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问题研究(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5 次 更新时间:2021-04-28 13: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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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财经研究院  
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失去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该国企业就会停产甚至倒闭,整体国民经济就会萎缩。在这种形势下,无论如何调整税制,那三项税收的功能都是难以履行的。没有经济作为税基,不可能筹集到足够的政府收入。当然另两项的功能也难以履行。因此,只有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具有全球化竞争力,才能拥有创造新增财富的能力,才能考虑那三项税收功能。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为先导的各类生产要素以“综合成本和投资回报率”为核心驱动力在国际间自由流动配置。所有成本构成要件中唯一的“不可跨境移动成本”——制度性成本因素逐渐凸显。税收作为制度性成本之一,已经成为各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竞争力角逐的主要手段。2017年底,美国30年来最大力度的税制改革法案通过,同时又提高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就是要实现“把制造带回美国”的产业复兴计划,重塑其一般制造业竞争新优势。这一税收制度优势不仅引发美国境外资本“回流”,而且许多国外(包括中国企业在内)制造企业也已纷纷在美国建厂,政策效应显著。由此也引发全球主要经济体税制纷纷仿效跟进,否则相对降低了的企业竞争力会导致本国经济的萎缩。不仅如此,美国税制改革一定程度还改变了全球资本投资的格局。美国大幅度降低美国企业海外留存利润汇回美国的税率。导致美国跨国公司将大量累积海外利润汇回美国。这使美国减少了多年来用于在东道国再投资的海外利润,导致当地境外投资规模大幅度缩减。2018年欧洲的FDI下跌73%,全球FDI下降19%。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体量的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近年来 “进出口”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弱,国家也确定了加大国内需求的方针。不断上涨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使企业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加之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力度收紧,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沿海地区以“外贸型”为代表的劳动密集产业加速外迁,产业税收和就业岗位也随之流失。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战,以加征关税和提升贸易壁垒为手段,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外迁趋势,产业转移带来的税收也随之发生转移。

  

  

  

   国际间税收竞争最终表现为资本从高处流向洼地。仅以此次美国税制改革后的税制环境与我国几年减税降费后的税制环境进行简单的对照,两国的税制竞争力差距一目了然。美国大幅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对于C型公司税率由15%-35%累进税率降至单一21%的比例税率,而我国的所得税税率并未进行调整,仍维持在25%,比美国高了4个百分点。又如,对于2017年9月27日至2023年1月1日期间取得并投入使用的除土地以外的固定资产投资支出,美国新税法允许在当年100%费用化作税前列支扣除。但是我国目前对于机器设备的一次进费用化限定在单位价格在500万元以下。另外,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下调至37%,而我国此次个人所得税综合改革,45%的最高边际税率并未进行下调。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税收基本功能已不能仅仅局限于履行国内传统基本功能,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功能应成为新时期税收功能转变的主要方向。

  

   (三)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重变化趋势

   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方案设计上就确立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目标。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我国实际上形成了以间接税为单一主体的税制结构。此后,经过多年的税制改革,间接税与直接税的结构向双主体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间接税比重下降了30%左右,从税制改革初期的76%下降至当前的53%左右。

  

   目前,欧盟国家的间接税比重约为30%左右,与之相比,我国间接税比重仍旧偏高,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实现了双主体结构。相对而言,间接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功能要低于所得税,应该说这也是我国税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不足的原因之一。

  

   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具有税源充裕、简易可行、征收成本较低、保障收入的优势。间接税在商品流通环节征收,高税率的间接税抑制居民消费。而且由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口消费倾向是由低收入向高收入递减的,因此间接税对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累退性的逆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具有一定的扩大居民收入差距的效应。尽管如此,全世界经济落后的国家都实行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自1997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快速上升,2008年达到0.491的历史峰值,此后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在0.4的警戒线以上高位徘徊(见图4)。这个问题不能不说与我国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有关。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在推进结构性减税的过程中,统筹兼顾降低间接税的比重的税制结构优化目标。必须看到,双主体目标不是仅仅依靠税制改革就可以实现的。1994年双主体目标与新税制实践的结果的巨大差距,今天我国人均GDP发展到1万美元所形成的税制结构,应该明白,双主体的税制结构只能伴随着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才能实现。揠苗助长地降低间接税比重的方案是不可行的。

  

   图4:1997年-2017年我国基尼系数趋势

  

  

   資料来源:CHOICE数据库

  

   增值税作为我国税收第一税种,对税收收入的整体贡献达到40%。但是造成我国间接税比重偏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税收的非规范性,而不在于增值税税率偏高。德国的增值税税率为19%、法国20%、意大利22%、葡萄牙23%、印度15%、南非14%、巴西20%、俄罗斯18%。只有日本的税率是8%,它确定的改革目标是提高到10%。美国实行零售税,不实行增值税。我国的增值税税率此前为17%,目前为13%,属于较低水平。但是我国增值税的非规范性则间接地推高了增值税的实际税率。今后降低间接税比重要采取降低增值税税率和增值税税制规范化两种措施。

  

   (四)流转税的税收负担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配

   我国实行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90%的税收是企业缴纳的。按照税收效应理论,间接税税负要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税负各自分担比例则取决于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弹性对比。弹性越大,则承担的税负越少,弹性越小,则负担的税负越多,最终税负将主要落在缺乏弹性的一方。

  

   我国经济整体上处于下行时期,必然表现为需求疲软、供给过剩的买方市场特征,大量间接税的税收实际上主要是由生产者来承担的。随着经济增速的逐年下滑,虽然政府债务推动的投资产生巨大的需求,但是向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传递的需求会逐渐弱化,中小企业投资意愿低迷,直接导致供给弹性系数进一步降低。这也是2016年中央政治局做出“降低宏观税负”新财税战略的理论支撑。

  

  

  

   需要指出的是,减税降费红利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同样面临分担问题。当低收入群体的居民收入增速下降,部分群体的收入还可能出现负增长,消费购买力也会随之下降,也会导致零售业企业的供给弹性系数下降,这个效应也必然向生产企业传递,而且最终传递到基础原材料的生产企业。当前石油价格暴跌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充分竞争市场,减税红利将主要由消费者获取,例如一些大众消费产品;而对于垄断性较强的行业,则主要由生产者获得,如铁路的客运业务,并未因相关税率下调降低票价。减税红利的分担比例差异将会造成实际税负下降存在行业差别,同一政策的税收效果在不同企业间的获得感冷热不均。对于间接税这一税制特征应在评估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成效时予以重点研究,并在深化税制改革方案设计中充分关注。

  

   图5:税收效应图

  

  

   (五)企业劳动力成本中的税收负担问题

   近年来,我国企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成为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的因素之一,也成为一些企业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07年到2018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由24721元涨至82413元,增幅达到3倍以上,年均增速接近11.5%,其中,制造业的人员平均工资自2007年以来上涨了3.41倍,增幅略快于全体职工平均水平,远超同期GDP增速和企业利润增速。并且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工资上涨速度并没有出现减速迹象。2018年工资同比上涨10.9%。制造业平均工资达到72088元,同比增长11.8%。从分行业分岗位的就业情况来看,劳动力成本上涨呈现显著的技术性特征,岗位技术含量越高,工资水平越高,增速越快。据统计,2017年-2018年,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增幅在所有岗位分类中最高,分别达到8.9%、16.3%,相比较而言,生产制造业人员、社会生产生活服务人员两类人员的工资增幅仅有5.6%、5.9%以及8.8%、11%。

  

   除了工资薪酬以外,以工资作为基数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在内的各项社会保险中由企业支付的那部分制度性成本也形成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增长的组成部分。社保费率调整前,员工社保缴费中由企业负担的社保缴费率为工资基数的32.5%(加上公积金的12%,为44.5%),企业实际支付的劳动力成本为显性“工资总额”的1.44倍。随着工资基数不断上涨,由企业负担的社保缴费也水涨船高,不断推升企业的用工成本。对于一些轻资产、重智力的科技创新型企业而言,在其企业运行成本构成中持续上涨的员工工资及其附带的社保缴费的比重很大,大幅侵蚀了企业的利润。

  

   我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的形成根源除了人口红利消失、高技术人才短缺等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近年来不断攀升的房价以及由此带动的租房价格。在过去的20年间,由高房价带动的“居住支出”迅猛增长,远超过其他消费支出,成为工资上涨的主要推动因素。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消费支出1999年为454元,到2019年则高达6780元,增长了15倍,年均增幅19.2%,远高于同期食品、衣着、医疗、交通通信等其他消费支出项(见图6)。

  

   图6:1999年-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

  

  

   资料来源:CHOICE数据库

  

居住支出在居民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持续上涨,从1999年的9.8%升至2019年的2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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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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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 2020年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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