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谭嗣同与近代启蒙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1 次 更新时间:2021-05-16 16: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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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 (进入专栏)  

  

   为什么说谭嗣同是近代启蒙思想家?围绕这个题目,我讲几层意思:一是讲一下他的启蒙思想的背景,二是讲一下他启蒙思想的观点,特别是他的特点,三是讲一下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特点

   启蒙这个词来自于英文,这个字叫“enlighten”,它实际上是“点亮”的意思。“点亮”,王阳明死的时候说“此心光明”,就是要人心光明,从蒙昧中、从黑暗中走出来。启蒙是西方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就是打破神权对人间、社会的这种主宰作用,神对人的统治。启蒙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一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启蒙,它所不同的是什么呢?它不像文艺复兴时代是文学的方式,也不像宗教改革采取宗教批判或宗教改革的形式。它是从理性的角度,从思想的角度,重新认识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西方的启蒙是一次思想解放。

   我们长期以来以西方的学术概念体系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我们很多东西从西方来、从日本来,所以我们也借用了启蒙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我们跟西方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说都是思想一体化。其实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当然解放要有正确的方向,不是乱放。西方是让人从神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让社会的中心从神到人。中国的思想解放是从专制文化中解放出来,因为我们中国人宗教意识不强。我们的专制文化,包括四样东西,一个是皇权思想,一个是等级思想,一个是宗法思想,一个是愚民的思想,这是专制文化的基本点。相对西方打破宗教迷信来解放人,中国是要打破传统文化解放人,他们是解放人的信仰,我们是解放人的心。中国的难处在哪儿呢?在于我们的这些文化观念是一体两面,当我们要砸碎它腐朽一面的时候,它合理的一面、美好的一面、生机勃勃的一面也会受到冲击。仁和礼,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天道轮回读<仁学>》,提及在中国的历史上,仁爱的思想逐渐地被礼教的思想束缚,两千多年来,有几次对仁爱思想进行束缚的很强硬的时期,比如说董仲舒这个时期,第二个宋明理学的时期,第三个晚清的时期。这些时候,礼仪强调的多,人慢慢的被礼所束缚了。所以谭嗣同他要讲仁,实际上就要破礼,或礼教,这样的话就产生了矛盾的状态。所以他整个的思想是在矛盾中的。如果我们把握的不好,就会把好东西、坏东西一起丢掉,或者好东西、坏东西一起继承,就像恩格斯讲,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出去了。80年代有的学者讲,西方解放思想是打破脖子上的枷锁,人很舒服;中国解放思想是打破心灵上的枷锁,它的枷锁锁在心上,打破这个枷锁的时候心就会疼、就会流血。所以中国的启蒙比起西方的启蒙,时间要长、困难要大。所谓启蒙,它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平等、自由的权利,像西方这些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洛克、康德、百科全书派,他们所主张的平等是以自然法为基础,大自然对世间万物是平等的,所以人生来就平等,“天赋人权”,所以这就是人道主义、人性论。它的理论就是说,人一生下来就有自己自由的权利,因为平等,有了自由,因为有了自由,就有自己选择官吏和政府的权利,这才有了民主,这个逻辑在西方是颠扑不破的。

   但是中国的启蒙要复杂的多。第一个,我们中国的皇权与“大一统”紧密相连,咱们中国能不能没有皇帝呢?如果没有秦始皇实行书同文,中国有多少种方言?2000年下来我们还是一个国家吗?我们不是,我们会分裂成很多国家。我们的文字相同,把全中国、乃至东南亚都包容进来,这个功劳非常大。秦始皇还有一个功劳,郡县制。如果不是郡县制,我们还在西周到东周那个时间,还是几百个诸候,我们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在东亚是什么样子?秦始皇暴政不能肯定,但是秦始皇的这两项功劳我们要肯定。所以我们在讲到皇权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认识到皇权是那种历史条件下,大一统必备的一个东西。我们华夏从一开始生活在同一片天地,天生的一个大国,分不开,分开就会打,所以大一统是必然的,这个在《春秋》里面就在讲。咱们中国人口多、地方大,而且长江、黄河流域都是互相连接的,这样的话我们从地理上是一个大单元,天生是一个大国,如果分裂就会打,一直打到最后统一。第二个,中国的纲常等级和秩序相连,我们说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个上下关系,这是最大的纲。还有呢,三公九卿,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体制都是几十个台阶。我们现在对干部的奖励主要是提拔,提拔以后工资增加的并不多,但是大家非常看重。我经常讲一句话,说我们的机关里边有一种机关病,就是等提拔盼提拔。所以这个两千多年,我们的这种文化的基因仍然在。现在没有级别行不行呢?不行。没有级别,这么大的国家不分层次,怎么领导啊?这么多人,这么多家庭,这么多关系,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组织,没有一个统一的秩序,行不行呢?所以纲常等级与秩序相连,与国家治理相结合。第三个,宗法关系,宗法关系源于氏族、源于农耕生产方式,家庭的稳固是王朝稳固的基础。刚才有专家说“郡县制是虚拟的宗法社会”,其实我只赞同一半,还有一半是什么呢?皇权不下县。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基本是宗法关系,这个宗法关系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我们回头来看湘军,湘军其实就是靠宗法关系,他不靠宗法关系,这个湘军怎么组织起来?所以宗法关系的话,它有两面性。第四个,愚民。愚民它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不需要老百姓掌握知识,这样的话便于领导、便于统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上智与下愚而不移”。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愚民的社会需要。还有就是那个时候经济生产的产品很少,剩余产品不多,不可能搞大批的知识分子,在这种贫穷的条件下,没有条件办大规模的教育和文化。

   也就是说,专制制度有四样不好的东西,但是这四样不好的东西里面都有客观原因,都有历史的原因,都有它的正反两面。所以中国的启蒙,是一种小心的剥离,不能大刀快斧地去砍。我们现在讲的话叫做创造性地转换、创新性的发展,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所以,中国的启蒙有中国启蒙的特点,尽管借用了西方的概念,但不完全是一个层面。

   谭嗣同启蒙思想的背景

   谭嗣同的思想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反映。那个时代有很多特点,我们这里边讲三点。

   第一,是在搞了30年洋务运动,出现同治中兴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次思想上的转变。什么意思呢?洋务运动办了几百个工厂,大型的工厂几十个,跟大型军工厂配套的矿山、配件厂、原料生产的加起来几百个。这些个大型的企业,像江南制造总局,他们自己办了翻译馆、办了技工培训学校,整个在上海。实际上像这样的大型企业,像福州船政局、像兰州织呢局,各省都办了这样的企业。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开放了,不是像甲午战争、鸦片战争之前那么封闭、那么僵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理解谭嗣同的思想,就知道他就有这么一个大的背景。谭嗣同的思想里面有很多西方的东西,就是他在游学的时候,他到了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看到他们翻译的一些小册子。大家说为什么谭嗣同接受西方的思想这么浅呢?其实不是他浅,是当时翻译过来的东西就浅、就破碎,它不是搞社会科学的人翻译过来的,它都是一些民间自己搞的、工厂里面搞的,它不是国家和社会组织的。那么这样的话,他接受的西方文化就也是支离破碎的、也是很肤浅。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翻译力量很差,很多东西翻译不过来,一直到1898年严复翻译了《天演论》,谭嗣同就是接触西方的这些文化的资源。谭嗣同广交朋友。他在上海认识了傅兰雅,这个人对他影响非常大。傅兰雅是一个英国的传教士,他对宗教的这种笃信,还有他对西方文化的观念,对谭嗣同都有影响,他在科技和文化两个方面影响了谭嗣同。另外对他影响挺大的是杨文会,这个人也是学贯东西,特别懂佛学,他的佛学的思想对谭嗣同影响非常大。晚清的时候,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到佛教中寻求思想解放和个性的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谭嗣同他比别人信的更多、信得更深。前面有人也讲到了,他的家庭的原因,也讲到了他的生活中的这种挫折、痛苦。佛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精神的避难所,还有一个原因,非常重要的就是,佛教里面讲平等、讲仁爱,这个思想对于谭嗣同的影响非常深远。

   第二,当时的思想界处在一个转变时期,思想的多元化冲击着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中国当时的这个思想界、知识界的现象,梁启超把它叫做学问饥荒,宗教饥渴。大概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到洋务运动这段时间,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是深信不疑的。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之后,这个时候产生的思想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把知识分成了“体”和“用”两个方面,我们这时候认为西学还是了不起的,但是它只能够作为我们的工具,它不能作为我们的价值观、思想方法,我们的本体论还是自己的,我们用西学作工具。谭嗣同跟张之洞是同一个时代的,张之洞那个时候做湖广总督,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是做湖北巡抚,陈宝箴做湖南的巡抚,他们都在张之洞的领导之下。湖南的维新运动搞的稍微有一点出格过火,张之洞直接跟谭继洵和陈宝箴说不能这样搞,这样他们中间还发生了一些冲突。张之洞的思想,到了维新时期他走到了头, “中学为体”,“体”不能动,这个思想后来也是维新运动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主流的思想是“体”,是不能动的。但是维新派包括谭嗣同他们,他们想动的就是“体”,他们想实行君主立宪制,想开议会资政,想改变科举制度、教育制度,想把军队现代化,这样的一些体制上的改革动了“体”。那么这就产生了思想的分歧。这个阶段实际上是中国从“师夷长技”到改革政治体制的一个转变,由学习到改变,由学习到变革的这个过程。这是影响谭嗣同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第三,甲午战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是会打赢的,至少不会败的那么惨,但是我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这个事情对中国人的触动非常大。甲午战败,中国人打痛了,打醒了,打急了。什么叫打痛了呢?一直到1884年的中法战争,我们都没觉得很痛,到沙俄搞了我们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我们也没有很痛,我们原来认为满洲北边儿那个地方跟我们关系不大,我们也不怎么痛。但是甲午战败这个时候,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台湾和周围的岛屿割让给日本,我们痛,打急了。所以有公车上书,上千名举子由此而聚会,请愿,打醒了,这个时候激进的知识分子知道要改革了。所以甲午战争的时候,谭嗣同和唐才常两个人在武汉,边哭边接到这些战报,因为谭嗣同的父亲是湖北巡抚,他能够看到那些战报,彻夜的哭,抱头痛哭。所以他自己讲,他说甲午以后我的思想为之一变,他在甲午之前写的最后的一篇文章叫《治言》,基本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从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到北方结交了这些朋友,读了这么多西方的文化之后,他这个时候思想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甲午战争是他思想转变的催化剂。

   谭嗣同启蒙思想的特点

我们不能全面的去讲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体系很大,而且也没有必要全面去讲。我们后来的学者也认为,在维新前后,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有四位比较突出: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他们的先后也是按这个顺序,他们的思想特点也是按这个顺序。谭嗣同和康有为的关系不能不讲,也不能讲的太厉害。其实谭嗣同的思想超过了康有为,但是他在当时的贡献或影响没有康有为大,因为他的“仁学”思想是他去世以后梁启超在日本整理发表出来的,这个时候戊戌维新已经失败了。康有为的思想是一个发动机,它从一开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本书就震动京师,影响千千万万的举子,影响很大。康有为对谭嗣同的影响就是说强调博爱、强调仁爱。谭嗣同对康有为是非常敬重的,他游学的时候到了北京,见到梁启超,没有见到康有为,梁启超就把康有为的思想向他做了一个转述和介绍,谭嗣同就觉得思想受到了很大的触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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