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由主义的质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00 次 更新时间:2007-01-08 01: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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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讨论会  

  

  杨帆:在昨天发言中,有个别发言没有遵守时间,没有切合主题,也不愿意遵守会议规矩,我已经请大家开了多次研讨会,这个规矩都是事先说清楚了的,参加者都是我的私人朋友,都表示愿意接受这个规矩才来的,但是个别人一发言就忘了。为了提高会议的质量和效率,我不得不保留一个当裁判的权利。我打断你不是因为你的观点,而是因为你习惯于打断别人,或者说一些与讨论主题无关的话,或者两个人为了一些非主要的问题争执不休,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如果因为这个得罪了谁,我也没办法,谁如果觉得干涉了他的自由,以后可以不来。再一个规矩就是,绝对不能骂人。下边请徐友渔谈自由主义。

  徐友渔:关键是要对中国的现实有一个普遍的、深入的了解。自己看书是容易的,有时候可以放弃自己的理论设定和观点。在中国,谁要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或者说可以依靠自由主义改造中国,是非常不现实的。我坚信,中国不可能有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条件。非常不幸的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许多人都被贴上了标签,就不得不说话了,但我还是坚持谁要说自由主义有什么建国蓝图,这纯粹是胡说八道,要么是骗子,要么是糊涂虫。

  但我为什么可以谈自由主义呢?因为人类的任何思想都是可以吸收的,包括新左派吸收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虽然我对有些东西不太喜欢,但我认为这对思考中国的问题都是很必要的。强调自由主义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在中国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或者要搞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有些自由主义的学理资源是可以利用的。从五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受的打压最厉害,中国的学者对它也最陌生,也有很多偏见和误解。我们国家对有些外来的东西知道的特别多,比如中国对黑格尔的研究太多了,连德国人都很佩服,而对自由主义不熟悉而且充满偏见,所以自由主义对中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要充分重视和挖掘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以利于中国的现代化。第一点是市场经济。中国有一种天然倾向,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中国任何一个政党,从孙中山、汪精卫、冯玉祥到大小军阀,到老百姓和知识界,都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倾向,包括胡适是自由主义代表。他在政治上主张学英美,但是在经济上欣赏苏维埃体制。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就需要接受亚当·斯密和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这在中国知道太少了,要达到学术资源的平衡。

  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市场经济有点格格不入。

  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腐败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引起的还是转轨过程中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权力还是市场经济本身。自由主义认为是权力在起作用,解决的办法是把市场经济规范化,而不是向计划经济倒退以解决腐败问题。

  第二点,中国如果走宪政民主道路,三权分立,只有自由主义能够提供这种思想资源。自由主义认为,压制公民权力的主要是权力,无论是很有钱的私人,还是歹徒,对于个人的侵犯都是有限的,关键是对权力本身进行限制,而中国的权力已经到了毫无节制的程度。当权者和知识界,许多人都认为对权力进行制衡是没有效率的。

  还有许多派生问题,比如如何看待全球化。

  秦晖:我认为在所有的主义中,大概自由主义是最没有什么可说的,都是一些简单的常识。自由主义无须论证,因为它的本质是自由优先于主义。自由主义面临的困难主要不是论证的困难,而是执行中的问题。因为自由主义承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它天然地就不想去驳倒什么公理。比如就社会主义而言,社会主义者一定要证明公有制优越,而自由主义者却不需要论证公有制不行,因为资本主义从来没有禁止过公有制,而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禁止私有制。你要说南街村很好,你到美国照样可以去办,当年欧文似的公社不知办了多少,政府没有禁止过,是它们自己办不下去了。公社垮台的原因是形形色色的,但从来没有人说是因为是政府禁止。在经济学上,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区别从来不在于公有制是不是优越,关键是你让公民有没有自由选择权。我不关心南街村是个什么样子,也许真是一个圣人治理下的乌托邦,这种事情世界上多得很,在任何一个修道院里都能找到,也没有必要去证伪,说有些东西实际上是很黑暗的,也许有的黑暗,有的不黑暗。自由主义是所有主义中最没有主义的,它要表明的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我写了一篇文章还没有发表,有一句话叫\"世人皆知奴隶苦\",表达了人类对自由的追求。社会主义是需要证明的,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蓝图,需要有很高的智力去证明它,要证明是合理的,可行的。没看过《资本论》的人,是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但是,自由主义者却用不着去读自由宪章,自由主义的信念并不取决于你是否看过自由主义的书。人们在追求自由的斗争中,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部头的理论著作,但在追求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大部头的著作,比如《资本论》。

  人们在追求到自由以后,又觉得自由很平庸,所以又出了很多自由主义的书。出现了比赛建构思想理论大厦的需要。这对于捍卫自由是必要的,对建立和实现自由并不重要。建立自由主义理论的唯一困难,是一个悖论,自由主义允不允许自由地转让自己的自由,这是无解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原则,只要不侵犯别人的权利,自己都是有选择自由的。但是如果我自己愿意当奴隶呢?我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自由,如果我自愿当奴隶主,那就要侵犯别人的自由。这是逻辑上的一个悖论,比如说宽容主义,对不宽容能不能宽容,相对主义本身是不是相对的,解构主义能不能被解构,最简单的是希腊式的悖论。如果有一个说谎者说,我说谎了,你相信不相信?

  这个悖论引起的实际问题是美国南北战争关于奴隶制的讨论。奴隶制的辩护者说,南方的奴隶是自愿当奴隶的,奴隶制有契约基础的;但是废奴主义者同样是根据自由主义的原则,他们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自愿当奴隶是一个悖论,那么你不许人家当奴隶就等于强迫人家自由了,但强迫人家自由不同样也是一个悖论吗?说自由主义可以导致奴隶制,基本上是无稽之谈,自愿当奴隶可以得出的结论和强迫人自由可以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同样是荒谬。在现实生活中,抛开纯逻辑,自愿当奴隶的比强迫人的害处要小得多。自愿当奴隶就是雇佣制,我愿意替人打工就替人打工。雇佣制也许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绝对比强迫你自由要好得多。有句话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你之手而行,这实际上说的就是强迫人自由的问题。强迫你自由,倒可以导致真正的奴隶制,是非常危险的。

  所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就是说自由主义主张自愿当奴隶,比如说马克思批评的异化,就是指自由的异化,他要解决的就是市民社会中人们可以自愿地失去自由的问题。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人们自由地失去自由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自由,也就没有自由地失去自由的问题,一切对自由主义的批评都归结到自由的异化,就是自愿地失去自由的问题。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悖论,自由是最典型的公共产品。财富和权利都可以是专有的,一个革命党可以以革命的理由,去强迫社会接受他的理想,为理想付出代价,惟独自由主义者没有这个权力。自由主义对人性的预期是那么低调,对人性的德性和自信层面要求不能太高,似乎是极其现实的,但实际上自由主义并不现实,所以自由主义在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成为人们的追求。实际上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成分也很高,实现低调的自由也很难,中国的问题就在这里。

  徐友渔说中国人天然是社会主义者,实际西欧人也是,关键在于人们如果看到了自由竞争,就认为是很公平的,比如运动会,大家都欢迎。但是在现实中,人们看到的却是赢者通吃,人们就会对这种竞争不感兴趣。美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没有市场,并不是文化差异,而是由于美国的起点就是公平竞争。与其说路径依赖,取决于孔夫子、秦始皇,不如说我们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不平等。如果大家长独霸家产,中国人就不喜欢自由竞争,中国人就会陷入民粹主义和寡头主义的恶性循环,不公正的伪竞争和反竞争就会永远存在。中国必须同时实行自由原则和公正原则。我是主张分家的,转轨经济学就是分家经济学,是经济决策权或交易权从集中到分散、如何分散、以及初始交易权问题。只有过渡经济学不能回避初始交易权是否公正的问题,所以自由主义者第一强调分家,第二强调公平。这个问题在任何现代社会中,都不构成争论,左右派看法是一致的,即使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是分家派,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也是公平派。在俄国的沙皇时期,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坚决主张破坏农村公社的,普列汉诺夫说,俄国就两个阶级,一个是作为剥削者的公社,一个是作为被剥削者的个人。自由主义者恐怕也很少有人说这种话。在分家公平这一点上,即使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坚持的,坚决谴责农村公社崩溃时的分家现象,后来和斯托雷平谈判,之所以达不成协议,就是因为在这一点上不能认同。社会民主党也主张无偿收回,自由派主张有国家出面,低价赎买。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同体现。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面对中国的现实,我也不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也可以说我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是面对中国现实,我不反对自由主义。我反对的只有两种东西,第一种是寡头主义,主张不公平分家;一种是民粹主义,反对分家。我昨天和王小东说了,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它是一种整体主义,从俄国民粹派的历史到目前在现代话语中,被公认的定义是一致的。如果是反对民粹主义,由自由主义者出面,不如由社会民主主义者出面,这更容易划清平民立场和整体主义的界线。对寡头主义的批判,与其让社会民主主义进行,不如由自由主义者进行,这更容易划清公平竞争与抢来本钱做买卖的界线。

  在座各位所称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不确切的,你们把经济学中以减少公共选择、减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这样一种思路称为经济自由主义。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诺齐克,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是罗尔斯、阿马蒂亚森、边沁等,他们是针对已经有了私有制,如何限制它的问题,从来没有人谈论如何瓜分公有财产的问题。即使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也没有人主张依靠权力瓜分公有资产的。虽然有些人使用西方经济学中的词汇,如交易成本、科斯定律,说产权的初始分配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交易起来就可以实现效率最优。我已经澄清了这个问题,不能称他们为经济自由主义,也不能称他们为自由主义右派。哈耶克也没有给这些寡头提供理论根据,他谈的是如何保住自由,没有谈如何建立自由。现在国际思想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这个新左派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以葛兰西、卢卡奇为代表的西马、新马之类,他们在批判理性主义者这点上非常相近。哈耶克讲理性的健忘,哈贝马斯讲理性的罪孽,一个是用经验主义、一个是用浪漫主义来批判理性主义。

  中国现在也许并不存在理性的健忘,而是更多的既得利益的健忘,这些东西和我们所说的权贵私有化并没有什么关系。

  杨帆:我和秦晖经常讨论,你对中国主张权贵私有化的思潮进行了许多清理和批判,你认为自由主义应该在中国能够举得起正义和公平的旗帜,应该说是有贡献的。但以此简单地断定经济学界的右翼思潮和自由主义的理念没有关系,恐怕不能服人,他们这些人也是把哈耶克奉为鼻祖的。当然在利益上不同,他们发财了,你们没发财。在主张上,我们和你们也是很一致的。但是我从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方面提几个问题,如果你们认为和自由主义无关,或者和你们无关,那么我就认可你们的提法。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学右派不是自由主义者,也可以不叫经济自由主义者,而叫寡头主义者,或者权贵资本主义者。

  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经济学右翼,言必称哈耶克,你凭什么宣布他们不是自由主义呢?

  我们明年将全面批判经济学右翼思潮,今年我用了十个月和你们交流,是尊重你们自由主义者,先打招呼。我认为一般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希望你继续澄清。

  在深层思维方式上,你们可能有一致性。

  对于中国出现的一切问题,都认为是市场化不够,只要把市场化贯彻到底,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2、把中国的关键问题归结为制度,把政治制度问题归结为专制,把经济制度问题归结为所有制,即产权问题。这是一种制度决定论。

  我举一个例子:国内企业搞不过外资企业,右翼经济学家就全部归结为产权问题。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懂,或者是假装不懂,我国政府对外资企业有多少税收优惠?

  我国税收,对于中国人办的企业,无论国营还是民营,都大大地压低了成本,企业的研究发展费用、奖金、住房基金、社会保障基金等,都不许打入成本,这就人为地夸大了增殖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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