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数字人文与中国历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8 次 更新时间:2021-05-20 23: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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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 (进入专栏)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注意:目前批评过度依赖数字化的学者,往往不是对于“数字人文”一无所知的人士,许多批评者是在国内较早推动史料数字化的“先驱”。他们的分析与提醒从长期研究实践中来,应当引起重视。“数字人文”研究方式的广泛应用,应该是人文学科得以深化的路径。我们要十分警惕急功近利导致“表浅化”的可能,警惕满足于表层文本的提取和简易的量化排比,警惕不注意社会文化的综合背景而轻易达成结论。

   史籍的数字化不会自动带来史料的“大发现”。数据库促成了学者搜检材料的便利,但经验告诉我们,仅靠语词搜讨无法完成真正的研究;只有自文本阅读起步且有所积累的学者,才能充分瞭解并且利用语词及语词组合完成检索的目标。检索出来的大量语词数据,如何筛检过滤,也要靠相关知识的日常蕴蓄。[3]更为重要的是,技术更新了,学业探究的要旨却没有轻易改变,深入研究仍然要靠“读书得间”。这正像南宋大儒朱熹所说:“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4]这“缝罅”存在于字里行间,要靠体悟,靠“穷究”与“痛理会”。

   各类数据库协助我们抓取文本,观察文本间的关联;而非字面的深层领会,只能靠我们对各类史籍、对田野、对历史遗迹的“触摸”,靠我们内心的感悟,靠自身实践与思考来摸索形成。“数字人文”的深度发展、其成果的出现及其充分利用,都与人文学科的深度发展相伴相随;加强问题提炼、材料阅读与辨析的训练,仍然是学人不容忽视的基础与责任。

  

   注释:

   [1]参见史睿《论中国古籍数字化与人文学术研究》,载《春明卜邻集》第119—141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年;《上海书评》2020年8月9日“史睿谈数字人文与现代文献学研究”。

   [2]参见“数字禹贡”:http://hgis.fudan.edu.cn/

   [3]参见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载《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5—12页。

   [4]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学四·读书法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页。

  

   本文为作者2020年6月6日在“北京论坛”云端国际论坛系列“数字人文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上的发言,有增补修订。原载于《中国文化》(2021年春季号),来源于“中国文化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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