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刘擎 罗岗 薛毅: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97 次 更新时间:2007-01-08 01: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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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在世纪末的今天,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本世纪最后一场引人瞩目的思想论战,我们将其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论战。这一冲突潜伏已久,而其导火索是1997年年底《天涯》杂志上发表的汪晖长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这一年来,围绕着中国现代性以及现代化发展模式问题,许多分歧又重新浮上水面。终于明显地形成了两大思想阵营:一方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而另一方则被称为“新左派”。这里比较有意思的是,“自由主义”在九十年代末已经成为一个神圣词汇,很多人都愿意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但在另一边,在中国语境下,“左”一直很不幸地具有某种特定的贬义,几乎没有人乐意接受“新左派”的称号。为了避免上述尴尬,我建议是否可以用一个比较欧洲化的、中性的“新左翼”来替代“新左派”?自然,当我们用“自由主义”与“新左翼”这样的二分法讨论问题时,仅仅希望通过类型化的知性分析方法,将双方的分歧和争论看得更清楚一些。而说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实际的情形肯定要更复杂,是无法用知性的分析一言而蔽之的。如果说“自由主义”与“新左翼”之间存在着一个思想光谱的话,那么有些人如刘军宁、崔之元、韩毓海等比较单纯,处于思潮的两极;而另一些人如汪丁丁、秦晖、汪晖等就相当复杂,很难简单归类。但并不影响我们撇开个人的复杂性,从整体的宏观角度疏理和讨论分歧的焦点所在。今天,我们几个上海同仁聚在一起,不仅是一次与他们的外部对话,而且也是自身的内部对话。据我所知,即使是我们四个人,看法也远远不是一致的。不一致要比一致好,只要通过真诚的、理性的讨论和对话,就能疏理出问题的分歧所在,有助于各自的自我反思。

  

  一、“资本主义”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性概念?

  

  许:在这场论战中,双方的分歧首先在于:在90年代全球化的语境下,在传统社会主义解体、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情况下,是否“历史已经终结”?

  刘:在很大程度上,这场争论仍然是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回应。中国旧有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就是包括计划经济、权力集中等要素的那套社会体系,作为一种现代化模式在二十世纪后期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于是各种改革、改良,或者革命性的发展战略纷纷出台。在“新左翼”看来,中国目前的改革转型越来越倾向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模式,正全面地进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这在中国已经产生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社会不公等等。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但我认为首先有必要澄清两点:第一,自由主义模式是不是中国目前的现实?第二,自由主义模式本身有哪些问题?西方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又是怎样回应这些问题的?

  薛:资本主义不仅仅发生在北美与西欧这些国家内部,这些国家内部也不仅仅可以用资本主义这个词可以概括的,其实说到资本主义,更值得考虑的是它的国际方面。《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一个世界,这就是当今的所谓“全球化”,这个全球化进程不是从冷战以后开始的,而是从三百年前就开始的。80年代以来,思想界不仅用玫瑰色描绘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对资本主义的国际进程作了重新阐释。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这个国际进程被解释为充满血腥的,是掠夺,摧残和屠杀,而80年代的思想界则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理解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是现代化与落后势力的较量。9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强调什么人类三百年的共同文明,这是80年代思想的延续。但,这个阐释模式却完全抹杀了第三世界在这个所谓共同文明中的真实位置。我想,所谓社会主义应该包含着两个方面,第一,作为反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这是远在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前就存在的,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长而生长的;第二,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现代国家建构,很明显,在过去发生过古拉格群岛,产生过众所周知的极权。这是人人都必须正视的历史,由此而反思社会主义运动的各个方面,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在现在,这种反思正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利用,一些“自由主义”人士借此攻击和清扫所有与社会主义相关的价值与理想,把它们直接等同于古拉格群岛,他们的学术与思想的努力只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好的,或者,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别无选择。否则,就会走老路,就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罗:这问题还是要回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上来,“自由主义者”往往会把中国以前面临所有的问题统统归咎到社会主义,以此来论证当前发展道路的合法性。无论是“现代化”、“全球化”,还是“与国际接轨”,不管用的是怎样的名词,背后想表达的是:这是一条所谓的"世界三百年发展的共同道路"。这种说法其实是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重复福山的结论:"历史已经终结"!崔之元曾经批评过这种说法。他根据"新进化论"和“批判法学”的观点,指出不能简单地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完全分开,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也内在地包含社会主义运动。所以他认为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将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下面解放出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当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中国现实时,又浮现出诸多新的问题,这就需要进行"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重新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中有哪些因素可以有机地转化为今天中国发展的资源。而汪晖的观点与崔之元有一点不同。他在一个宏大背景下质疑资本主义。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追求不仅不是一种福音,而且可能还是一个灾祸。他是从布罗代尔、华勒斯坦的思想中汲取了养料。汪晖经常引用许宝强的一篇文章《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许宝强指出资本主义其实是一种垄断性的力量,是破坏市场的,是破坏人们共同参与的公共领域。而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造成对这个社会的巨大破坏,没有充分表露出其巨大的破坏性一面,恰恰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其他社会保护运动。这些保护运动迫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脱离良性的范围,形成今天在我们看来还是有希望、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许宝强的文章肯定了社会主义,提醒我们要从东西方复杂的关系模式中重新考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刘:我觉得崔之元与汪晖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崔更强调现代化是一个多元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不同的模式,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现代性,不同模式之间也是相互渗透的。而汪晖一面在谈现代性并非一个整体概念,批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将其误认为是一个同质整体概念,进而全面拥抱资本主义;另一面他又强调全世界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垄断的、跨国资本的世界性体系。在理论上学理上他强调现代性的复杂性,特别警惕把现代性看成是一个同质的东西;但同时在对世界现实的描述中又承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跨国资本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在他内部这两方面有一点紧张。

  罗:我觉得汪晖是一个批评性的立场,他对中国进入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体系持非常警惕的态度。他指出中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提供了某些经验,这些经验有助于反省中国进入这个世界体系的过程。所以他非常推崇章太炎、鲁迅,甚至他发现梁启超也不是如过去所想象的是一个简单的现代性思想家,相反他看到梁启超更复杂的一面。汪晖本人的书写得特别慢,这与他不断根据当下情况来修正对中国现代思想的看法有关。他认为中国现代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并不是顺应经典现代性,而是对经典现代性始终持怀疑和反思的态度。他指出中国现代性内部有一种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是有助于激发中国思想界内部活力的。而当今的其他思想派别,比如“自由主义者”则希望把这种内部矛盾和紧张给消除掉。

  许:“新左翼”一个最基本的分析策略,就是受布罗代尔和华勒斯坦的启发,将市场与资本主义看作是两个东西。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思想预设。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性质就是垄断,不仅不必然包含市场这一要素,而且通常是反市场的。刘擎你这些年一直在美国留学,我很希望了解西方主流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刘:其实,西方倒不大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作为分析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实在太庞大。这是冷战时期媒体的一个常用词,今天在学术界几乎只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仍然在使用。谈到市场,我想没有一个严肃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不少人确实强调市场是必须的,但几乎没有人认为只要市场就够了,或者光靠市场就能够保证社会的公正性。大家都明白,市场本身并不能提供它所许诺的那种理想化的开放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这在西方学界早已是一个常识。几乎所有当代自由主义者都在思考、回应和试图解决市场的局限性。我也不相信今天的中国学术界真的还有那样幼稚的“自由主义者”,会持有市场可以解决一切的天真想法。

  罗:这结论可能下得为时过早了。中国的确有相信“市场万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将亚当·斯密和哈耶克做简单化的解释,认为“不用去管,一切都会好”、“管得越少越好”、“越是管,越是不自然”等等。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说法最初有其现实针对性,但一旦庸俗化,则变成了对另一种现实的“辩护”。就连较早关注“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汪丁丁,曾经写了很长一篇解释哈耶克思想的文章,尽管其中解释得相当复杂,但最后核心的意思落实到“扩展秩序”上,强调资本主义的无法设计以及自发合作的性质。

  许: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不能简单化或化约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内部,不仅有垄断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反垄断的一面。这两面一直在冲突,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懂得保护市场,通过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保持合理的资源配制和创新机制。因此许多国家都采用了强硬的反垄断措施。美国司法部与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的反垄断较量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

  刘:我认为这其实就是对权力的一个限制,因为权力不可能是总体主义的,不然我们谈反抗就是没有意义了。八十年代末的世界政治变迁给了西方学术界一个重要启示:一个全权主义的国家体系、一个似乎不可能滋生任何有效的反抗因素的体制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崩溃,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相信全球资本主义这样一个体系是全权的、总体性的呢?实际上,权力关系不是被结构所决定的,而是在实践中建构。反抗、抵制以及权力关系的转换一直在这种实践中生生不息地展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分析概念有其危险的一面,因为它是从资本和生产方式来描述整个社会结构,并由此来确定权力关系。这种分析存在着许多盲点,它忽视了诸如公共空间、政治话语的独立维度等等方面。这些方面同经济领域问题有相关性,也有相对独立性。以经济性的因素来把握一个社会的全部面貌会遮盖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它很难解释美国的种族问题在这三十年内会有这么巨大的变化,很难解释黑人这个在资本上、经济上非常无权的阶层会引发出如此活跃有力的民权运动。另外一个危险是“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可能给人一个感觉,那就是三百多年来西方社会的性质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应该正视,这个被我们所称作为“资本主义”的体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目前国内的一些学者用同质性的“资本主义模式”来命名当下中国正在陷入的所谓全球化体系,这为强调批判的鲜明立场有一定的便利之处,可以突出由资本造成的权力不平等,但这很可能遮盖了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性和复杂性。

  罗:中国的“新左翼”当前面临的问题可能与西方的问题有所不同,特别是语境上面有相当大的差异。记得1993年杰姆逊来上海社科院演讲时,当被问及马克思主义是否正处于全面溃败时,杰氏回答说,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的批判系统,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一定有生命力。众所周知,杰姆逊目前是美国最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他在资本主义系统内部进行批判,只要资本主义处于强势,马克思主义就能够保持充分的活力。然而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与杰姆逊不同的是,在我们这里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是环绕自身的现实。当时充当杰姆逊翻译的是刘康,他本人是非常认同新马克思主义的,但当他试图据此对中国问题发言时,情况就变得非常有趣,他的论调变成无条件地为中国现实权力系统的辩护。这是一个典型的南辕北辙的例子。虽然我敢肯定现在的“新左翼”不会象刘康那样,但是他们仍会面临刘康式的歧途:当你在强调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或合法性时,如何来处理这样一个立场与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刘: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一个背景置换的问题。中国“新左翼”在批判中国自由主义所支持的发展模式时,没有论及市场对政治机制的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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