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记忆一个远去的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10 次 更新时间:2021-05-15 20: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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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这个家庭真诚地款待了我。无论气质还是身量,老帅都承继了母亲的遗传。高大的母亲见到我就朗声说:“锦玉早就跟我说你俩关系好!”母亲很会聊天儿,不出一个小时就把我家以及我从小到大的经历摸得一清二楚了。与母亲相比,老帅的父亲身材矮小,不善言谈,我在那里住两天,几乎没听见他说过话,他总是想方设法让你感到舒适。老帅的弟弟显然承继了父亲的基因,更是老实巴交,性格有些腼腆,像女子那样一说话就脸红,跟老帅站在一起,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是兄弟。老帅很显然是这个家庭的骄傲,更是这个家庭的希望——可以想象,所谓希望当然是混出个人样儿来,最好占有某种权力位置,成为“人上人”。

  

   “锦玉没问题,”我说,“他聪明能干,将来不得了。”

  

   “老总,”母亲笑得合不拢嘴,“你可得多帮他呀!”

  

   在我看着已经有城里人气质、面皮白净的老帅的某个瞬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感觉在这样一个朴实的农民家庭中出了老帅这么一个家伙,挺奇异的。

  

   老帅带我到村子里和周围转了转,在村边的一个坡洼地,他站下来指着一棵高大的杜梨树说:“有一年,我们几个娃娃在水渠里发现了一只不晓得谁扔的死猪娃子,就把它弄到这棵树底下给烧着吃了。”他说吃着烤得焦糊的死猪娃子肉,简直就像过年一样。他从小就没吃的,村里的娃娃们就像仓皇的羊群一样,满世界寻找能够塞进肚子里的东西,经常偷盗生产队的玉米、洋芋、黄豆之类的东西,或者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烧熟了吃,或者用各种狡猾的办法拿回家,帮助家里解决吃饭问题。我经历过三年插队生活,对陕北农民已经有了些了解,我能想来老帅说的那种苦乐。这种苦乐目前仍旧在我们眼前这块土地上氤氲和蔓延,不同点仅仅在于,老帅长大了,脱离了到处寻找吃食的娃娃的行列,他可以为生存做一些更有效益的事情了。

  

   过两天我们就到榆林去了。

  

   4

  

   老帅忙着为韩起祥到访做准备,我独自在榆林城闲逛。

  

   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还处在萌动阶段,没有形成热潮,陕北地区更是处在停滞萧条之中。榆林在历史上很有名,是边塞上的重要关口,秦代大将蒙恬就曾经在这里镇守。苦寒之地,榆林又是历代发配贬官的地方,贬官们就把北京的建筑风格带到了这里,因此榆林城素有“小北京”之称,有笔直的街道、胡同、牌楼,更有用灰色砖瓦建筑的四合院。能想来历史上榆林一定曾经有过十分繁华热闹的市井生活。然而历经数十年政治运动的折腾,如今的榆林已经灰头土脸,了无生气,绝无尊严,就像一个挨了打的人,只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呆一呆。我在大街上转,竟很少见到行人,只有猪和鸡在惬意地散步;到了晚上,黑灯瞎火,连一个开门营业的商店也看不到。黎明即起,彼此呼应的鸡啼声、水桶的撞击声、驴马的嘶叫声、牛车轱辘在青石路面上滚动发出的轰隆声,都在提示你这是一个与现代生活完全隔绝的地方,我几乎要产生身处史前世界的感觉了。

  

   韩起祥是著名人物,还是一个位置很高的准官员,当地政府和有关机构对于他的接待是很隆重的,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欢迎和学术活动,党政军头面人物几乎全都参加了,气氛热烈而祥和,可谓是红旗猎猎,口号阵阵,标语横飞,凯歌激扬。印象深刻的是,韩起祥还给文化界人士和从事陕北说书艺术的盲艺人——这些人几乎全都是衣衫陈旧甚至可以说是褴褛的——做过一次报告,讲述他当年给毛主席说书的情形。老帅跑前跑后忙得不可开交。老帅了解我的兴奋点不在这些事情上面,因此给我的指令是:这些活动,想参加你就参加,不想参加就不参加,结果我全部都参加了。我很好奇韩起祥的经历,更好奇这座冷清寂寞的县城里的人对这位文化名人的反应。

  

   报告会结束,与会人员散去,大部分盲艺人用竹竿在地面上戳戳点点,回到他们来的地方,我们——我指的是被列入名单出席午宴的人——簇拥着韩起祥,走一段路以后进入一个类似四合院的院落。我至今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院落也很陈旧,硕大的院子里早就布排好了桌椅,桌椅同样是陈旧的。很多人在厨房里进出,包括年轻漂亮的女娃娃(服务员)。就像早知道剧情一样,我对马上开始的“演出”并没有太大的期待,无非是一顿寻常意义上的公款吃喝而已,于是寻找一个边角位置坐了下来。我身边当然都是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其中有几个是盲艺人——他们很显然绝少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很拘谨,尽量压低说话的声音,翻着眼睛伸着脖子看向看不到的地方。

  

   我完全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地方拉开帷幕的,竟然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魔术般的一场“演出”:随着女娃娃们的穿梭往来,整个院落里布排着的十几张硕大餐桌上,堆积起了当时很难见到的各色各样的美酒,摆满了各色各样的菜品。领导发表短暂讲话以后,人们轰隆隆地站起来,共同举杯——这意味着一场酣畅淋漓的饕餮开始了。

  

   必须承认,这是我一生中出席过的最奢侈、最美味也最感意外的宴会之一,如果把它置放到特殊的困难年代以及我的人生阅历尚浅(那年我27岁)的背景上去看,我甚至有理由去除掉“之一”二字。很多传说中的陕北特色菜肴、面点以及各色小吃奔来眼底,即使我身边的陕北人也赞叹不已,他们跟我一样,同样没有吃过这些东西。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与大海隔绝数千公里的毛乌素大沙漠边缘的这个小县城,竟然出现了绝少有人知道的名贵海味!

  

   菜肴还在连续不断地端上桌子,我则完全懵了,就像进入到了宫崎骏的奇幻世界。陪同韩起祥坐在主桌的领导同志虽然仍旧不失威严,却也不再端着架势,亲自笑着,亲自敬酒,既不惊愕,亦不觉得今日与往日有什么不同。后来,随着主要领导同志和韩起祥同志吃毕退席,宴会就进入到没有节制的状态,人们走动起来相互敬酒,划拳的声音此起彼伏,桌面上也逐渐变得狼藉。由于菜品太多,有的洒在了桌面上,公家钱是用不着心疼的,没有人去挪一挪倾斜了的盘子,人们就像过惯了奢华日子的人那样,不再吝惜浪费。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人性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是可以被改变可以被扭曲的。

  

   老帅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在离主桌很近的地方跟一群人吆喝着划拳,脸上汗津津的,由于他划拳出手快疾而手势独特,并且故意发出高过其他人很多分贝的嚣叫,因此吸引了全场人的注意,哄笑声吵闹声以及杯盏的撞击声连成一片。看得出来,老帅正在进入到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描述过的“高峰体验”时刻,这样的时刻犹如“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样使人沉醉,以至于可以使人完全认不出自己是谁。

  

   如果老帅认不出自己,那么我就更认不出他了,我突然觉得眼前这个人根本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首先,印象里他并不嗜酒,我们平时即使喝酒也仅只是小酌;其次,他固然性情豪放,然而却是约束得住自己的,我很少看到他对自己失去掌控,而现在这个人已经完全忘乎所以,脱离本性了。这里有太多我解不开的谜团,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莫辨东西,不知天地为何物了。

  

   我突然想起老帅的父亲、母亲、弟弟,想起了两天前我们还置身其间的那孔土窑洞,想起那个无权无势朴实无华的家庭对我的款待……在这样的心境中再来看沉醉在无尚快意中的老帅,我似乎醒悟到,他身上一定隐藏着一种我目前尚不了解的向社会进行索取的冲力,并且,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过错,在权力显而易见的巨大生存利益面前,谁能认为谋求权力地位是一种罪错呢?

  

   人性是复杂的多面体,任何时候你都不能说你完全了解了你自认为完全了解了的人。

  

   我开始有意识观察这个我自认为已经完全了解了的人。

  

   5

  

   即使在上大学的时候,老帅也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似乎是没有“观念”也就是形而上的东西的,他面对着的只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这就使得他在生存层面生发出了独特的本领。比方说,他很善于与人打交道,结交甚为广泛。“善于与人打交道”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才能,现在热门谈论的“情商”很大程度上指的不就是这个东西么?在困难年代,“善于与人打交道”更是与生活质量的好坏息息相关,比如,老帅就有办法从关中买来大米白面,这对实行百分之七十粗粮配给的延安人民来说,当然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我从来都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决定着人的道德状态。在匮乏年代,说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很大程度是看丫能不能搞来稀缺物资,让老婆孩子活得比别人风光体面。从这个角度说,老帅绝对是一个有本事的人。

  

   我对于职位之类的东西一向不敏感,因此记不得老帅后来当的是曲艺馆馆长还是副馆长,总之,除了韩起祥之外,他成了这个单位实际上的头头,他手下有六七个跟韩起祥学艺的学员,其中一个女学员后来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从大学毕业到调往西安,我感觉这七八年是他一生中颇为美好的一段时间,结婚了,有了孩子,事业也蒸蒸日上,一切都很顺遂。

  

   在延安工作这段时间,我们仍旧像大学期间一样交往密切,相互间不设秘密,这种友谊在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时候,尤其显得弥足珍贵。我不得不说,延安,这座著名的西北小城,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尤其是在被称之为“单位”的地方,人们几乎是在以原始的兽性争夺着权力,一把手与二把手之间往往掐得何止是乌眼儿鸡一般,简直就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我曾亲眼看见过平时很斯文的人相互破口大骂、像畜生那样扭打在一起。权力关系紧张,必然导致下面的人际关系复杂,为了获取安全的位置,人群中到处充斥着出卖与背叛。生存成为了需要极高智慧、极高技巧才能应对的东西。到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看到有人因胜利而弹冠相庆,有人因失败而退在一隅舔舐伤口;胜利的人和失败的人眼睛中都饱含着仇恨和恶毒。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胜利的人马上谄媚者云集,而失败者迅速面临即使是狗都会过来踹你一脚的困境。没有道义,没有理性,甚至没有道德,有的只是丛林法则,是残酷的优胜劣汰的生物性物种竞争。我对权力野蛮和人性肮脏的见识,几乎全部来自在延安生活的七八年时间,包括上大学期间。

  

由于认识局限,当时我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某种地域文化局限,其实这是不准确的。任何社会状况产生的缘由,都只能从那个时代的历史运行中去寻找。当时的历史景况是,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曾经充塞着社会空间的“革命”激情已经消退,但社会运行方式还未发生根本转变,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权力仍旧掌控着社会的全部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仍旧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甚至仍旧是人的价值尺度,这种严重扭曲必然导致社会道德向不可知的方向急遽衰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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