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新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P. 安德森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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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一、英国新左派的诞生

  

  问:昨天我们谈了中国的情况,今天我们可以谈谈欧洲的问题。我们还是以理论和历史的脉络作为讨论的线索。我想请您讨论三个主要问题:一,英国新左派的诞生;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问题。自六十年代初起,您曾经是英国《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长达二十年的主编,在英国新左派的学术和思想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年《新左翼评论》改版,您又重回主编的位置,致力于“新左翼”立场的进一步更新。这份刊物现在已经成为欧洲知识分子(也包括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的最为重要的论坛之一。当代中国的“新左翼”与英国新左翼出现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中,面对的问题也有非常大的差异。但从理论层面看,似乎也有某些相近的部分。据我所知,英国新左翼是在复杂的历史关系和理论关系中产生的。我想请您先谈谈英国新左派形成的背景和历史,这对于中国的读者可以提供一个参照。

  安:让我从林春这个中国学者谈起。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林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后来到英国留学,现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她写过一本书,我认为是有关英国新左派历史研究当中最好的作品。英国新左派形成于五十年代末,是通过两代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的商榷和趋同而形成自己的特点的。第一代由共产党人组成,形成于一九三0年代后期,是在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大众运动中产生的。这一代人在一九五0年代成为各个领域的专业学者和知识分子,不过,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他们是在三十年代形成的,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是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作者。大约二十年后,第二代于五十年代的冷战时期形成,这一代与英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无关。在这两代之间起连接作用的领袖人物是斯蒂瓦•霍尔(S. Hall)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问:泰勒的著作在中国知识界也开始有一定的影响。但人们一般把他看作是哲学史家或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者。三年前,我曾邀请他为《二十一世纪》撰写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距离》一文,在我和另一位朋友编辑的《文化与公共性》一书中也收入了他有关文化多元主义、市民社会等问题的论文。他的《自我探源》一书正在翻译成中文。他早期也是《新左翼评论》的作者吗?

  安:是,他是这份杂志较早的编辑,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我还是一个年轻学生的时候,他正在英国工作,对我有过重要影响。这两个群体各有自己的杂志,但在一九五0年代匈牙利事件和英美攻击埃及之后,这两个群体联合起来,开始出版《新左翼评论》,试图形成一种新左翼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可以从两个否定的方面加以界定:一方面拒绝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传统),另一方面拒绝日趋保守的社会民主党(即工党)。两年后,一九六0年,这两个群体都卷入了英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即反对英国拥有核武器的运动。又过了两年,这一运动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产生了巨大的危机。一方面在知识分子的两代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即汤普森的一代和斯蒂瓦•豪尔的一代之间的分歧;另一方面是群众运动解体了。在这种情况下,杂志的状况也不好。结果,两派之间形成了协议,让更年轻的一代人来编辑,我因此在一九六二年成为这本杂志的主编。这更年轻的一代与六十年代具有更直接的联系,与五十年代有着重要的区别。由此,一种另类的马克思主义得以成为一种力量。我们这一代既不是形成于三十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运动,也不是形成于冷战时代的语境。对我们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从政治的角度说,是六十年代的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伟大浪潮,即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古巴对美帝国主义的反抗,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殖民者的运动,以及非洲的非殖民化运动等等,对我们都极为重要,因为我们密切地观察着所有这些历史进程。

  

  问:英国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特点呢?

  安:英国存在着非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形成和发展于二战之后。这个学派有着明显的历史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取向。其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并没有发表过有关经济、社会、艺术和文化方面的一般性理论著作,他们着力于重构民族历史中的重要阶段,并由此产生出极为精彩的、极具想象力的著作。这些著作极为具体,覆盖了从上古时期、中世纪、封建、早期现代和工业化等时期。汤普森关于工人阶级的形成、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关于封建主义、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关于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伟大的历史学家杰夫里•克罗伊克斯(Geoffrey De Ste.Croix)关于古代历史,这些都是六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代表性著作。这个学派非常注意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联系,主要根据各种著作在学术方面的贡献,力图汲取其他学派的长处,并将其转化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优势。他们创建了一个历史刊物《以往与当今(Past and Present)》,立刻集聚了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杰出著作,很快就成为英语学术界里权威性的历史学刊物。在这样的成功当中,马克思主义的成份减少了。在这个历史学派内部,存在着两个潮流。一个是较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强调阶段性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在一定阶级关系中的社会经济关系) ,这是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罗德尼•希尔顿、霍布斯鲍姆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另一潮流影响更为广泛,他们与前一派有着许多交叉,但更为强调文化的作用,重点放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谈及的上层建筑方面。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和汤普森都对此作出了贡献。他们这一代在七十年代初变得很有影响,也就是说,第一代英国左翼的著作此时具有了重要影响,如汤普森的著作在这个时候被广泛征引,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进步文化较少威胁。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过分集中地强调经济方面,而忽略文化的方面。因此,通过强调阶级意识和文化构成的主体方面,这些著作超越了原先的经济决定论。

  

  问:你们这一代的立场是什么?

  安:什么是我们这一代的立场?首先,历史研究对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左翼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但这并不够;英国马克思学派所缺乏的恰恰是系统的批判理论。整个英国传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学派,而且包括许多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许多领域都是非常经验主义的。在英国,需要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美学理论,而且需要更为政治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理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一个另类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即欧洲大陆的传统,提供的正是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所缺乏的东西。就我的理解来说,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契,意大利的葛兰西,代表了重要的一代;其后的几代,包括了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如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法国的萨特和更后来的阿尔都塞。可是,所有这些人的著作,当时都完全没有英文译本。这种情况使我们十分震惊。因此,我们当时的编辑方针是:首先是进口大陆理论,即翻译和介绍这些理论;其次是批评这些理论,揭示这些理论的弱点;第三是在研究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其结果是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间,英国历史学研究中产生了一些新方法,《新左翼评论》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英国历史的引起争论的文章,我也是文章作者之一。我们在研究中运用了大陆理论,比如卢卡契、葛兰西、萨特等等。这些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剧烈的反弹和争议,汤普森在一九六五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攻击我们的立场,强调英国的特殊性,认为历史研究不应该过于理论化,指责我们是民族虚无主义等等。我和我的同事们对此作出了及时而坚定的回应,并因此形成了我们的进击姿态。十四年后,第二轮争议出现了,汤普森发表了一本书,题为《理论的贫困》,主要是激烈批判阿尔都塞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发表了一本书来答复汤普森(一九八0年)。这一次争论要友好一些,我在书中对汤普森的成就表示了敬意,同时,通过争论也更理解了他们那一代人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就。那一次汤普森做了很好的回应,我们形成了较为辩证的关系。在汤普森去世之前,我们取得了和解。

  

  问:由于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起,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以及霍尔的著作得到了广泛的阅读和注意。我曾经为《读书》杂志撰文介绍威廉姆斯的著作《文化与社会》和《关键词》,还组织过有关关键词的讨论。他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安:回答这一问题涉及你我曾谈到过的文化研究的问题。这也正是我要提及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潮流。这方面最为特殊的人物就是雷蒙•威廉姆斯。他的事业始于三十年代形成的那一代。二十年代末,他在二十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他的经历与汤普森差不多,在战争期间战斗过。但在战后,他没有参与那种积累资料式的历史研究,在许多年里扮演着一种孤独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他开始发展出一种非常原创性的、与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的观念,一方面,他的著作更为侧重于文化,集中于文学、戏剧等等;另一方面又更具理论性。一九六一年,汤普森在《新左翼评论》发表文章,攻击威廉姆斯“过度的文化主义”。但是这两人之间还有另一方面的争论。五年之后,当我与汤普森论战的时候,威廉姆斯更倾向于对我们。他是一个实证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他也有比对汤普森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坚持更为理论的方法,试图系统地发展理论的概念,并生发出自己的概念。从智性思维上说,他对我们这一代更为重要,也更具激发作用。我们与威廉姆斯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与汤普森的关系。《新左翼评论》上发表了许多他的文章。汤普森的文章是论战性的,而我们与威廉姆斯的关系则更具对话性。一九七八年,“新左翼书屋(New Left Books)”(Verso出版社的前身)出版了他题为《政治与文学》的长篇著作,《新左翼评论》后来发表了许多针对这部著作的详细讨论和回应。

  八十年代,威廉姆斯从他自己在《文化与社会》中的早期立场转向了“文化唯物主义”。威廉姆斯的思考和著作始于文学和戏剧,但此时他开始注意到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电视。文化唯物主义的目标之一,是适当脱离纯粹的上层文学或作为一种典范的文学,转向一种更为广泛的领域,即意义的生产。这激发了进一步的发展可能,并因此产生了文化研究。霍尔成为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曾经是《新左翼评论》的编辑,我的前任,后来创建了文化研究的专门机构,形成了文化研究中的伯明翰学派。但霍尔的文化研究与威廉姆斯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文化研究对于大众文化更为开放,也更具同情。他与威廉姆斯的共同点则是取消文化产品中审美标准的首要地位。伯明翰学派严肃地对待摇滚音乐、电视剧等“下层文化”。威廉姆斯本人从来没有直接从事过这类工作,但他的理论著作为此提供了空间。伯明翰学派并没有放弃社会批判的标准,而且试图将大众文化置于政治架构的分析之中。但是,其基本分析原则似乎是对大众文化的挪用或者说是创造性的挪用。在某种意义上,伯明翰学派是大众主义的。它与欧洲大陆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恰成对立,后者对大众文化具有更深的敌意,也更为理论化。总的来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四种主要的因素: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理论研究和审美研究。我们这一代不满足于单纯的经济学取向,试图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至于说威廉姆斯,他是完全独立地发展了他的文化研究的。

  问:如何解释从经济史向文化研究的转变?您提及的译介大陆理论也许是一个原因,那么是否还存在具体的政治动因?我在这里具体指的是:六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的内在问题暴露出来,左翼(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右翼都开始批判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那么,这一政治转变对上述转变是否存在影响?

  安:从历史语境的角度看,您说的完全正确。不过,在英国知识界内部,从经济方面转向文化方向与译介欧陆理论毫无关系,因为英国历史学家对欧陆理论完全没有兴趣,甚至持有敌意,只是我们这一代才开始译介欧陆理论。威廉姆斯后期确实对欧陆理论有兴趣,但他开始时几乎是与欧陆理论平行地发展了他自己的观念,在七十年代之前,他并不了解这些欧陆理论。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国,转向文化研究都是出于对经济统治、经济化约论和苏联官方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带有强烈的经济决定论倾向——的强烈拒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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