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岩:从阐释学到历史阐释学:何为历史的“正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 次 更新时间:2021-04-24 16: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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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岩  
但不可以凭借诗歌作品去考订一件具体的历史事实。

   历史研究的全过程,都是对历史的阐释过程。阐释的内在属性与规律,在历史研究全过程中都发挥作用。与其他领域的阐释活动相比,历史阐释受制于阐释对象的约束最强烈,因此其对话性以及主体间性的特点也最突出,公共性的要求最高。这里所说的公共性,也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阐释的共同性”。历史阐释既受阐释的共同性的约束,又为取得阐释的公共性而奋斗。所谓取得阐释的公共性,即意味着成为所谓主流观点。主流观点一旦形成,就会呈现出正态分布的状态。在此状态下,主流观点占据中心位置,依从者众;非主流观点分布两侧,依从者寡。主流观点之所以能够与公共性接合,在于它蕴含和代表了人群心理内在统一的共同性。在自然状态下,主流观点成为“心理攸同”“道术未裂”的外在自然表达。而在非自然状态下,主流观点也可能是对“心理攸同”的虚假表达,因而成为假冒的公共性,变成具有虚假公共形式的强制阐释。在这种情形下,主流观点的正态分布状态就会内蕴出位移的动能。

   历史阐释总是通过解读史料和前人的著作进行,而史料与前人的著作都蕴含着制作者的意图。因此,历史阐释必须穿越多重叠加的主体滤镜而达到阐释的共同性与公共性。阐释的客观性,即寓于共同性与公共性之中。由于历史认识不可实验和对证的特殊性质,对于历史阐释的客观性的检验,只能在共同性和公共性中得以实现。于是,历史阐释中的理解,往往体现为对共同性和公共性的认可。但是,共同性和公共性也是历史性的,并非一劳永逸。后起历史学家的历史阐释,或者以新的方式证实先前已经具有公共性的历史阐释(如二重证据法),或者以新的阐释代替先前已经具有公共性的历史阐释(如“古史辨”),在“疑”“信”“证”的交互作用中形成合力,从而形成历史阐释以及公共性理解的时代更迭。这也正是克罗齐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翻进之义。因此,历史阐释的更新,是在阐释对象不变的前提下阐释立场、视角和手段的更新。

   偏离历史对象、历史资料约束的阐释,会造成对历史的“过度阐释”。过度阐释是对历史对象的强制附加。史学领域的“创新”具有特定内涵,只是指“在过去中重新发现最好的东西”。它是“发现”而非“发明”意义上的创新,因此不允许表现为对历史对象的偏离,而是要在对历史的完全尊重中实现,在人人皆可见的前提下见人之所未见,并且以新的史料或手段证成之。

   对历史的阐释可以后续为对历史的“使用”。“使用”是罗蒂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只能阐释,不能使用。(53)我们则认为,“历史”可以使用,但必须区分“正用”与“歪用”。影射史学是对历史的虚假阐释,是对历史的“歪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对历史的真实阐释,是对历史的“正用”。

   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极其完整的历史阐释体系。它所蕴含的历史阐释原则,一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54);二是从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去建构历史阐释系统;三是将历史的内容与叙述的逻辑统一起来,使得材料的生命在观念上反映出来时,呈现出来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四是以对历史的“使用”为目标,此即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5)

   但是,对于解释世界的不同方式,马克思是高度重视的。《资本论》未完成的第四卷即专门以理论史为研究对象。由于着重于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因此马恩难以避免地“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56)。但是,这恰恰证明了他们对“形式”的高度重视。

   尽管马恩没有留下研究思想与思维形式的专门著作,但其论著中散见着许多相关论述,对于我们探索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阐释规律,极具启发和指导价值。比如,关于阐释对象与阐释主体的关系,马克思早年就认识到,“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他指出:“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马克思认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因此,人的对象只能是人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人的对象“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所以任何一个对象对人的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57)。这样的论述,不仅对于我们思考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有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从唯物主义的视角去改造视界融合、对话逻辑、效果历史等命题,都是有意义的。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的方式科学地解释了世界,由此才带来对世界的改变。这就是对历史的正用。

   注释:

   ①(12)周振甫:《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57页,第250页。

   ②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3页。

   ③(13)(14)(18)(21)(22)(49)(50)(51)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726页,第727页,第515页,第274页,第727页,第231页,第646页,第657页,第669页。

   ④杨琥编:《夏曾佑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24页。

   ⑤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23页。引文系马克斯·韦伯的弟弟阿尔佛雷德·韦伯之语。

   ⑥伽达默尔认为阐释学具有形式普遍性,但不能合法地归入逻辑。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741页。但这并不是说,阐释的背后没有逻辑基础。

   ⑦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75页。

   ⑧《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册,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第9页。

   ⑨《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1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72页。

   ⑩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11)《韦伯作品集》第5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15)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669页。这里用的是Wiedergabe。

   (16)《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27、661、622页。

   (17)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52页。这种看法显然也在遭受挑战。

   (1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自序”,第1页。

   (20)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序”,第1页。

   (23)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1页。

   (24)周予同说:“中国经典的本质,不仅是学术的,而且是宗教的,尤其是政治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621页。李申认为“儒教是一个和其他宗教性质完全一样的宗教”。见李申:《中国儒教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页。这种观点没有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儒教的教化性是学界公认的。

   (25)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26)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27)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3版后记”,第762页。

   (28)汪荣祖:《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32页。

   (29)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1、23页。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导言”,第17页;“第2版序言”,第2、4页;第650页。参见第217、226、726-73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8页。

   (31)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91页。

   (32)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27页。

   (33)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页。

   (34)(38)邓京力等:《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87页,第60页。

   (35)特里·伊格尔顿:《致中国读者》,《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36)理查·罗蒂:《解构和回避——论德里达》,《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400页。

   (37)参见《哲学和自然之镜》,第2、13、16、146页,第181页注6,第340、370、376、378、400页。

   (39)钱锺书:《谈艺录》,第38页。

   (40)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26页。

   (41)卡·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96-99页。

   (42)(45)拉卡普拉、卡普兰主编:《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王加丰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1页,第4、9页。

   (43)拉卡普拉、卡普兰主编:《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前言”。

   (44)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222页。

   (46)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4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48)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33、535页。

   (52)《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3页。

   (53)参见余宏:《论过度诠释》,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3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7页。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0-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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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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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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