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成城:地缘政治学的批判与重构: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21-06-02 15: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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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成城  

  

   摘要:本文在总结地缘政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结构/过程、物质/社会两组二分法对地缘政治的范式进行区分和综合,并且借助于实证主义的方法提出了初步的“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来实现过程和结构之间的统一。地缘政治是一个动态的系统,通过内部过程尤其是生产和观念的变化逐渐推进结构层面的变化,因而具体的政策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过去的历史经验,更要着眼于具体的生产方式和历史情境。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在地缘政治系统中,国家的地理禀赋通过外部结构的压力和内部生产过程最终推进了国家制度变迁,从而决定了大国的兴衰。

  

   地缘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被建立至今已有逾百年的历史,其渊源更溯及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的地理禀赋包括了其规模、位置和资源,对国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地理禀赋和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是地缘政治理论仍然停留在前社会科学时代,很多地缘政治理论仍然无法经受住科学方法的实证检验。本文借助科学方法来剖析地缘政治理论,并且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构建科学的地缘政治理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是提出一个宏大叙述的地缘政治理论,而是提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即阐述进行地缘政治分析时,需要注意的方法论问题和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和机制。文章大致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地缘政治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涉及概念界定、理论框架和变量选择等方面的问题。第二部分讲述了地缘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用结构/过程、物质/社会两组二分法对过去的理论进行了范式区分,并且提出了科学主义的案例比较和因果机制的分析方法。第三部分提出了地缘政治的基本分析框架,将地缘政治的结构和过程进行统一,提出了地理禀赋影响国家命运的三种路径。第四部分从地缘政治的非线性关系、自相关关系和高尔顿问题、地缘政治的情境性三个方面讨论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第五部分则是结论,特别强调了本文分析框架对于理解地缘政治和构建科学地理政治理论的意义。

  

  

   一 现有地缘政治研究评述

   尽管国内外学界有大量关于地缘政治研究的文献,有很多有益的讨论,但它们更多地囿于政策研究的范围,缺乏方法论的探讨。本文强调方法论,并不是要贬低过去的历史方法或诠释方法,而是希望借助科学方法为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与过去的研究方法形成互补。

   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过去的研究存在如下方面的问题。

  

   (一)概念界定的问题

   在国际关系的分支学科中,地缘政治学的定义可能最为纷繁复杂。有鉴于此,笔者对这些定义或者理解进行了梳理,旨在理解它们的不同实质。为了讨论地缘政治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这里笔者用学术/非学术、决策型/非决策型两个标签来对不同类型地缘政治概念的使用进行如下区分,并列举部分代表性的地缘政治研究文献作为例证,当然文献本身是无法穷尽的。

  


表1 不同类型地缘政治概念

   ①应用型地缘政治学主要指的是领导人和决策者对地理和现实政治的理解。它对地缘政治的理解分为三类:第一,接近于权力分布或者现实政治结构,地缘政治几乎可以同政治结构、国际体系或者国际格局进行同义替换(如地缘政治格局);[1]第二,主要指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竞争(通常以领土扩张和控制海陆枢纽为目的);[2]第三,大战略或者国家战略在地图上的展开。[3]

   ②决策型的学术研究探讨的是地缘政治的实践理论,奥图尔泰(Tuathail ó)称之为X的地缘政治学,X可以为能源、信息、中东等。[4]通常多见于智库和研究所,其将地缘政治作为具体问题的分析工具,通常也借此强调具体领域内的国际竞争。[5]

   ③大众的地缘政治学将地缘政治视作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由媒体和文化构成,形成于跨国流行文化中,包含了大众市场的杂志、小说或电影。[6]这个维度的概念主要见诸国外学者对传媒、认同、文化等因素对地缘政治影响的研究。[7]

   ④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则通常在科研机构和理论讨论中涉及,它研究的是地理同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之间的互相作用,以及地理对行为体间互动的影响。[8]我们所熟知的多数地缘政治理论都属于这个范畴,同时适用这个概念的文献还包括对地缘政治学的思想史研究。[9]

  

   评判一个学术概念的恰当性,不能只看具体修辞上的吸引力或仅依赖约定俗成的用法,而要看其在本体论上所捕捉、涵盖的事物本身。类型一和类型二中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对地缘政治概念的误用。它们对地缘政治的描述有“伪标签”的嫌疑,即所描述的现象跟地理变量几乎无关,甚至仅仅是一种累赘性的修辞。

  

   类型一将地缘政治等同于冲突或者现实政治,[10]比如“地缘经济”就是一个糟糕的标签。冷战后兴起的所谓“地缘经济学”认为商贸手段而非军事因素成为国家竞争中的主流,或者说是权力中心主义向经济中心主义的转变。但是它除了提到区域一体化之外,其内容同地理并没有太多关系。[11]要描绘具体领域内的冲突和竞争,有很多比“地缘”更准确的词汇,如安全困境、敌意螺旋等,这些概念远比地缘政治理论更能阐明冲突产生的机制。地理相近或资源的地理分布确实可能增加冲突发生的概率,但是并不必然是冲突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概念的误用通常见于政治家和大众媒体,将地缘政治等同于冲突相当于将地缘政治“黑箱化”,甚至使其沦为文学性的修辞。

  

   类型二中对地缘政治概念的使用是一种修辞甚至累赘,完全可以用分布、格局、局势等简单词汇来代替,甚至删除“地缘”这个词也不会对文章理解造成任何影响,比如“地缘战略”与“战略”、“能源地缘政治”与“能源政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事实上这类分析也很少考虑地理因素,并没有如其所宣称的那样将地缘政治的分析引入能源、文化等领域中。相比之下,关于地缘大战略的讨论一定程度上涉及了部分地理变量。

  

   政治家、媒体和智库滥用这类词语的原因有两个:地缘的概念更加容易突出国际体系或者在具体领域(如经济、文化、地区认同)中竞争性的一面;用地缘的概念可以突出权力、战略、资源、观念等因素的地理分布。笔者认为只有类型三和类型四中的概念相对正确地捕捉到了地缘政治的含义。前者讲述的是地理对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影响,后者则讲述观念对地理的重塑和再建构。在排除了对地缘政治概念的误用之后,本文使用理论研究中的地缘政治学概念,即认为地缘政治描绘的是地理同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之间的互相作用,以及地理对行为体间互动的影响。

  

   (二)理论构建的缺陷

   地缘政治学最初源自政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中的分支,带有浓厚的人文学科的特点,理论建构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缺乏严密的逻辑和实证,从而在理论构建时存在较大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缺乏统一的理论与分析框架。国际政治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国家的行为以及体系中行为体之间互动的结果是复杂的,要理解这个复杂的系统常常需要建立一个分析框架。一个理想的地缘政治理论框架是这样的:以核心机制为“主干”,逐步加入其他辅助机制和变量,从而形成整个完整体系,用于解释体系中行为体内部和外部互动的结果,即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中不乏精彩独到的观点,但缺乏这样一个系统、统一的框架。

  

   (2)宏观和微观理论的脱节。在缺乏统一框架的情况下,通常宏观理论比微观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前者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不同特质的行为体会采取相似的行为。但是,由于统一框架的缺乏,占据主导地位的宏观理论常常缺乏微观基础。宏观的理论主要强调地理与物质结构(主要是权力分配)的互动对国家行为及其结果的决定性作用,[12]它有助于解释体系性的变化,比如把国际关系史看成是海权国和陆权国之间的竞争。但是,宏观层面的理论很少解释和涉及国家的社会基础、生产方式和制度变迁,实际上把国家内部过程“黑箱化”,无法看到观念的变化、技术创新以及生产方式的变化对整个国际体系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样的,很多微观理论也缺乏麦金德以来的宏大视角,而仅仅将目光停留在特定的疆界、生产方式或者技术变化中,而无法察觉国际体系中规律性的一面。

  

   (3)缺乏实证研究。地缘政治学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可信的实证研究,没有足够科学方法和案例比较研究来验证各个流派的地缘政治学说。从研究方法上看,传统的地缘政治研究更多的是采取一种诠释性的解释,如用地缘政治的概念来描绘国家战略,通过对周边的经济或者安全现状的描述,提出国家战略发展的路径,[13]或者以地理为基础主观地描绘国家的战略选择和国际格局等。[14]非实证的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在于,依靠完全主观的诠释并不能保证结论的可信度,对于国家意图的分析和猜测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证分析,并不总是能够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4)案例研究方法的问题。实证研究不但数量较少,而且在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存在较多问题。第一,采用单案例例证的方法较多,这种研究存在很大的案例选择的随意性,因此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15]第二,在对案例进行比较时,并没有依据科学方法的原则对条件进行控制,使得采用的很多案例并不具备可比性,比如用迦太基和古希腊的例子与近代的案例进行类比,[16]或者用英美崛起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当代中国进行比较。[17]由于案例之间条件差异过大,这种比较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第三,地缘政治的研究往往仅仅停留在相关性的研究(通常是时间先后的相关性),仅仅通过简单的归纳得出海权对国家发展的必要性的结论,很少涉及地缘政治如何对国家的兴衰产生作用。[18]少量的定量研究讨论了相对于地理之外的制度、贸易等竞争性因素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但是同样仅停留在相关性层面而无法去追溯其中的机制。[19]第四,地缘政治研究还存在过于简单化和线性化的问题,喜欢夸大某一要素在某一方面的作用。但实际上,我们除了不能对海权过于偏执之外,同样不能简单地认为单一因素对国家发展起了促进作用。[20]第五,地缘政治研究的案例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尤其是基于结果进行案例选择。比如,有的研究成果根据霸权衰落的例子得出霸权衰落起因于过度扩张的结论。[21]但实际上,霸权在上升期同样有扩张失败的例子,但并没有造成霸权的衰落,而且如何衡量“过度扩张”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相关论证隐含着基于事后结论的判断,难免存在循环论证的嫌疑。

  

   (三)变量选择的缺陷

地缘政治理论脱胎于政治地理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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