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的数字化不会自动带来史料的“大发现”。数据库促成了学者搜检材料的便利，但经验告诉我们，仅靠语词搜讨无法完成真正的研究；只有自文本阅读起步且有所积累的学者，才能充分瞭解并且利用语词及语词组合完成检索的目标。检索出来的大量语词数据，如何筛检过滤，也要靠相关知识的日常蕴蓄。[3]更为重要的是，技术更新了，学业探究的要旨却没有轻易改变，深入研究仍然要靠“读书得间”。这正像南宋大儒朱熹所说：“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4]这“缝罅”存在于字里行间，要靠体悟，靠“穷究”与“痛理会”。

　　 各类数据库协助我们抓取文本，观察文本间的关联；而非字面的深层领会，只能靠我们对各类史籍、对田野、对历史遗迹的“触摸”，靠我们内心的感悟，靠自身实践与思考来摸索形成。“数字人文”的深度发展、其成果的出现及其充分利用，都与人文学科的深度发展相伴相随；加强问题提炼、材料阅读与辨析的训练，仍然是学人不容忽视的基础与责任。

　　 注释：

　　 [1]参见史睿《论中国古籍数字化与人文学术研究》，载《春明卜邻集》第119—141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年；《上海书评》2020年8月9日“史睿谈数字人文与现代文献学研究”。

　　 [2]参见“数字禹贡”：http://hgis.fudan.edu.cn/

　　 [3]参见包伟民《数字人文及其对历史学的新挑战》，载《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5—12页。

　　 [4]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学四·读书法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页。

　　 本文为作者2020年6月6日在“北京论坛”云端国际论坛系列“数字人文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上的发言，有增补修订。原载于《中国文化》（2021年春季号），来源于“中国文化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