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中国游侠史论》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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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  

公元2世纪,史家荀悦本“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的救世热忱,写了一部《汉纪》。在书中,他对周秦以来的贪秽之俗作了强烈的抨击。而被他指为末世贪秽的习俗当中,就有我们关注的对象,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演出过无数壮烈之举的游侠。他是这么说的:


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辨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游者,乱之所繇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夫先王之所慎也。


显然,在他看来,游侠、游说和游行三者都是大违道德礼义,不拘成法,乃或对先王先圣确立的礼治社会构成威胁的危险分子。他们不遵礼义纲纪和等级制度,去应奉之职守,当务之正业,而追求一己的声名,偏逞个人的私臆,实在是妨碍王化的罪魁祸首。并且,文中将游侠列在“三游”之首,似可看出他对这一种人的不满是异常强烈的。


为便于了解游侠活动的历史背景,不妨先从游说、游行的崛起说起。游说,顾名思义,是指靠说辞耸动人主以求进用之人,所谓“谈说之士资在于口”[1]。这类人物,正如作者在同一段文中所说,“本生于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春秋之时,各诸侯国交往频繁,国与国之间有诸如攻战、会盟之事,都会派使臣前往联络。如何运用个人智慧完成君命,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弱国之使出往强国,如何维护国家利益,不丧权辱主,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考验,其事详见《左传》。再看游行,作者也说得明白,“本生于道德仁义,泛爱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同,进德及时,乐行其道,以立功业于世”。也就是说,他是仁义贤达之士以道义相交,由以文会友达到以友辅仁的目的,而决非结党营私用逞私欲者可比。


然而,正如作者所言,到周秦之末情况改变了。春秋末、战国初,随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奴隶制度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确立,甫登历史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调整策略,开始为谋求天下霸主地位而活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礼贤下士,广揽各种人才以为辅政之需,以至战国时期,有布衣为相的情况出现,一般敢任善任、不次提拔之事就更为常见。与此相伴随,原为奴隶主贵族最低层的士阶层开始活跃起来。本来,这种被称作“士”的人,拥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又接受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平时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则充任下级军官,“大抵皆有职之人”[2],待春秋末期,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社会成员的结构性变动,一下子把他们抛散向社会的各个角落,许多士再无田可食,也无原职守可奉,剩下的只有一肚皮的知识,还有可以一用的勇力。凭借着这种知识乃或勇力,他们或讲学授徒,或襄赞典礼。当然,也有人投身政治,谋求改变自身地位的新一茬奋斗。所以,当人君急须人才辅政之际,他们是乐于为人所用的。他们连同在新兴地主阶级和一般平民中新涌现的知识者,共同构成了战国时期新的士阶层。与此密切相关,为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一些人或从师问学,以伺进机;或交友结党,用为援手,总之想方设法养大自己的名声,求取人主的垂顾,所以在游说者日众同时,游行者也因此大大增加了。


那么,何以在游说、游行者并出的同时,其作为单个人的品节会被荀悦认为越来越低下糟糕呢?这与东周以降奴隶制终结、礼乐崩坏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在当时政治形势酿成的社会氛围中,上至人君,下至一般士人,人人怀自利之心,世道与风俗不免日趋浇薄和衰败。清人顾炎武就春秋与战国时期世风的不同做过一番比较,就很能说明问题。他说:“春秋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周矣;春秋时,犹重祭祀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此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皆变化于此百三十三年之间。”[3]这“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可以说是他所列举的诸项礼义缺失导致的直接后果。至所谓“士无定主”,是说当日士人的宗国观念淡薄,惯于附势趋利,哪里有利个人发展就往哪里凑。由于撇开先前礼义规范的束缚,一切言行皆根本于一己之私利,所以做出许多为当时或后世正统士人所不齿的事来。荀悦称游说“失之甚者,至于为诈绐徒众”,游行“至于因事害私,为奸宄”,即据此而言。


游侠的产生有着与上述两类人共同的历史背景。如果说,游说、游行是值社会大变动时代,旧贵族势力崩溃,中央与郡县行政机构尚未健全,社会等级及利益的重新划定尚未完成时纷起并作,急欲凭才智谋取地位的话,那么游侠同样是趁此百废待兴之机,特别是国家政治运作和制度建设尚未走上轨道之时,乘隙而奋盛于一时的。故荀悦说:“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将游侠与前两者一律看做是末世风俗衰败的结果。荀氏当然是站在正统的立场谴责“三游”,但在一个无序的社会里,有一群漠视成规,按个人原则行事的游侠产生,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以后,苏轼由前及士的失职而及战国时游侠的崛起,将任侠之风之所以迅速弥散的原因说得更为剀切: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4]


推原苏轼的意思,认为智勇辩力之士的失职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导致游侠游士崛起的原因。联系前述春秋时代封建全盛,井田未坏,所谓士者都为主上所养,百姓安于耕凿,很少有浮游无食之人;及封建与井田制崩坏,诸侯大夫亡国败家之事接连发生,已无力顾及养士,有的则骄奢淫侈,根本无意恤士,终使士人“降在皂隶”、“于今为庶”,成为流离失职之人,而一般平民有才智者纷纷觊为士者的实际情况,及以后王夫之所谓“秦灭王侯,奖货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逐横于天下”[5],他的论述基本上是能够成立的。在文中,他分士为智、勇、辩、力四类,智、辩即智能之士,善辩之士,属于偏尚用文一类;与之相对,勇力之士则偏属用武的一类。倘结合荀悦所论“三游”看,毋庸置疑,这游说、游行之士出于前者,而游侠则出于后者,出于那些不甘息声田亩、老死沟渠的豪纵不羁之士。


因此,接着必须考察一下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变化过程,以便对游侠社会角色的定位,能真正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势。


应该说,古代所谓士大都是武士。如前面已指出的那样,他们平居为卿大夫家臣,统驭百姓,战时则执干戈以卫社稷,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对此,今人顾颉刚从古代学校即军政训练之所的角度作过专门论述。他认为古时设庠序学校以教,这庠、序、学、校四者在当时皆是被人用来肄射习武的。“其所以习射于学宫,驰驱于郊野,表面固为礼节,为娱乐,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6]以后杨宽通过论证西周大学为服从“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训条,教学内容一“以礼乐和射御为主”;西周大学教师称“师”,乃或当时称教师为“夫子”,皆是对军事名称之沿用[7],有力地支持了他的论说。


那么,这些旧时的武士是何时转变为后世的文士的呢!顾氏以为在春秋末期,并举孔子死后,孔门日渐倾向内心修养,不再以武事为急,甚至羞言戎兵以为说明。不过他同时指出,战国时人“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8]。


余英时基本同意这种说法,但同时指出顾氏前后行文至少存在如下两处矛盾:文士与武士既属分途发展,则不能说武士蜕化为文士,此其一;其二,文中既称“古代文武兼包之士”,则不能同时又称“古代之士皆武士”[9]。其实,这是顾氏行文逻辑混乱所致。察其本意,是想就最早的源头指出古代之士皆为武士,而又提出“文武兼包之士”,表明他对古代士的真实情况是了解的。至于文武之士分途发展,则是就其流变而言的,与文士由武士蜕化而来这一对源头的解说并不相悖。


武士,或者说古代受到过六艺教育并文武兼备之士,至战国时分化为文武两途,是与当时大变动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说,当日各国统治者为谋取霸主地位,争相揽士,而士人为改变自己失职的处境,以求有所发展,也乐于为人主所用。依他们所受的教育而言,虽然可称全面,“春秋教以礼乐”,使他们知礼能武,“冬夏教以诗书”,又使他们会断章取义,赋诗以言志。但落实到各人,总有长于文章辞令和长于射御攻战之别。前者发挥所长,宣扬礼义教化而成儒,主张兼爱非攻而成墨,鼓吹现时功效以干时主而为纵横家;后者发挥所长,则为奋死无顾忌的勇士,乃或替人出头、任气尚义的侠士,原是很自然的事,并非顾氏率意妄断,或为行文之便,偏举两端以为对待。故此,这一说法赞同者较多,而其中吕思勉所谓“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10],应该说最为简切允当。他不说好文者为儒,而泛言为游士[11],似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实情。


战国之士分而为两途,好文者为游士,好武者为游侠,还可以从时人对士的称谓中得到证明。战国时期所谓士有多重含义,就类别而言也有各种各样的分法。如《墨子·杂守》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伎士”等几类,《商君书·算地》则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等五类,《庄子·徐无鬼》更将之细析为十二类。不过,总括这一时期文献,大抵有文士、武士、低级官吏、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和方术士等六类[12]。


文士具体可分成如下几类:一是以道德节义著称的道德之士,包括所谓“通士”、“直士”、“志士”、“修士”;一是崇尚学识的才智之士,包括“文学之士”、“辩士”(又称“弘辩之士”、“辩说之士”、“辩知之士”)、“法士”(又称“能法之士”、“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法律之士”)、“游士”(又称“游说之士”、“言谈之士”、“谈说之士”)等。当然,还有“居士”、“处士”、“隐士”这类清静无为之人。而前及游说、游行两种人,多出于“辩士”和“游士”之中。


武士除被称为“农战之士”、“列阵之士”、“持戟之士”的国家武装力量外,尚有“力士”和“夹士”两类。前者指力大而勇悍的壮士,在当时多充任权贵的护卫,也有被用为高官的,如秦武王时“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13];后者专能见义勇为,不避危难,且轻生重气,虽死无悔,因此又被时人称为“烈士”、“勇士”,如聂政就被称为“勇敢士”[14]。


其他如技艺之士指有一技之长和专门技能之人,他们“不垦而食”,是所谓手工业者。商贾之士以经营货物买卖为生计,目的在逐利,尚不得归入文士或武士中。低级官吏在当时多指司法官的属吏,如《孟子·告子下》有“管夷吾举于士”,赵岐注曰:士,狱官;或指在基层治民的官员,如《管子·八观》称“里尉”为士,《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还有“士吏”一词;当然,也有用以泛指各种属吏的。方术士指卜巫、相面和堪舆之人,他们多是一些破落的读书人,当时颇为活跃,有的还得机会参与政治,某种意义上都可归入偏尚用文的一类。据此可以说,当日士阶层中人以性分所近,各趋所欲,确乎存在着不是用文就是尚武的情况,说游侠起于武士,也大致符合历史事实。


为了清晰深入地说明游侠社会角色之所属,我们不惜花较大篇幅回溯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变化过程。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将游侠视作士阶层的一分子,是就春秋、战国游侠初起时的情形说的。秦汉以后,游侠的来源变得十分复杂,成分淆乱不易究诘,是否都是士阶层中人就很难说了,是否都由武士转换而来更大可置疑。并且愈往后,就各个因素综合考察的结果看,真正属于士阶层的游侠愈来愈少,社会对他们的认识也愈来愈不同。如前及荀悦称“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为盗贼也”。虽以其源出正义,然总归于否定。而司马迁对其却极尽尊崇彰扬之能事,称其“盖亦有足多者焉”[15],“义者有取焉”[16]。


汉以后,历代人对游侠的评价也是各主所是,多有不同。但自《史记》《汉书》之后,其活动再不见载于正史,后世论家及今天的研究者遂据此以为经两汉后游侠已基本消亡。如顾颉刚就说:“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五百年。……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17]孙铁钢也说:“二十五史中,只有《史记》与《汉书》有《游侠传》,自《后汉书》迄《明史》都无游侠列传,这正可看出自东汉以后游侠已经没落,不再为史家所重视。”[18]


游侠的人格既是那么的复杂,夹杂着崇高、伟大和悍顽,难以一言评说;游侠的行为既是那么的爽朗、放达,有时则流于乖张。然而他们却能直接诉诸人的情感,千载之下,几乎不待理智的消解和知性的过滤,就激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让人读他为之神旺,谈他手足舞蹈,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人玩味的事情。只是,游侠的真实面目因统治者的裁抑翦灭,史家有意无意的摒弃不录,抑或还有其自身生活理想与处世方式的种种限定,一直模糊不可辨识,乃至至今没有成为史学的重要分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件至为遗憾的事情。


[1]《商君书·算地》。


[2]顾炎武:《日知录》卷七。


[3]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


[4]《游士失职之祸》,《东坡志林》卷五。


[5]《读通鉴论》卷三。


[6]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转换》,《责善半月刊》1940年1卷7期。


[7]杨宽:《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7页。


[8]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士何事”条:“春秋以后,游士日多。……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


[9]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10]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17页。


[11]“游士”一词最早似出《国语·齐语第六》之齐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管子·小匡》篇则作齐桓公招“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又,《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有“游士律”,“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可为参看。


[12]参见刘泽华:《战国时期士考述》,《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页。


[13]《史记·秦本纪》。


[14]《战国策·韩策二》。


[15]《史记·游侠列传》。


[16]《史记·太史公自序》。


[17]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转换》,《责善半月刊》1940年1卷7期。


[18]孙铁钢:《秦汉时代士和侠的式微》,《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5年第2期。


中国游侠史论/汪涌豪著。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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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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