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存在”的哲学蕴含与现实意义，赵汀阳认为，存在的本意是永在，为了达到永在就需要善在，因为只有善在才能有效保证存在。存在与创造是一致的，一种能够反思存在本源性的存在论必定同时是一种创世论。人的存在意义并非一个无意义的问题，人至少必须解释人想做什么。人的自然存在本身未必有目的，但人却在创世中创造了目的，因此使自身存在具有了意义。张盾在同赵汀阳的论辩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必须存在，这是他的天命，存在以自身为目的，所以它只能是平凡的，而不可能具有神奇性。但存在的本意是平凡，并不是平庸，平凡恰恰代表着一个存在者按自然法度自己去存在的力度。崔平认为，“存在”是让所有人都倍感亲切和平凡的日常语言，存在不但是实质谓词，而且是最高级、最高贵的谓词。存在概念不必追求高贵，但它本身就是先验高贵的。如果说生活中存在追求高贵的现象，那也只不过是具有先验高贵品性的存在概念的经验实现。张蓬认为，“存在”是西方哲学的范畴，同时也可以表达中国哲学问题。中国哲学思维从“生生”之道进入“存在”问题，并以中道、不二、双运、圆融的方式来思考和把握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存在”问题。如此从“存在”范畴的视域观看中国哲学思维，可以深入探索中国哲学思维的特质。

　　 无论物的世界是自然发生还是造物主所创，这对人来说并无存在论上的差别。脱离宗教语境而作为哲学概念的造物主其实就是伟大自然的同义词。神性并非物的世界所必需，自然的伟大超越性已让人绝对敬畏。按照老子的说法，自然是不仁的，不具伦理意义，而自然正因没有伦理意义而具有自然正确的必然力量。存在之一般本意就是永在。存在除了“继续存在”这个公开的重言式意图，并不蕴含别的什么秘密。换言之，存在除了同义反复地实现其自身状态，并无秘密可揭。存在的本意既然是重言式的，也就毫无新意，毫无奇迹和历史，不值得记述，也不需要反思。一句话，重言式的存在一如既往地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我们对存在也提不出什么问题。如果存在论试图研究存在，则必定一无所获，因为存在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所谓的问题与其答案是同一的，尚未提问，即结束。因此，语言不是存在的家园，当语言把存在变成言论或思想的对象，就离间了人与存在。人只有遗忘存在，才与存在浑然一体，而当用语言去呼唤存在时，反而把存在置于远方。对于存在，人只能不置一词。

　　 只有当人有可能把某种存在变成不存在，使如此存在变成不如此存在，或者说，只有当存在的必然性变成了存在的可能性，存在才变成一个问题。把不存在变成可以选择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超越存在的必然之死。存在的必然之死不是问题，而是属于事物的一种必然性，而存在的可能之死则是存在论问题。比如说，人会死，这不是问题，而为正义而赴死，就是问题了。当存在必须选择存在的未来，当存在的未来性不再是一如既往的存在，而变成了可以选择且必须抉择的诸种可能性，一个超越了必然性的问题产生了：何种可能性是更可取的?价值问题就这样在选择未来时无中生有地出现了，甚至无须引入关于价值的概念，诸如善恶、优劣等，价值问题先于语言的一切概念而出现在对可能性的选择中：有可能性a，b，c，d……那么选择b。选中b就是以行动假定了b是更好的，尽管无人知道b是否确实是更好的。这是理解事的世界的一个关键：对可能性的选择先于任何价值概念或价值标准，并且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价值问题，而这个价值问题马上成为存在的根本困惑。

　　 如上所论，存在之本意是永在，为了达到永在就需要善在，因为只有善在才能有效保证存在。这意味着，当存在的前行之路出现分叉(行的原义)，就必须选择能够保证善在的那个可能性。因此，当存在的未来出现可以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存在为了善在，就不能再重言地重复自身，而只能时时刻刻存在于选择之危机中。虽然存在不是问题，但存在的选择却是根本问题。存在的选择使存在无中生有地具有了价值，由此引发了各种价值问题，伦理、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笔者相信，这是对休谟关于存在和价值疑难问题的一个存在论解决，尽管这不是一个知识论的解决(因此休谟恐怕不会完全满意)。毫无疑问，对存在之未来诸种可能性的选择没有知识理由，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人们不可能对未来的诸种可能性进行优劣比较，因此，关于价值问题不可能有一个知识论的解决。但这里重要的不是能够明辨优劣的知识，而是人们对未来可能性作了选择，而这个选择性的存在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价值。即使永远无从知道选择的对错，选择行为仍然开创了价值问题，仍然证明了存在能够提出价值问题，尽管不是逻辑地推出价值。

　　 自由使存在有了征用诸种可能性的机会，因此，即使一个人只愿意选择毫无变化的未来，选择平凡或正常，这种选择也在诸种可能性的比较背景下变成一种价值选择。于是，选择平凡也是一个不平凡的选择，或者说，当存在的未来是多种可能性，那么，在存在论意义上说，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创造性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创造性并不在于新奇性，而在于超越了必然性。未来的多种可能性迫使人们创造性地选择做某种事情，所以说，有为是存在的始发状态。同时，有为而在是永远的存在论状态，而任何行为都是创造，这就是存在论的初始问题，也是永远的问题。这个存在论问题甚至对于造物主也是如此，假如造物主仅仅存在，万古永在却不创造，那么其存在也是无内容和无意义的。世界的意义由创世者去定义，同时创世者的意义就在于创造了世界。存在与创造是一致的。这意味着，一种能够反思存在本源性的存在论必定同时是一种创世论。这是真正的第一哲学。

　　 只有必须抉择的事情才需要反思，创世是最大的抉择，存在论正是对创世的反思。既然每个行动都是自由选择，因而尽管每个行动都是在接着先前的行为而做某事，也同时是事情的新起点或转折点。换言之，每件事情以及事情的每一步都是事情的临界点，都有可能使事情“从此不同”。因此，每件事情以及事情的每一步在存在论意义上都具有初始性。在这种永远的初始状态下，自由选择必定陷于绝对的犹豫：做这件事还是做那件事?这样做还是那样做?如果说做事是一切问题之源，犹豫就是一切问题的本质。这是先于知识局限或伦理困惑的纯粹存在论犹豫。在根据知识思考某件事情对与不对或根据伦理判断某件事情好与不好之前，人首先须思考何事可做，假如无事可做，则知识和伦理也都失去了其意义。比如说，解一道复杂的几何题也使人犹豫，尤其当两种以上的解题路径都似乎可行时，这是知识论的困惑；面对一个伦理两难同样使人犹豫，因为两条互相矛盾的道德准则都是正当的，这是伦理学的迷茫。这些犹豫都是有理可依条件下的困惑，都是在已有概念和信念之间的犹豫。但存在论的犹豫与此不同：必须做事而不知何事可做，也无从确定何事更好，这种绝对犹豫是先于任何概念和信念的存在论犹豫，也就是创世的犹豫。当没有知识或伦理概念可以参照，人所犹豫的就不是“做什么是对的”而是“做什么”。换言之，在原创状态中，人所犹豫的不是怎样符合游戏规则，而是需要发明什么样的游戏。发明游戏的困惑显然比遵循规则的困惑深刻得多：假如人们对足球、篮球、高尔夫等所有游戏都感到厌烦，于是想要发明一个足够有趣的新游戏，那将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情。同样，假如人们对君主制、贵族制、专制和民主制等所有制度都不满意，也会对发明一种足够好的新制度感到力不从心。

　　 做事永远在创造着原生性的问题，因而事的世界永远都处于创世状态，做事的原创性困惑永远不会结束，而将一直持续在创造事的世界的无限过程的每一步之中。因此，人永远生活在存在论的绝对犹豫之中，也就是创世的犹豫之中。既然做事就是开创可能生活，而可能生活所定义的世界就是事的世界，那么，做事就是创世。创造一个构成生活的世界——事的世界，正是人作为人的存在论证明：人作为事的世界的创世者而存在。事的世界证明人的自由存在的本意不仅是“生生”，而且是“创造”。显然，对生活的一切问题的反思都必须追溯到人的创世行为才能得到彻底的本源性解释，而存在论正是对创世行为的反思。因此，人的创世问题就是第一哲学的第一问题。存在和有为是同一的，做事和创造是同一的，所以，存在论与创世论是同一的。作为创世论的存在论蕴含着人的存在的全部秘密，这是属于人的秘密，与神学毫无关系。任何神学背景的解释都是对人的存在的误导，人的存在没有什么历史的目的或终结，与完美概念无关，也没有什么使命，所有那些神学或仿神学解释都缺乏任何在场证据，无法实践地或实质地否定任何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不能显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必然的惩罚”，因此无法消除做事或创造的存在论犹豫。

　　 不能解释创世问题，就不可能理解世界，由此可以进一步清楚地理解关于物的世界的存在论为什么劳而无功。既然人不是物的世界的创世者，那么，关于物的世界的存在论就只限于观察者的想象，而不是当事者的反思，然而当事者视角的缺失使人无法解释关于物的世界的创世问题。所以，脱离了创世问题的存在论是无根的。换言之，如果并非同时是创世论，就不可能是一种奠基性的存在论。传统意义上的存在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后创世的知识论问题，或是作为美学观点的形而上学。在与创世论无涉的观察者的角度中，人们至多明知故问地询问何物存在(事物是明摆着的)，知识论至多澄清了不同事物在不同可能世界中的存在论承诺，却无能力追问事物何以存在。

　　 与此完全不同，在事的世界中，存在既非“如其所是”的形而上学问题，也非“如见所是”的知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为而在”的存在论问题。显然，单纯的存在仅仅蕴含自身之在(存在仅仅蕴含存在)，因此存在不能超越自身，只是按照既定方式继续存在，所以“无事”。“有为”是对存在的超越，迫使存在始终处于抉择之中，因此必定“生事”。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抉择，不仅决定了何种可能性是否变成现实，而且同时直接决定了当事者自身的存在状况。换言之，“有为”不仅选择了世界，而且选择了当事者的存在方式。存在论的抉择问题一般表现为“如此存在或不如此存在”两种可能性选择，而其极端表现则是莎士比亚问题“存在还是不存在”。“有为”所面临的选择越是严重，存在论问题就越清晰可见。莎士比亚似乎比许多哲学家更清楚地看到了存在论问题之所在，也就是存在论的绝对犹豫状态。

　　 人类是事的世界的创世者，却永远完成不了创世的工作。因此，只要存在落实为做事，只要“我在”落实为“我行”，存在的第一状态就必定是绝对犹豫。我们确信，存在就是谋求永在，而谋求永在就必须追求善在。可是，既然自由的存在不可能重复既往之在而必须创造而在，既然存在的未来不是既定的必然性而是诸种可能性，那么，人又如何能够知道何种可能生活是善在?这个对于能够看透所有可能性的造物主来说不成问题的事情对人而言却是最大的问题，创世问题使人不知如何是好，因此陷入存在的绝对犹豫。创世者的迷茫是悲壮而伟大的，是主动行为的迷茫，这与个人陷于世界之中等待“被拯救”之孤独、厌烦或绝望的被动迷茫毫无关系。

　　 尽管永远处于存在论的犹豫中，人们却无法停步而必须即刻作出选择，这使得做事具有一种悖论性质：永远犹豫但永远不能犹豫。既然无规可循，那么，做事的唯一出路就只能是创造。但创造并未克服存在论犹豫，而是把存在论犹豫直接转化为现实，这样就把不可解的形而上问题化为可解的形而下问题。显然，对诸种可能性作出事先判断是不可完成的工作，而保护或推翻某种具体现实却总有相应的具体理由和根据。因此，做事必定成为创造，只有创造了某种事情，才有理由否定某些可能性，没有否定就不构成选择——这是人之为人的存在论起点(关于人猿揖别的临界点，实证意义上的临界点也许不易确定，但存在论上的临界点就是：当人类说出“不”这个否定词，就超越了必然性而自由地面对可能性，就开始了人的创世)。做事对可能性的选择就是创世，创世意味着人为之事皆为自由的奇迹，劳动是奇迹，权利是奇迹，责任是奇迹，幸福是奇迹，爱情是奇迹，可是要小心——奇迹是个中性的存在论词汇——人为的一切灾难也是奇迹。

人类一直试图通过反思去拯救真理。对于事的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