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21 次 更新时间:2007-01-08 0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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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垄断性排他性的特殊分利集团已经形成,社会已经出现两极分化,中国已经走上或很有可能走向“拉美化”的前景。这位作者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九十年代很具有代表性,此类问题已经成为知识分子普遍的关注的核心问题。⑤

  怎么看待这种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不公平与两极分化?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三种意见:

  第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知识分子中的新右翼的观点,这种意见认为,改革中的上述种种消极现象是现代化过程必须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目前中国存在的社会贫富分化过程,企业重组与股份化中的“过程不公平”,将由于资源的市场化的合理配置,而最终达到“结果公平”。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政治选择。一切现存的问题与矛盾都有其不得己的原因。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程度不同的贫富社会分化过程。腐败也是经济发展条件下制度建设滞后的暂时现象。这些问题在权威体制下并非不可治理,只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权威主义手段与法制建设的结合,坚持改革与开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完善,现实中的这种种不合理现象经过社会共同的努力会逐渐克服。他们认为,东亚与拉美民情与文化不同,东亚国家有着远比拉美二元化社会中的国家更为强大的经济调控功能。中国只要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会逐渐化解,中国不会出现拉美病。他们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任何对这种稳定的破坏,都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主张的人中有新权威主义者以及自由派右翼。

  第二种是自由派中间派的观点,他们对权力腐败,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也是相当强烈的,然而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造成的,而是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期间,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而造成的,或者甚至可以说,就是权力介入了市场所造成的,是政府的“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而造成的,所有这一切新问题的根子,还是源于权力过于集中的旧体制,他们认为,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强多元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以民主来制衡腐败与两极化,改变权力的垄断地位,才是根本的出路。

  如果把第一种与第二种观点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在肯定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权威的效率来解决,后者强调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民主制衡的方式来解决。

  第三种观点是新左派,新左派把这一切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公平认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来的现象。大体而言,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既然是资本主义是祸害的根源,那么,就可以把西方左派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如依附性发展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用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他们认为,“资本”是对“人性与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与控制”,而市场经济的实现就意味着“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⑥

  二、他们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新左派人士对公平分配的强调,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使他们走向对左翼的平均主义的肯定。新左派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认为既然人欲横流,贪污腐败盛行是与“私有制”相的联系的必然产物,要从根本上防止人的异化,就应该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让下层民众在公有制前提下参与民主管理。

  三、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用旅居加拿大的新左派人士李宪源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话来说,“毛泽东对后革命时代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孤独的充满了众叛亲离的悲剧色彩的探索,终于在这世纪之交,引起了一大批后来者的广泛关注和共鸣,”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来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不等于左派的路线与的思想理论的失败。他们还认为中国要走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位新左派学者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表达如下惊世骇俗的观点:“文革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道路、沿着文革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出路在於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并认为可以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

  可以大体上把新左派定义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等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⑦

  

  新左派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

  

  新左派知识分子从学术出身上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批评出身的,他们更多的是以西方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为理论资源。第二类是经济学出身的,他们主要以西方左派的“依附性发展”经济学理论作为立论基础。第三类是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以“后殖民主义理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作为理论资源。当然,此类民族主义者与前两类人在观念上未必完全一致,但在中国与西方关系紧张时,他们倾向于从左的方面来加强自己反西方的立场,因而也可以把他们纳入新左派的一种类型。

  从总体上看,他们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大多在大学与研究所工作,有学者认为,到90年代末期,“新左派”在南北两个最具影响重要人文学术阵地——《读书》和《天涯 》上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机会,并在一些重点大学校园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生中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在海外已经有一些有相当影响的网站,如《中国与世界》就是其中最具影响的网站。

  大体而言,他们并没有在现体制条件下参与政治的直接兴趣与动向。他们只是作为学者,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的参与者在学术思想界活动。他们中一些个别人与原教旨主义的左派,即原来的意识形态官僚老左派之间存在着若即若离的私下的接触,他们要求复苏社会主义的观点,也受到一些老左派人士私下的赞赏,但迄今为止,从总体上说,新左派知识分子与老左派官僚之间并不存在政治上的合流与合作。

  这首先因为,在改革开放总的大趋势下,老左派在社会上名声并不好,新左与之合流,将影响他们自己的社会名声,并且,在政治活动受到严格限制的后***时期,这在政治上也是颇为犯忌的。其次,对于受到过更精致的西方左派理论训练的新左派博士来说,老左派的教义对他们在理论上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第三,老左派的“党官僚主义”的教条的思想模式,与新左派更具浪漫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之间,也确实存在着相当的差异。第四,新左派主要产生于学院环境,与下层民众之间并没有密切关联。他们也并没有作为下层民众利益的代言人而直接参与政治的意愿,因而对老左派拥有的政治资源也没有多少兴趣,另一方面,即使某些新左派人士对参与政治有兴趣,由于老左派官僚已经是退出政治中心的边缘人,没有多少政治资源可供他们利用。

  总而言之 ,新老左派在观念与价值上有若干可沟通之处,但他们之间迄今为止并不存在政治结合点。一般而言,青年的新左派都是一些著书立说的学者,他们只是思想界日渐活跃的一些自主的独立的个人,而并没有形成为有共同政治诉求的并参与政治的社会群体。

  温和与激进:新左派的两种类型:

  从新左派人士的思想状态与观念上看,可以发现由于学理资源不同,由于价值取向上的侧重点的不同,由于心态上或经历上的区别,存在着温和派与激进派两种不同的类型。区别两种不同类型新左派,对于研究他们未来的政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温和型新左派:后现代主义型

  

  就此类人的理论资源与关注的核心价值而言,就其用后现代主义的价值来解读中国问题而言,人们可以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型”的新左派。此类新左派关注的重点是,由于国际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同样体现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中。因此,他们力图用西方新左翼思想运动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来对中国现实进行批判反思。他们是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异化,从市场经济的过度膨胀产生的消极后果的角度,来表达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社会的诉求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汪晖、崔之元、甘阳,王绍光等人。

  他们认为,既然中国已经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潮流,那么这就同样需要在中国形成一种制约过度市场化的历史潮流,来抵制资本主义的膨胀。他们从发生于美国西雅图的有五百多组织参加示威运动中,从示威抗争者提出的“世界不是商品”的口号中深受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左翼珍贵传统的再现”:在他们看来,这种左翼传统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弱势者的团结、国际主义、反权威、反专断、反剥削,反对人类世界的异化与商品化。他们从1968 年西方学生运动对消费社会展开的批判中获得精神支持,呼吁“拒绝将人等同於单纯的消费者。”⑧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左派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中获得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他们不再运用老左派使用的意识形态反帝主义,而是运用东方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萨义德把当代法国思想家福柯、德里达关于知识与权势、真实与话语、表达与扭曲等范畴的论述,转变成了《东方主义》一书方法论的基础。在萨义德看来,福柯与德里达作出了以下这些重要的思想贡献,即话语无法传递本质,表现总伴随着扭曲,叙述中不可能显露真理。主体需要客体,是为了验证自身,而不是去理解对方。任何知识都参杂了想象成分。知识带来权力,而更大的权力反过来有要求更多的知识。知识是主体借以征服客体的工具,知识就是霸权。等等。萨义德把以上较为抽象的论述引入他自己的学术论证之中,在《东方主义》一书的论析中,萨义德认为,西方是主体,东方是客体。西方关于东方的学问,是西方这个主体企图征服东方这个客体的产物。西方对东方的描述,不管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都严重扭曲了其描述的对象。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了,被丑化了,被弱化了,被女性化了,被异国情调化了。⑧

  在萨义德看来,这种程式化了的东方形象,是西方自己创造出来的。种种的扭曲,早已使东方的形象偏离了真实。西方只是适应了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才制造出了西方全面优于东方的神话,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提供了理论根据,让西方施之与东方的罪行披上了一件合理化、正义化的外衣。萨义德把西方人对东方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把西方对东方在学术和文艺著作中的刻意扭曲、把西方在东方的殖民活动三者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东方主义”。 ⑨

  萨义德对西方的殖民主义话语的批判,为新左派提供了远比老左派的意识形态反帝话语更为强有力的思想理论工具。新左派以此来论说,来自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现代化、市场经济、全球化、知识产权问题,统统可以归结为新殖民主义者从文化上来征服第三世界的概念工具,他们认为,当中国人以这些西方话语来论证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历史选择时,就是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按照西方人的要求和暗示去行事。其结果就必然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以及殖民话语的立场。最根本的是,新左派认为,我们不幸生活在西方人创造的东方主义的语境中,从而在根本上失去了中国的主体性。新左派以建立摆脱摆脱了西方权势话语的中国自己的“抵抗话语”为己任。新左派通过接受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从而拒绝了中国通过向西方学习而走市场经济化、民主自由化与现代化的历史选择。

  从引用的新左派在网上发表的观点中,可以大体上概括出这一类新左派的基本特点,即他们是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从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角度,来申张自己的左派主张的,他们倾向于把中国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问题,看作是发达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体现,他们从西方文化中的反西方话语中去寻找反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武器。

  此类新左派强调的第二个方面是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经济生活,以防止自由放任主义对弱势民众与团体的侵害。他们对自由竞争抱有极大的疑虑,强调市场经济必须受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制约和调节;他们认为这种近年来在东欧俄国的所谓“自由主义”,实际是以剥夺大多数人为代价,来造成少数人的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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