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云:从人机关系到跨人际主体间关系——人工智能的定义和策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 次 更新时间:2021-05-28 08: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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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广云 (进入专栏)  

   人类又应该怎样处理自己与这种新物种、新人类的关系呢?——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人类怎样处理自己与其他动物的关系。

   根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人类是从某一高等动物(即古代类人猿)中进化出来的,因此人猿(即现代类人猿)同祖。这种进化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人类智商远远高于其他动物智商。人类不像曾统治过地球的恐龙那样主要通过自身的体力(体能),而是通过脑力(智能)统治其他动物。人类治理动物世界的基本策略是区别对待两类不同动物:一类是可驯化的家畜和其他家养动物;另一类则是不可驯化的野兽和其他野生动物。前者是人类的食物或奴隶,后者是人类的天敌或俘虏。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斗争包括与某些威胁人类生命和财产的野兽、野生动物之间的斗争,为了自身安全,消灭牠们。现在这场斗争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也带来严重后果:不仅许多野兽、野生动物被消灭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甚至威胁到了许多动物生态环境,技术圈正在破坏生物圈。许多动物濒临灭绝。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动物保护主义兴起,它和环境保护主义、生态主义一起,成为当今人类共识。从动物园把动物关在笼子里,到野生动物园把动物放出笼子外,人类对待动物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由于智商悬殊,人类和动物的伙伴关系仍然是难以想象的。人类多半还是监护人,而动物则是被监护对象。除非我们通过某种技术,将动物智商提高到类似人类水平,通过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之间的翻译,实现二者对话。但是人类和动物的友好关系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代入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不同人群之间相互斗争,他们采取了类似于自己与动物斗争的策略:区别对待,要么作为敌人,消灭他们,俘虏他们;要么作为奴隶,奴役他们,甚至作为食物,吃掉他们。人与人之间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是动物之间生存斗争的残余形态。但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使得人们终于意识到了人人应该自由、平等,享有人权、法治。

   自然人对待机器人的策略又是什么呢?——许多科学幻想小说、影视作品都在套用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所曾发生过的故事,想象未来人机大战:人类从强者变成了弱者,机器人消灭自然人,自然人成为机器人奴隶,……总之天命循环,报应不爽。曾经落到动物头上的悲惨遭遇最终全部落到了人类头上。

   但是,人类对动物的观念已经从人本主义(如密尔)转变为自然主义(如爱默生)。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达尔文那里去,在利奥波德和罗尔斯顿Ⅲ那里得到了系统的阐明。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1949)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土地伦理”。利奥波德认为,“伦理”所适用的“共同体”界限是逐步扩大的:从最初只适用于主人(奴隶主以及其他自由民),而不适用于奴隶的“主人伦理”,到后来变成只适用于人类,而不适用于其它物种的“人类伦理”。如今,“伦理”所适用的“共同体”界限应当再进一步扩大。“土地”“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土地伦理”“宣布了它们要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以及至少是在某些方面,它们要继续存在于一种自然状态中的权利。”“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包括对每个成员和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以“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为标准,衡量“一个事物”的“正确”和“错误”。[5],p193,p194,p213利奥波德“土地伦理”的意义是实现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自然中心主义的突破。罗尔斯顿Ⅲ批判了“人类沙文主义”,明确提出生态“共和国”,认为每一物种都是生态“共和国”公民。[6],p20这就是说,整个生态圈就是一个共和国,我们每一个人既是国家公民,又是世界公民,还是生态公民。其它物种,甚至作为个体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同样是这个生态圈共和国的公民。罗尔斯顿Ⅲ的主要贡献是进一步明确从人本主义转向自然主义。

   我们能否将这样一种自然主义(自然中心主义)观念移植于自然人和机器人的跨人际主体间关系之中?显然,当前我们的主流观念还是停留在人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之中。这就使得人类对待机器的态度与对待动物的态度极端不一致。当机器从智能机发展到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奇点”来临时,我们的态度再一次发生转变:我们可以保护低于人类智商的自然物种,但却敌视高于人类智商的人工物种。这一区别绝不因为动物是自然的产物,机器人是人工的产物;而是因为动物的智商绝对低于人类,机器人的智商可能高于人类。这无疑是一种机会主义。

   如果我们坚守一种彻底历史进化观念,我们就要接受这样一个结局:假如人类从动物中进化出来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进步的话,那么为自然人所创造的机器人(假如它在各个方面都比人类优胜)对于世界的统治同样是历史的又一巨大进步。我们限于人类立场反对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趋势是一种人类的自私,并且是无谓的。人类至上主义正像人类中心主义一样,必将为自然主义、生态主义或超自然主义、超生态主义所替代。人类也是一个物种,这个物种的存续与灭绝是由整个自然生态系统或超自然超生态系统所决定的。人类应该永远持续下去并非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人类持续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有待证明。

   三

   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曾创作过关于机器人的系列科幻小说《我,机器人》。在小说里,他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学三定律”:“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第二定律——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第三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7],p1小说里面,三条定律在执行中相互矛盾,使机器人无所适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著名哲学学者李德顺在“人工智能对‘人’的警示”一文中,提出“机器人第四定律”:“机器人自己不能决定时,要向人请示”。[8],p69其实,这些定律都是人类一厢情愿,他们还是将机器人当智能机对待,因为这种机器人是“受控”的,“执行人的指令”。

   假如“不受控”机器人出现,使得自然人不是以主体对待客体的方式,而是以主体对待主体的方式对待机器人,也就是说,自然人和机器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主体间关系,不是人机关系,而是跨人际主体间关系,自然人如何让机器人遵守人为法、人定法,遵守人间的伦理和法律呢?

   我们知道,现有的伦理和法律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人性趋利避害,好生恶死。人类行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构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伦理主要是以规范形式出现,我们可以把它表达为直言律令:a.你应……,b.你不应……。而法律则是以制度形式出现,制度是规范的保障,我们可以把它表达为假言律令:A.若你按应……行为,则……;B.若你不按应……行为,则……;C.若你按不应……行为,则……;D.若你不按不应……行为,则……。A与D等价,B与C等价;A、C是针对作为的,B、D则是针对不作为的。这里,符合规范的行为因得到奖励而受益,违反规范的行为因得到惩罚而受损。这也就是制度保障。通常,伦理道德是通过社会习俗、舆论维护的,法律是通过国家权威维护的。社会因集合个人力量而远远大于任何个人力量,国家不仅如此,而且通过强力凌驾于社会之上,因而远远凌驾于任何个人之上。

   动物限于智商,我们无法要求他们遵守人间的伦理和法律。因此我们对待动物,可驯化者驯化之,不可驯化者或剿灭之,或监护之。

   但是,当机器智商(按照功能主义定义)达到人类水平甚至超过人类水平时,我们又怎样让其遵守人间的伦理和法律呢?首先,赋予机器人存在的快乐感和非存在的痛苦感。这一点可通过模拟自然人感觉实现,使其获得满足其存在的幸福感和剥夺其存在的恐惧感。其次,将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转换为直言律令和假言律令,编写成计算机语言,使机器人在执行技术程序时同步执行自然人的伦理程序和法律程序。但是,困难不在于每一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语境,这一点可通过程序细化或者深度学习方式解决,而在于机器人由于其自主性,不受控,修改程序。这就导致所谓人机大战,亦即机器人和自然人的普遍战争状态。这是一个超人类社会或跨人类社会的“丛林状态”:如果机器人智商低于自然人,自然人或将取胜;如果机器人智商高于自然人,自然人必将落败。这就是许多科学幻想所反映的人类对于未来的普遍担忧。随着科学技术,尤其人工智能技术几何级数增长态势,人类感觉危险越来越逼近了!

   但是,上述对于自然人和机器人关系的种种设想仍然遗漏了两个重要的可能:首先,我们不能只考虑机器人的进化,不考虑自然人的进化。诚然,在生物进化意义上,自然人已特化,亦即不再具有自然进化潜能,但却仍然具有人为进化可能,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和方法实现进化,譬如通过脑科学开发人脑所尚未开发的潜能,通过仿生学移植其他动物甚至其他生物优越感觉能力,强大体力(体能)等等。人类自身可以超越人类。其次,人机界限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必须并且能够突破的。我们现在总体处于人机外联阶段,智能机是在外部与自然人相链接,然而现在部分处于人机内联阶段,部分身体器官可以植入机器,譬如感觉器官、肢体、内脏器官,可以设想头脑最终植入智能芯片。这样,自然人就永远不会落后于机器人,在智力上即使不会超过机器人智力,也会与机器人智力发展相同步,这样就不会被替代,也不会被淘汰。只有在这样一种技术前景下,我们才能认真考虑自然人和机器人的跨人际主体间关系,考虑双方共同适用的伦理规范、法律制度和审美标准,等等。

  

   参考文献:

   [1]梅剑华. 理解与理论:人工智能基础问题的悲观与乐观[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8, 40(4): 1-8.

   [2]玛格丽特·博登. 人工智能哲学[M]. 刘西瑞、王汉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56-120.

   [3]阿尔文·托夫勒. 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M]. 刘炳章、卢佩文、张今、王季良、隋丽君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6, 20.

   [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M]. 杨宏进、薛澜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7, 6.

   [5]奥尔多·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M]. 侯文蕙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193;194;213.

   [6]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 哲学走向荒野[M]. 刘耳、叶平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20.

   [7]艾·阿西莫夫. 我,机器人[M]. 国强、赛德、程文译,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1,1.

   [8]李德顺. 人工智能对“人”的警示——从“机器人第四定律”谈起[J]. 《东南学术》, 2018, 5: 67-74.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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