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答秦晖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92 次 更新时间:2007-01-08 01: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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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新年  

  

  “新千年初夏中国知识界发生的《读书》风波,将来在思想史上会留下浓重的一笔。”好象凭借“千禧年”这种神话就可以不朽似的,秦晖先生趁着“新千年”的神圣光辉写下了“盖棺论定”的雄文??《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奖事件”》,??为了在将来的思想史上留下一笔。 我的文字有幸被秦晖先生嵌入了他不朽的文献之中,秦晖先生的雄文所发出的耀眼光芒唤醒了我这冥玩不灵之心。这次“长江读书奖”风波中有一位学术法官在论及葛兆光先生的著作时设下了这样的陷阱和圈套??没有对批评作出回答,就等于默认了批评;因此我就被剥夺了装聋作哑的权利,不得不对可敬的秦晖先生表示答谢??尽管我是一个笨拙、羞怯的人。

  我那篇被打上了耻辱印记的杂文发表在今年《东方文化》第3期上,题目叫做《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原道》杂志陈明先生要我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浩浩荡荡的“自由主义的言说”写点东西。1999年刚一开幕,奉天承运的朱学勤先生就在《南方周末》和《中国图书商报》等媒体上发表了皇帝诏曰式的广告,热卖自由主义,挑起了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我没有想要借着朱先生浮出海面,1999年底才交卷。今年春天,我把这篇该死的东西e-mail给了秦晖先生,秦晖先生答曰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然而,我也并没有要与秦晖先生争论的意思。我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我不过把它看作是一场思想的游戏。像我这种不合时宜的人也不知道争论还要看“时候”。原来他们所关心的是风向、气候、时候,他们研究的是“时机”。他们没有争论的兴趣,我知道,除了造谣生事的兴趣。正人君子、自由主义者热衷的只是制造是非、散布谣言、罗织罪名、人身攻击,他们是不会站到阳光下面来进行正面的思想与学术争论的。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以后,流言像风一样活跃。由于汪晖揭露了权力、资本、知识相互勾结的暧昧状态,所以他们恐惧、忌恨,以致《战略与管理》主编余世存先生感觉到“汪晖成了学界的公敌”, 同时脏水也溅到了《读书》杂志上;可是对于汪晖以及《读书》杂志的“批评”和敌视正如秦晖先生所说的一直是“不公开的”,仅仅在阴暗的地方疯狂地生长。他们让批评成为流言,让流言成为批评,他们清楚并且相信流言的力量。 然而,流言和“长江读书奖风波”终于被“思想家”册封到“思想史”上了。秦晖先生在宏文中义正辞严、一本正经地教导我们说:“近两年逐渐发展起来的、今年5月间由戴晴、甘阳文章而激化的、6月间因‘长江《读书》奖风波’而更趋尖锐的争论实际上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当代中国‘问题’与‘主义’论战、《读书》办刊方向的争论和‘长江《读书》奖’是否公正的争论。……‘长江《读书》奖’的主要批评者都明显的把三个层次的问题区分开来,不把评奖过程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的问题与汪晖、钱理群著作的思想及学术评价混为一谈,更不把它与《读书》方向问题、‘主义与问题’论战问题纠缠在一起。我以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它不仅符合就事论事、不搞泛道德非逻辑批判的理性分析原则,符合当下文化生态中使讨论更有效的目的,而且事实上,这也是最有利于争论中的另一方的。”秦晖先生不仅感觉到真理、正义和道德都是囊中之物,此刻就稳稳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且已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貌岸然,因此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声调说:“本着就事论事谈‘程序’的原则,人们是不应扯出这种话题。可是一些辩护人非要把程序问题变成学术论战或‘主义’论战,这不是自找麻烦,自己挑起这种话题吗?”秦晖先生的口吻就像一个家长在吓唬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孩子:你这不是讨打吗?面对这种家长式的关怀,胆怯的我不由得想悄悄地问一声秦晖先生:是谁把三个层次的问题搅在一起,是谁把思想和学术的论战变成了一场小媳妇式的纠纷和风波,又是谁把昏天黑地的纠纷和风波当成了一场思想和学术的论战,甚至于说“在思想史上会留下浓重的一笔”?然而想不到没等我发问,早已经跌入了秦晖先生布置好的天罗地网之中。秦晖先生说:“网上有论者要求新左派拿出‘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的风度。这样的要求在中国也许高了点,但要求他们不要落井下石,做‘在屠宰场边吃草的绵羊’,这应当并不过分。(秦晖先生,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分明我都明白,但是一连起来我可就糊涂了。比如,到底是应该“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还是“做屠宰场边的绵羊”?)……汪晖在我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就首先向我表示声援(所以当朱健国、朱学勤、徐友渔、葛剑雄先生群起而造谣、诬陷、诽谤和攻击汪晖的时候,秦晖先生是最后一个跳出来的)。这是我不会忘记的。但更多的新左派却在自由主义被剥夺发言权之际扩大了对他们的攻击。有人宣称5?8事件以‘一种简单、明快的方式结束’了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人在抨击当前自由主义者的同时已把火力延伸到了惨死于暴政下的顾准等人身上;……”汪晖没有乖顺地做“在屠宰场边吃草的绵羊”,秦晖先生是“不会忘记的”。而“有人”既射击神圣的顾准(真是罪恶滔天啊!),又“结束”一手掌管着历史(历史已经在他们手里终结了)的自由主义(是不是吃了豹子胆啊?!)。“有人”??我已经被秦晖先生作为“落井下石”的“新左派”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在思想上和学术上,你们从来不敢面对汪晖。汪晖获得“长江读书奖”, 你们认为千载难逢的时机终于已经到了。你们可以控制和垄断舆论,可以利用不明真相的读者,可以利用人们难堪的嫉妒,你们终于能够有一次扛起正义这块被他们踩在脚下的招牌。??“《读书》终于出事了!”博库网站的这七个字概括了你们兴奋莫名的嘴脸,这七个字包括了你们这几年来漫长难耐的等待,这七个字活画出了你们的灵魂,我可以想象你们阴暗痛苦的心理已经转变成了狂喜。“积毁可销骨”,你们以为用你们的脏水一下子就可以把汪晖淹死,一举就可以把《读书》冲垮。不仅如此,告诉我“不争论”的秦晖先生,谆谆教诲我们不要把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和长江读书奖搅在一起的秦晖先生也终于喜不自禁、得意忘形地把我当作战利品绑在战车上拿来示众了。“不争论”也罢了,我没有什么争论的兴趣;“没有言论的空间”,那么就让我们在沉默中灭亡吧。然而,声称“不争论”的却一次次地挑起争论;“没有言论空间”的却动用全国舆论来声讨“公敌”;教导我们不要把主义与问题之争和长江奖搅在一起的人,一方面千方百计避开讨论,另一方面却为我们不断地展览造谣生事的无穷手段以及舆论镇压的力量。

  对于言论自由我从来没有什么幻想。鲁迅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言论自由有它的限度和成长过程,我决不会把言论自由吹得天花乱坠;但是我却从来也没有否定过言论自由的意义,言论自由应当是人的一种基本的权利,剥夺他人言论的自由是人类的耻辱。秦晖先生到处宣传自己受到了迫害,甚至我这个被秦晖先生视为“落井下石”之人也曾经在公开的场合为秦晖先生呼吁过言论的权利,即使是不合时宜,即使是人微言轻。秦晖先生明明知道我对于言论自由的态度,在“风与旗”一文中,我通过对卢森堡思想的引述表达得非常清楚:“她主张无产阶级应该继承资产阶级包括议会民主在内的一切必要的遗产。她主张绝对的自由,包括给反对派以真正的自由。她认为所谓自由就是反对的自由,没有反对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我厌恶和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甚至也因此而厌恶成为权力的帮凶为虎作伥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尊敬鲁迅,而厌恶胡适的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爱国并不等于爱政府,爱政府也并不等于爱国;但是我从来不想把自己打扮成“自由斗士”,“持不同政见者”,“反政府的义士”。我厌恶那些自我包装、拍卖、取媚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我尤其厌恶一边声称“人权”和反对暴力、强权、专制,一边漠视横死于帝国主义野蛮的导弹攻击之下的无辜同胞的生命,更可耻的是他们还要向那些杀人的强盗献媚讨好。作为身处第三世界的中国的一个不甘受压迫的被强暴者,我的立场和主张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正因为我反对专制,正因为要把反对强权和暴力的逻辑贯彻到底,所以在国际上必然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反对把美国妖魔化,但我也同样要揭露那些把美国天使化的人的企图。我主张历史地和理性地对待美国。我不是一个所谓民族主义者,然而民族主义不可一概而论:超级大国的民族主义就是霸权主义;然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具有民主和反霸权的积极意义。秦晖先生在《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奖事件”》控诉我罪大恶极“‘结束’自由主义”,我决不会狂妄到以为能够创造一个螳臂当车的奇迹,你真是太小看自由主义了。相反事实是,自由主义正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凯歌昂进、长驱直入,甚至连国家宪法也被粗暴地踩在脚下。与秦晖先生所说的相反,我不过是把这场轰炸看作是对于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论争的一个通俗的阐释和说明。在文章里我是这样说的:“在1998年的年底和1999年的年初发生了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我没有想到这场论争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样一种简单、明快的方式结束。80年代启蒙主义的理想天国最终是以资本主义的无耻掠夺作为兑现,而90年代全球化的知识喜剧以美国轰击中国大使馆而告终结。”(对照一下我的原文,就知道秦晖先生是多么善于为别人的话作出自己的解释)对历史都被它搞掂了的自由主义(历史终结),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我不过说,这场轰炸撕下了所谓自由主义的遮羞布,当美国军队毫无顾忌地攻击一个主权国家的大使馆,摧毁一个主权国家的电视台扼杀甚至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言论自由的时候,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又一次通过了他们的考试,证明了他们对于强权有奶便是娘的一惯态度。那些手拿自由主义旗帜站在国境线上的人,他们一方面在国内为权力腐败、权钱交易、化公为私、贪污腐败大唱赞歌,认为“腐败是改革开放的润滑剂”;另一方面在国际上讨好强权和霸权主义,把强权和炸弹当作真理。因此我在“风与旗”中说,在中国没有什么自由主义,只有法西斯主义。

  我可以坦言:我是反对所谓自由主义的。但是我反对所谓自由主义,只是因为我太天真地相信自由主义的那些教条了:你不是叫嚷私有化叫嚷产权明晰吗?那么请你先给我把化公为私吞进去的钱给我吐出来;你不是为资本叫公平么?那么你把清白的资本拿给我看看,把那些刚刚将工人农民的血汗洗干净的“资本”给我留下。你不是说什么自由么?你有贪污腐败的自由,但是也请给我一点反对贪污腐败的自由,你有剥削和压迫的自由,也请给我以反抗剥削和压迫的自由。你们不是高喊法律和人权吗?那么请你们看一看被践踏的下岗工人和农民,请尊重曾经订下的法律和契约。

  秦晖先生要区分经济自由主义和人文自由主义,但我不知道秦晖先生怎样去区分正在唱着双簧的经济自由主义和人文自由主义。在我看来,如果说他们有一点区别的话,那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异常地坦率,以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而人文自由主义则充满了虚伪,又要做婧子,又要立牌坊,羞羞答答,遮遮掩掩。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教授今年在 “中国企业健康成长论坛”上说:“我反对渐进改革,因为中国改革的重心是由等级特权的制度改成资产界定的制度。这个转变中间有一个‘印度制度’,……所以,在1985年听说中国有大量贪污出现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是坏事,因为那是必经之路,……我常说民主制度下,贪污是由上而下,集权制度贪污是由下而上。……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是做得很好的,先搞经济是对的,等把产权问题搞清楚了再讲民主。”他说:“人权平等与产权平等不可兼得,假如要在产权上每一个人都平等的话,那么人权就不可能平等了。……在私有产权下,产权不平等,有的人很有钱,有的人没有钱,但人权可以平等,人权平等可以搞司法制度。”网上有一位叫做“天步行者”的人说:“张五常这类货色也称学者?他应该到大学一年级再学习十年!”实际上,“应该到大学学习的”并不是张五常,而是天步行者,因为天步行者根本就没有明白什么叫做“人权”。有一位叫做“议宣”的人说:“西方资产阶级好歹还要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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