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21 次 更新时间:2007-01-08 0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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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他们中有些人如黄纪苏,更愿意采取通俗的文学形式,来宣传他们的主张。他们也从大众的情绪反应中来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他们找到格瓦拉这个历史人物作为他们的偶象也就决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人们可以从海外一些新左派网站上读到一些国内从事独立工运的底层工人与网主的网上通讯。国外激进新左派与持不同政见的底层工人已经找到了某种结合点。当然,由于国内激进新左派深知中国政治游戏规则的限度,这种与民众结合的迹象并不存在。

  激进新左派的社会影响,可以通过话剧《切格瓦拉》上演的社会反响中看出来,二零零零年四至五月,北京小剧场上演了话剧《切格瓦拉》 ⑾,这一话剧上演获得意想不到的极大轰动。据称,《切》剧一共上演了三十七场,平均上座率达120%,共接待了一万多人次的观众,有时过道都坐满了人,迟到观众站着看的情况并不少见,演出真正达到了媒体所说的“火爆”程度。十几个大学生甚至专程从沈阳赴北京来看话剧,有的观众泪流满面。连看两遍者大有人在,不少人看了五六场。有的连看十二次。全场情绪激昂。它的上演标志着新左派思潮第一次走上文学艺术的舞台,走向了民间。观众主体是北京大学生,离休老干部与老左派人士纷纷前来观看。

  该剧上演后,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左派之间就这场话剧引起论战。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格瓦拉是来不及犯错误的波尔布特。剧作者黄纪苏则认为,他看重的是格瓦拉的符号意义,他认为,格瓦拉格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力量,对于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格瓦拉的精神是一种新的价值,一种对市场经济的异化的消毒剂。黄还进而认为,格瓦拉身上有一种与命定的规律相抗争的道德力量。他说,一般人认为,一切主义都在必然性与规律面前俯首,因为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格瓦拉看来,如果规律不符合人性,它也要受到抗拒。“人在这种抗争中显示出真正的伟大。我们反对一切非人道的社会,不管它是不是符合规律与必然性。正义高于规律。”⑿

  该剧具有一种具有反叛现存秩序的民粹主义倾向。一位网上作者批评指出,该剧最核心的内容是,把世界划分为两类人,富人与穷人,富人是道德败坏、堕落、邪恶的,穷人是善良、纯洁、道德高尚的。穷人革富人命就是天然合理正义的。这一主题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穷人革富人命的思想,与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对于官方来说,该话剧以文艺的形式自发地宣传了赞颂了共产党当年革命的理想,从而被认为有利于宣传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是此剧能够获准上演的原因。该剧的革命符号使它获得了生存的“保护伞”。

  另一方面,这出话剧站在“穷人”一边反对“富人”,并为“穷人反对富人”的暴力革命的合理性与革命正当性进行鼓动与辩护,而当下中国恰恰是在西方经济影响下,日益贫富两极化的、富人与穷人阶层日益明显的“不公平”的社会,这出话剧对革命暴力的赞颂,实际上具有以革命方式来实现平等的政治倾向。

  有评论指出,该剧同时还宣传了穷人反对富人的确实是恐怖的、血腥的,然而却是神圣的。该剧的逻辑中一切都很简单:“同意的请过来,反对的请拔枪。”剧中的格瓦拉和他的同志们,动辄就要诉诸武力,不惜以肉体生命相搏,他们根本就不屑于听听反对者的意见。只要是反抗压迫和掠夺,在他们看来可以不计后果,不论成败。对一切不革命者应予以打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瓦拉》可以看作是民粹主义新左派,即激进新左派在革命符号下在社会上登堂入室的表现。它所体现的以暴易暴的情绪与价值倾向,将在未来中国现实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强的现实影响力。

  

  左右思想之争的未来政治影响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自由派、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这三种思潮在当下权威体制下,已经具有自主的生存空间。政府对这三种体制以外的知识分子思潮并没有明确的干预,这表明了中国思想多元化时代的新的开端。

  这首先是因为,这三种思潮各自所强调的价值,均与政府强调的价值之间存在着部分一致性与重合性。例如,自由派强调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要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强调法制与国际接轨等等。这是与政府完全一致的;新左派自发地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公平价值的重视与肯定,对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贡献的强调,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则是政府乐于看到的,新左派无疑起到自发地加强共产党意识形态符号的政治作用。第三,新保守主义对秩序与权威在转型过程中的意义的重视与肯定,对自由派的政治西化的批评,同样能得到政府部门的赞同。三种思潮都部分与政府具有共识。因而它们在当下可以拥有自己的合法存在的空间。

  另一方面,这三种思潮各自又与政府主导的的价值存在着矛盾。例如,自由派对西方价值的认同,与政府的权威主义形成矛盾。新左派对毛泽东平均主义的认同,则与邓小平开创的中国发展模式形成矛盾。同样,新保守主义使用的权威主义话语,以及新权威主义对自由主义目标的认同,均与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无疑同样构成矛盾。

  这种三大思潮与权威政府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是中国从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向市场经济多元化以后的后全能体制转变过程中出来的新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制外中国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三足鼎立局面的出现,使中国思想界重新呈现出相对多元的光谱。事实上,如果以这三种思潮作为三基色,人们还可以发现从保守到激进的更为丰富的思想价值层次。(13)

  其次,人们必须承认的是,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的争论迄今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九十年代以来到现在,社会已经高度分化,人们忙于经营自己的事。关心思想理论的人较少。无论新左派还是自由派,他们与普通民众并没有经常联系与沟通的渠道。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也基本上局限于互联网、以及部分发行量并不大的知识分子期刊与书本之中,知识分子论战者们的听众远不如八十年代中期。

  尽管如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互动没有长远的影响。由于政治思潮是人们对面临的社会矛盾与困境挑战所作出的思想回应,思想往往敏感地反映出社会面对的基本矛盾与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政治选择的走向。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民主化与政治参与渠道在未来的逐渐开拓,大体而言,我们可以预料,二十世纪未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存在着以下几种发展的可能。

  

  第一种政治前景:与社会多元化相对应的思想多元化

  

  三大思潮与政府之间的共识点的存在,又使它们在权威政治条件下可以长期存在,如果这三者之间能够彼此宽容,形成良性互动,对中国的思想多元发展起到积极的平衡作用。并可能对中国民主化有积极意义。

  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更重要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经济改革导致的社会分层化已经出现,然而,单纯的社会多元化并不足以成为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而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思想多元化,与社会多元化相结合,则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更具体地说,自由派以政治改革与建立法制社会为诉求,而新左派则以经济平等为诉求。新保守主义以秩序稳定为基本诉求,这种三足鼎立这无疑将丰富中国政治发展变化的色彩。

  更具体地说,这种对应关系体现在,新保守主义与自由派的右翼,对秩序与稳定价值的强调,客观上更能体现从旧官僚阶级中转化过来的新兴官僚集团与大企业集团的利益。自由派对私有产权、自由竞争、人权自由与法制的强调,在客观上更符合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新左派如果抛弃过于浪漫的底层情结与暴力革命崇拜,他们对公平、平等与弱势群体利益的强调,则在客观上更符合下层民众的利益,并为他们所认同。

  这样,三种思潮各有其在社会上对应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当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与阶层要在民主体制下争取自己利益与发言权时,他们就有了表达自己利益与价值的思想主义,并可以在这一思想主义下聚结成政治党派,在多元的政治党派的游戏规则下,争取自身利益与权利。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多元民主就有了社会条件与思想条件的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如果能在相互宽容与理解的条件下互动,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自由派的温和派与新权威主义相结合,形成中间阶层的利益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潮与现秩序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支持体制内的渐进民主化变革。并逐渐被纳入体制内,中国从权威主义向社会主义民主体制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种政治前景:左派与边缘人结合的可能性

  

  从理论上推断,中国还是存在第二种可能性,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重大的危机与断裂,并引发社会矛盾总爆发,这将会形成这样一种可能,即激进类型的新左派以其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社会矛盾,并把中国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掠夺性的两极分化,再次象二十世纪初期那样,要求建立一种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来解决社会总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失利者、绝望者阶级、下层民众来说,由于经济上的贫困化,他们最易接受的将不会是自由派的民主自由观,而是新左派的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在这个过程中,新左派中的那些温和派即“后现代主义”派,由于与底层利益没有关联,将会逐渐失去其社会影响力。而新左派中的民粹主义派,则有可能取得变成绝望阶级的下层民众的。民粹主义新左派会如同波尔布特一样,在中国宣扬一场反对“邪恶富人”的革命,力求在中国土地上去重新建立一个理想的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世界。虽然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乌托邦实验只能导致对整个民族的一场巨大悲剧。

  然而,从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少,原因是,首先,没有二十世纪初的种种条件。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消解一切信仰与意识形态的、世俗化的世纪。新左派很难在知识分子与社会公众中形成气候。其次,在现行条件下,国家政权有足够能力来抑制事态的恶性发展。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各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执政合法性的提升,中国社会出现现代化断裂的机率没不是很大。

  第三种政治前景:民粹主义与权威主义的两极震荡

  最后,我们要考虑到第三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民粹主义民主与权威主义的两极震荡的可能性。

  如果中国的后全能主义权威体制(Post-totalitarian Authoriratian Regime)不能通过自我更新实现有序的民主,权威主义的腐败,很有可能使现行体制在未来某一时候陷入深重的危机,陷入危机的当政者往往会通过满足民间日益强烈的民主化的要求,来争取国民对自己的合法性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可能会出现全社会的急剧民主化的浪潮。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推行的民主化,有可能是一种民粹主义式的民主与权威主义铁腕政治相互交替的不稳定局面。

  形成中国民粹主义型的民主化的机制是,首先,由于权威政治的腐败,两极分化,引起全社会广泛的厌恶权威逆向心理,新左派鼓吹民粹主义的劫富济贫的平等主义,迎合了大众对权威政治腐败产生的逆反心态,而取得了意识形态的话语优势,并主导了社会舆论。

  其次,由于中国文化中长期以来缺乏自由主义的个人自律精神与传统与对法制的尊重,民主被片面地理解为反对专制,被理解为大众的意志与愿望的直接反映,民粹主义的高福利、高就业的平等主义,就会成为社会大众普遍的诉求。(14)

  只有满足这种社会普遍要求的政治精英才有可能在一人一票的普选中取得选票。这就会促使政治精英为了获是权力而力求迎合民众的近视的经济要求,并以此来确实大政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以这种劫富济贫主义将导致拉美病在中国的重演。

  更具体地说,知识分子的左倾化、政治精英的媚俗化,与长期受腐败精英政治压抑的广大民众的平等主义诉求这三者的结合,就会形成巨大的民粹主义政治浪潮,健康的多元化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无法在此种权威主义危机后直接形成,而会在民主化中自然演变为民粹主义的“板块”型的大众政治。其实,中国自近代以来就有着民粹主义的丰厚土壤。(15)

  这种民粹主义政治,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司空见惯,在这些国家里,工会和左翼政党所领导的旨在提高工资和福利的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要价太高的政治诉求,迫使为争取选票求得生存的软弱的政府不得不对此种要求节节让步,其结果就是尾大不掉的高福利政策,高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巨额外债。使民选政府无力应对现实经济问题,政权毫无权威可言,暴力犯罪越来越严重,黑社会如鱼得水。城市管理混乱,贫民窟无处不在,政府缺乏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权威和足够的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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