粮海运开通中的关键人物,原是南宋末聚集于长江口一带的海贼,长年涉险风涛,活跃于东南沿海,熟悉中国东部海上航道,以劫掠、贩私为生,对南宋亦是叛服不定。39至元十二年十月,董文炳率伐宋左翼军自江阴出发,自海路会攻临安,遣招讨使王世强与董士选(董文炳次子)招降张瑄等,“公单舸造(张)瑄所,谕以威徳,瑄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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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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