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林:孟子的道统与学统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 次 更新时间:2021-05-23 21: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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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林  
可谓能自忍矣,未及好也。辟耳目之欲,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蚊之声闻则挫其精,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强?何忍?何危?

   可以看出,这里所描述的曾子、觙、孟子、有子,在心性和工夫论上具有相同的思想取向,荀子把他们放在一个理论的层面上进行了分析和批评。“觙”,郭沫若认为即“伋”也就是子思[9](P146)。这个说法是可信的。这应该说是荀子对思孟一系学者强调内在性的所谓“神秘主义”倾向的一个系统的批评。荀子又引《易·坤》六四爻辞“括囊无咎无誉”批评腐儒的“慎言”,亦颇值得注意。《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四篇,为子思著作,亦特别主张慎言。孟子虽辩,但却反复强调“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1](P254),与荀子“君子必辩”的气魄颇有不同。荀子的“君子必辩”,源于其强调“知”和“智”的思想理路;与此相反,子思这个“括囊”般的“慎言”,与其注重内在性的所谓“神秘主义”倾向亦不无关系。

   其实,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荀子也讲“五行”,如《荀子·乐论》就说:“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国矣。”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批评思孟的“五行”说呢?我的解释是,荀子批评思孟五行是“神秘主义”,根据在于思孟混淆了天人的区别性。荀子讲“天人之分”,是说天与人有不同的职分。天的本质是自然,人的本质是伦理、礼义。在天或自然里面,不包涵有礼义的伦理的规定。思孟则主张人性之善本原于天。《中庸》首章即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P19)。《孟子》则以“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1](P307),为“天之所与我者”[1](P314)。在荀子看来,这是不知“统类”,天人混淆,故可谓是“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当然是一种“神秘主义”。

   这样看来,在子思孟子的著作中,荀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说,不仅可找到其德目内容,而且可寻绎出其内在理论结构及其涵义的逻辑线索。这证明荀子的批评有事实的根据,思孟之学的存在也是于史有征的。

   四

   《孟子》书对曾子、子思亦多所称道。孟子有“曾子子思同道”之说,《离娄下》: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1](P280)

   曾子与子思遇寇,曾子的选择是去而避之,子思则选择助卫君据守。同样是遇寇,曾子与子思却有去避与留守两种不同的选择。孟子的解释是:曾子与子思所处的地位、时势不同,然正因时势、地位不同,才有不同的行为和处理办法。二者“易地则皆然”,所以说“曾子子思同道”。这个“同道”,是认为其为学、为道之精神是一致的。

   从《孟子》的记述及其解释来看,曾、思、孟都主张“德”超越于势位,体现了一种超越于现实政治的独立性和“以德抗位”的精神。这表明,在曾、思、孟之间,具有一种精神气质上的一致性。孟子有“天子不召师”“大有为之君有不召之臣”之说,就表现了这一点。

   《公孙丑下》记载,孟子本来要去朝见齐王,恰好此时齐王也来召见他,孟子反称病不见。别人对此不理解,孟子作了如下说明:

   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1](P225-226)

   《万章下》亦记子思之事云:

   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1](P301)

   这两章记述了曾子和子思的两则佚事,并对之作了深刻的义理阐释,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观念:“天子不召师”“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曾子以仁义自任,而不屑晋楚之富与其爵位之尊。子思则以德自任,高尚其志,而不曲己以事诸侯。孟子推重曾子子思,认为“曾子子思同道”,即有相互一致、一贯的德性原则和为学精神。曾子、子思这个所“同”之“道”,就是以仁义或“德”为政治和行为的最高原则,守死善道,而不为贵富势位所动。孟子的解释,则特别凸显出一种“德”高于“位”的政治理念,体现了一种士人道义担当和以德抗位的独立自由精神。

   孟子亦自述进言时君之法云:“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1](P349)盖人之所存,有大体,有小体,“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1](P313)。今之所谓“大人”“堂高数仞,榱题数尺”“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皆从其耳目之欲,而受制于外物者,其虽在“大人”之位,至于其所为,则从其“小体”,而实为“小人”者也。此皆我所不屑为者。其在我者,乃大体立乎中而其小者不能夺,我之所施,乃古圣王者之制。“说大人而藐之”,表现了与曾思一脉相承的道德和人格精神。孟子又常当面批评时君,甚而令其羞愧以至于“王顾左右而言他”。都表现出了其与曾子子思在政治理念和精神气质上的一种内在关联性。司马迁说孟子“受业子思门人”,孟子也通过追述曾思佚事并诠释其义理精神,表明了其学行与曾子子思之间,具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关系。

   五

   综而言之,思孟之学的存在,既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同时,它的形成,亦与学者自身的反思和自觉意识具有密切的关系。孟子关于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圣道传承论,乃基于一种学术根源性的意识;而其有关孔曾思孟学脉系统的论说,则着眼于当下学术新统的建构。这种圣道谱系(后儒谓之“道统”)与学术新统(或可谓之“学统”)的反思和自觉,对一个时代思想的生产或创造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曾思孟一系思想的特点,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点,就是将孔子的学说向内转以奠定其心性的基础。孔子的学说是一个平衡的系统。《公孙丑上》孟子里引子贡的说:“仁且智,夫子既圣矣”。《荀子·解蔽》也说:“孔子仁智且不蔽。”孟子和荀子都承认孔子思想的特点是“仁智”的平衡和统一。孔子学说之仁与礼的平衡,乃根源于此仁与智的平衡。相对而言,“仁”表征人的德性,“礼”则是一个外范的系统。曾子、子思至孟子思想发展,则把孔子的这个系统引向内转,要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和政治的架构系统,建立一个心性的超越基础。[12]第二点,表现为一种内在贯穿的精神气质。这个精神气质,可以用“以德抗位”这四个字来概括。它强调德高于位,以超越性的道义法则为现实政治之合法性的根据。这个“以德抗位”,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

  

   参考文献

   [1][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4]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M].济南:齐鲁书杜,1980.

   [5]庞朴.竹帛《五行》篇校注[M]庞朴文集(第二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乐记[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第二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10]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M]古史辨(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1]陈荣捷.初期儒家[J].史语所集刊第47本,1976.

   [12]李景林.从论才三章看孟子的性善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17-123.

  

   注释:

   1、《孟子·尽心下》:“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据庞朴先生考定,《孟子》此章所说仁义礼智圣,即思孟“五行”之内容(见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代序》,齐鲁书杜1980年版)。

   2、郭店楚简《五行》篇:“金声而玉振之,有德者也。金声,善也;玉音,圣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不聪不明,不圣不智,不智不仁,不仁不安,不安不乐,不乐无德。”(释文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第79页)《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3、李景林《听——中国哲学证显本体之方式》(2000年),收入成中英主编《本体诠释学》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李景林,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本文原载2019年2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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