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柏峰: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互动情况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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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柏峰  
递交了国民政府为解决西藏问题所拟定的十一条原则,并介绍了此次谢国梁赴藏的使命及不幸病故的经过。谭云山虽然久居海外,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肩负起中央代表的使命,并未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但是他对于藏事颇有见地。他认为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是:“须认西藏为中国之一部,南京中央政府为中国全国(合汉、满、藏、蒙古、回、苗)之中央政府,中藏关系乃国家与地方或特别区域之关系,非与国之关系。此次交涉,乃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交涉,非国际交涉。所谓解决中藏问题,即解决中央与西藏地方联结统一合作以共谋国是之问题。”20其后,谭云山在拉萨活动了一段时间后,经印度由海路返回南京,向蒙藏委员会转呈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给蒋介石及马福祥的复信,并详细汇报了与谢国梁共同赴藏的经过。

   谭云山返回内地之后,由于康藏战争和青藏战争战事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调停康藏、青藏之间的关系,再未派遣代表入藏。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萨圆寂。国民政府特派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主任黄慕松作为入藏致祭专使,在拉萨工作近三个月时间。1938年12月,国民政府又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黄慕松、吴忠信两位政府高官入藏,进一步改善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标志着双方关系基本恢复正常。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地方代表参与中央政治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引起了西藏各派政治势力的强烈关注,并迅速作出了反应。当时在内地的九世班禅率先派代表到南京祝贺,并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班禅驻京办事处。这一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也认清了英帝国主义图谋西藏的野心,开始重新思考西藏的前途及出路,其政治态度发生了可喜的转变。1930年8月,贡觉仲尼代表中央入藏慰问之后,又作为西藏的全权代表返回南京,向中央政府汇报了西藏方面对中央所拟8个方面问题的答复。其中第七款为:“达赖是否在京设立办事处以便随时接洽?至于经费,可由中央发给。”西藏方面答复:“先设办事处于南京、北平、西康三处,以后若有加添之处,再当陈请。”21依据这一意见,贡觉仲尼于1930年10月8日向蒙藏委员会提出在南京、北平、西康等三处设立西藏办事处的申请。蒙藏委员会在给行政院的呈文中说:“西藏设立驻京办公处,系去岁蒋主席派棍却仲尼赴藏时携去八款之一。本年八月间,棍却仲尼回京复命,携有达赖答复蒋主席书,对于设立驻京办公处一件,表示赞同;并请同时成立驻平、驻康二办公处。迨棍却仲尼赴归德谒见蒋主席时,又蒙面谕迅速组织成立。所有西藏驻京办公处,自应准其及早组织,以资办公。至北平,寺庙林立,向为喇嘛汇集之地,与西藏关系甚多;康定为川藏往来要道,将来该处事务势必日见纷繁,所请同时成立驻平、康二办公处一节,似应一并照准。”22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地方迅速开展了驻京、平、康等地办事处的筹备工作。蒙藏委员会随即向行政院提交预算、申报经费,同时“准予刊发西藏驻京、驻平、驻康办事处木质关防三颗。”231931年2月9日,西藏地方政府驻京、平、康三地办事处关防开始启用,标志着三地办事处的正式成立。2月10日,贡觉仲尼向蒙藏委员会呈报了各地办事处正副处长名单,以供备案。“派棍却仲尼为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阿旺坚赞为副处长;派曲批图丹为西藏驻平办事处处长,巫明远为副处长;派降巴曲汪为西藏驻康办事处处长,楚称丹增为副处长。”24西藏地方政府驻京、平、康等地办事处的成立,结束了中央与西藏之间相互隔绝的不正常关系,为西藏地方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建立起正式的经常性联系渠道,也说明了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与举措是富有成效的。为了规范管理,西藏驻各地办事处还制定了相应的组织大纲并报请蒙藏委员会审核,并在蒙藏委员会指导下进行了修订。其中,《西藏驻京办事处组织大纲》共18条,该大纲规定:“第一条、西藏驻京办事处,由国民政府核准设于首都。第二条、本处秉承达赖大师意旨,受蒙藏委员会之监督指导,办理关于西藏在京应行接洽事宜。第三条、本处置处长、副处长各一人,由达赖大师选任,呈由蒙藏委员会核转备案。”25以上内容表明,西藏驻京办事处人员虽然由达赖喇嘛选派,直接受达赖喇嘛领导,但其运转必须接受蒙藏委员会的监督指导,其人员必须由蒙藏委员会备案。西藏驻京、平、康办事处的设置,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基本恢复正常的标志。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藏地方还积极选派代表参加各种层次的国务会议,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西藏代表在积极参政议政,协商国家大法,参与国家管理等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26西藏代表的这些活动,也充分表明了西藏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认同,也是南京国民政府行使对西藏主权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疏离的情况下,西藏地方依然派代表参加国会会议、履行职能。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的第一届国会中就按比例选出了西藏地方的代表,1913年5月15日公布的西藏地方当选参众两院议员及候补议员名单中,共列有顿柱罗布、江赞桑布等前后藏代表30名。271913年6月26日,部分西藏代表还受到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接见。“之后,西藏代表还相继参加了第二期常会(1916-1917年)、第三期常会(1922年),以及北洋政府召开的政治会议(1913-1914年)、约法会议(1914-1915年)、善后会议(1925年)等等。”28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有西藏代表参加的全国性会议是19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西藏地方十三世达赖喇嘛方面和在内地的九世班禅方面均选派了各自的代表,九世班禅还为会议致了颂辞。以此为开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藏以及青海、西康等其他地方的藏族代表广泛参加各种全国性会议,不但参加了历届国民代表大会、国民参政议政会,而且还参加了国民党的历届政党会议以及其他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西藏代表对国家大政尤其与西藏相关的政策积极建言磋商,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提案。如青海籍高僧喜饶嘉措在国民参政会上相继提出了《关于团结边民意志以增加抗战力量》《注意佛教文化以增进汉藏感情》《请政府维护佛教以安民心而固团结》等提案,引起了西藏以及其他地区代表的广泛响应。

   由于这一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渐趋正常,西藏地方僧俗大众也越来越关心内地局势,自觉地将西藏的前途与祖国的发展视为一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拉萨三大寺带领全藏寺院的喇嘛曾多次诵经超度为国英勇捐躯的烈士,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祈祷。1938年12月1日,西藏别蚌寺大会致函国民政府,汇报了广大僧侣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日夜祈祷的情况,公函中说:“中华立国四千余年以迄于现在,从未遭遇外侮如是之甚。现在要将敌人驱出境外,必须五族同心,为国事有钱者出钱,无钱者以血肉之躯来捍卫土地,是为迫切者……我等三寺自前年芦沟桥事变起后,一年有余,为国家胜利而祈祷,昼夜恒未间断,至应与国家建设道场,广发大愿,及诵何种经等恳求指示,以便遵办。”291939年2月20日,西藏三大寺代表罗桑团月致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提出了开发西藏以增加抗战实力的建议,表露了广大藏人的心声,罗桑团月在信中说:

   “恳请中枢念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藏省人民土地财产,亟待管理与启导,开发西藏,保护西藏,实目前抗战建国迫切需要之事。今有数点待办之事,恳求准予早日俯允以建新西藏,增加抗战实力,免为外人所占。一、请中央速派优良军士一千名赴藏,由三大寺给养,一方可弹压亲英势力东进,一方可训练民众充实自卫力量。一、请中央速派教育人材赴藏兴办汉文学校,使文字统一,中国人懂中国事,识中国字,不受外人文化分化。一、请中央速派工程人员赴藏修筑公路,连接中枢,一旦有事,可迅往解决。一、请中央速派人员赴藏设立中央银行,一面可抵制外汇,一面可完成法币统一。一、请中央速派人员赴藏设立工厂开发资源,增加抗战力量。”30

   罗桑团月还表示:“以上几点,如能照办,则亲英势力可减,英帝国东占甚难,而西藏可永为中国领土,吾等永为中国国民。换言之,若中央不理,则两年中吾等均要被蚕食而为亡国奴,受英人管辖,是非吾等所愿。”311939年7月7日,西藏地方摄政热振活佛也向中央政府汇报:“兹设坛修法事,已择自国历五月陷日起经,开始在三大寺二密院各处古刹诸处,一律广修玄法,同时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得最后之胜利。”32

   大量史实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倾向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开始积极回应中央政府为恢复与西藏正常关系而做出的努力。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西藏地方的政治主流依然是希望与中央政府改善关系,并在中央政府帮助下推动西藏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西藏僧俗大众更是自觉地与祖国休戚与共,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的最终胜利贡献力量。

   三、南京国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的成立

   1933年12月17日,偶染风寒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罗布林卡坚色颇章寝宫中突然圆寂。西藏地方立即将此消息呈报中央,并提出:“拟请速派大员入藏吊唁,借谋中央与西藏一切问题之解决。”331934年1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致祭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专使”,并责成蒙藏委员会调配熟悉西藏情况的随行人员同黄慕松一起入藏致祭。黄慕松是民国建立以来首次入藏的中央大员,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举行追赠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典礼并代表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致祭,同时借此机会直接与西藏方面进行协商,以正式实现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正常化。黄慕松在藏期间,为了推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正常化,就当时的康藏纠纷问题以及九世班禅回藏等问题与噶厦政府进行了多次会谈。虽然实现了“疏通情感、和缓形势”的目的,但由于双方隔阂日久,对一些具体分歧较大,难以在短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共识。西藏方面认为应该首先要解决的是康藏纠纷问题,而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电告黄慕松“最大让步可将恢复中藏关系与解决康藏纠纷同时商议,一并决定”,并且提出“中藏关系恢复乾隆五十七年(1791年)以后之办法。”34也就是要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恢复到《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所规定的内容,中央委派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三者地位相等,中央在西藏派驻军队,西藏地方的外交权收归中央,重要官员由中央任免等等。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若要西藏地方同意这些要求,有非常大的难度。为了进一步进行沟通,黄慕松决定与噶厦政府交涉,留下部分致祭专署工作人员在拉萨继续工作,并留下无线电台以保障与中央的及时联系。

1934年11月18日,黄慕松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汇报:“藏人深知不能离开中国,但欲得优越之权利,诡诈变幻,应付不易。我方如欲令其就范,非持久忍耐不为功……查总参议刘朴忱,老成练达,职位较崇,管理蒙藏事务多年,为委座素所倚畀,拟请令其驻拉萨办事。”3511月27日,黄慕松再次向行政院请示,留下参议蒋致余辅佐刘朴忱以应付环境。并且“于卫士中挑选志趣体格均佳、文理通顺者五人留在拉萨,一面服务,一面学习藏文。”36行政院批准之后,黄慕松启程返回内地,并接替石青阳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离藏之日,刘朴忱、蒋致余以通讯处37的名义“亦于同日实行办事”38。1935年1月刘朴忱病殁于任上,通讯处的工作由蒋致余具体负责。1937年9月,蒋致余因病离藏,国民政府又派遣行政院参议高长柱入藏接替蒋致余。通讯处实际上是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前身,“实际上确立了国民政府官方在拉萨的一席之地”39,为条件成熟以后恢复设立中央政府驻西藏代表机构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很多学者将此视为中央恢复驻藏常设机构的开端。当时一直阻挠西藏与中央政府恢复正常关系的英帝国主义者对此事极为关注,在其驻南京公使与驻拉萨使节的信中,忧心忡忡地提到:“为了强化中央政府与西藏之间的关系,便于指导边境事务,行政院已经决定在西藏首府拉萨派驻一位使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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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青海社会科学.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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