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岩:从阐释学到历史阐释学:何为历史的“正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 次 更新时间:2021-04-24 16: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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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岩  
(30)张江提出以“阐释学”乃至“阐诠学”来对译“Hermeneutik”,不赞成“诠释学”或“解释学”之译名,其理由正如上述。这样,这个古语便超出了原有的限制。黑格尔在解释何谓推翻一个哲学时曾经说,那意思“只是指超出了那一哲学的限制,并将那一哲学的特定原则降为较完备的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罢了。所以,哲学史的主要内容并不是涉及过去,而是涉及永恒及真正现在的东西……哲学史总有责任去确切指出哲学内容的历史开展与纯逻辑理念的辩证开展一方面如何一致,另一方面又如何有出入”(31)。这就是将古老的“Hermeneutik”一词翻译为阐释学的理据所在。正如伽达默尔所说,阐释学的出发点是“修桥”,是“在过去中重新发现最好的东西”(32)。因此,只有把“Hermeneutik”“降为较完备的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消除其自身的“限制”,才能“在过去中重新发现最好的东西”,以建构“真正现在的东西”。

   历史研究与强制阐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史学最核心的变化,就是阐释方式的改变。由于这种改变,形成了所谓战后史学。战后史学的巨大变化,是一种更广泛、更深刻的哲学与文化思潮所导致的。这种哲学与文化思潮的整体特征,便是主观唯心主义空前大泛滥。其核心表现就是由语言学的转向迅速过渡到诗学、修辞学的转向上来。20世纪70年代后,诗学的修辞程序和隐喻手法成为解读从哲学到历史学著作的不二法门。由此,历史研究一直信奉和遵守的客观性原则受到空前挑战,历史阐释的基本理念也由客观阐释向主观强制阐释转移。

   所谓70年代,用霍布斯鲍姆的话说,首先意味着20世纪这个极端年代的第二个时期的结束,也就是“二战”结束后25年至30年的所谓黄金时期的结束。此后便进入了“动荡不安”的20世纪70年代以及“伤痕累累”的80年代。在不安定的现实格局中,西方思想家们不断地以意图和愿望来代替对现实的真实解读,试图用主观幻想来遮蔽、替换现实苦难。

   这就是张江所要拆解的强制阐释的时代与舞台背景。强制阐释的本质特征,就是断裂:文本与文本出现的时代背景断裂(文本中心论)、作品与作者的意图断裂(作者之死、意图迷误),等等。反映在史学领域,便是与历史学的客观主义原则断裂、与一元单线史观断裂、与所谓历史决定论断裂、文本与研究过程断裂、整体与区域断裂等。这些文化表征均是时代特征的折射。“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这种与过去割裂断绝的现象,可说是20世纪末期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33)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就是这种“过去与历史之间绝对的断裂”(34)。而后现代主义涵盖了从某些建筑风格到某些哲学观点的一切事物。(35)于是,古老的历史学原则不再受到尊重,反而成为被讥讽的对象。

   制造这一潮流的工具,便是诗学。过去所研究的标准哲学问题,如今全都转换成了诗歌和小说中的隐蔽程序研究。(36)最极端的做法,就是将哲学著作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和研究,而所有文字作品,都被认为是虚构的修辞学产品。(37)海登·怀特有关史学的著作,其基本特点正是如此。恰如学者所指出的:“解构主义特别突显了历史学的诗性特征,包括揭示历史叙事的修辞性、历史话语的流动性与历史知识的美学特质。”(38)由于以诗学的规则解读史学著作,告别客观主义信仰之后的“史”,便被看作了“诗”。“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39)

   诗学是无罪的。诗学在“诗”的领域当然成立,但把史学著作看作是另一种特殊的诗歌创作,进而以诗学的规则去解读史学作品,就必然会呈现强制阐释的一个重要特征——场外强制征用,进而将历史阐释变为文学阐释。由于这种“诗”与“史”本体地位的互换仅仅着眼于史学文本的隐喻使用分析与归类,没有顾及历史研究过程和研究过程中对史料的考辨程序,相当于仅仅是一种成品的形式化检验,脱离了原料采集和生产的过程,因而它不但割裂了历史研究的完整链条,而且取消了历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海登·怀特就曾说,他研究的是19世纪的历史写作,但他认同史学家的研究过程具有科学性,只是在叙事时具有艺术性。(40)但是,叙事的艺术性与研究过程的科学性的关系到底如何,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海登·怀特,并没有给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答。

   所以,海登·怀特研究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写作。这是史学领域强制阐释的又一鲜明表征。通过对历史写作成品的诗学分析,怀特不是力求使本不该缺位的历史内容在场,而是用隐喻与修辞将历史内容虚构化,从而如安克施密特所描述的那样,引起人们领悟过去的尘埃化。以史学研究代替历史研究,以文本分析代替历史内容分析,将历史研究引入对文本的修辞手段的分析,这样就在研究对象的转换中完成了对历史的强制阐释。但是,当怀特等人使用隐喻的筛子去过滤历史的客观内容时,只注意到了漏下去的失真的部分,却没有顾及留下来的保真的部分。这就像一些解构主义者时常提到的脱衣舞的例子——其意义在于“脱”而非“脱下”,但若没有对“脱下”的期待,“脱”的过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此,在这个典型的例证中,本质主义并没有被消解。

   史学领域强制阐释的另一表现,就是将历史化解为一个个碎片,并且将这些碎片论证为具有独立自在意义的本体。这是驱离历史研究客观性的必然结果。对此明确予以表态的是波普尔。他提出,根本不存在“总体论意义上的”或“关于社会状态的”历史学,只有所谓“零碎技术学”“零碎修补学”“零敲碎打的工艺学”“零碎的试验”。“不相信有可能对零碎方法提供任何一种相应的批判。”(41)此处的重点在于消解总体论,然后将“零碎工程”提升到主导性的本体位置上来。这一企图,显然与20世纪拒斥所谓系统哲学、基础主义认识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整体思潮相关,特别是与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哲学相关。当海德格尔在哲学上将“da”(这儿、那儿)提升到生存论本体位置时,史学研究对于碎片的关注也就成为潮流。

   一旦以“碎片”(da)为本体,就必然像福柯那样,排除“对起源、原因、出处、影响与目的等问题的关注”,就必然“对历史过程的任何目的论或因果关系的观点持激烈的敌视态度”(42)。在这一点上,所有后现代主义者是一致的。当然,所谓“碎片”可大可小,但就其脱离历史的整体性而言,都属于碎片。因此,碎片的另一重含义,是指孤立而自足的个体对象。

   以思想史研究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起,该领域研究开始注重揭示“当地人的风俗习惯”(43)。这听上去不错。但是,它的核心在“当地”一词上,正是指一种脱离了整体的孤立存在。因此,它不仅具有具体化、情景化的含义,而且具有“碎片”特质。一个个的“当地”,也就是一个个的“da”。所谓“当地”,预示着抵制、消解整体与全局。正如安克施密特所说:“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范围内,目标不再是整合、综合性和总体性,而是那些历史片段成为注意的中心。”(44)碎片化研究累积或堆积起来的成果,就是“一地鸡毛”,即史学研究对象的空前庞杂。当然,观照、内嵌整体与全局的微观研究,不在此列。

   在年鉴学派那里找到后现代主义元素,并不困难。第一代年鉴学派的基本立场,就是使“每个个人都必须回归他的时代”。所谓“他的”“当地”的“时代”,正对应海德格尔的“此在”。至于说从无数“此在”中提炼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或定义,费弗尔是不认可的。(45)1968年前后,年鉴派进入第三阶段,也就基本碎片化了,以至福柯都成了它的同路人。(46)对历史的强制阐释,由此以碎片化的外在形式延展开来。

   对历史阐释学的基本认识

   阐释学与历史学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马克思说:“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47)同样,被理解了的历史才是真正与现实融通的历史。而人们理解历史,主要是通过历史学家对历史的阐释实现的。所以,历史学可以看作对历史进行专门阐释的学科。(48)“阐释”在历史学中具有元概念的属性,“阐释学规则”在历史学中具有元规则的属性。

   伽达默尔认为自己的出发点同历史精神科学是一致的。他特别拈出所谓“时间距离的阐释学”(49),实则就是历史阐释学。伽达默尔笔下的所谓文字流传物,正是史学意义上的所谓传世文献。在伽达默尔笔下,不仅阅读作为与史料照面的进行方式具有史学意义,而且史实重建作为史实的一种新的实现方式,具有史家论的意义。诸如此类,都指明历史阐释以阐释学的一般规则为基础。

   但是,历史阐释必然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属性。对此,伽达默尔的许多论述具有启发性。例如在分析“再现”与“阅读”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时,伽达默尔说,“再现所涉及的并不是一种完全自由的创造”,“无论在再现的情况中或是在阅读的情况中都必须坚持阐释的共同性”(50)。这就启发我们,作为以“再现”而非“表现”为第一要务的历史阐释,它天然地不会是“一种完全自由的创造”。它必须接受阐释对象的约束以及阐释的共同性的核验,不然就不是合格的历史阐释。换言之,历史阐释必须建立在“诠释”的基础上,先“诠”而后“阐”,先“再现”而后“表现”。正是由于“诠释”与“再现”的束缚,历史阐释无法得到完全的自由,得以保证其科学严谨。但是,在第一要务的基础上和约束下,它还必须完成第二要务,即必须去“阐”和“表现”,也就是在“求真”的基础上和约束下去“求善”。所谓阐明历史发展规律、揭示历史意义云云,均落入此义。有“诠”无“阐”、有“再现”无“表现”,即为纯粹的历史考据。有“阐”无“诠”、有“表现”无“再现”,即为纯粹的历史哲学。两者均不是完整的历史学。因此,就概念的澄明而言,史学领域没有“创作”,只有“制作”。历史学家的想象,既不允许也不可能是创造性的想象,而只能是一种制作性的想象,即所谓“拟想”。将史学著作视为创作、将史家想象视为创想,恰恰是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应该说,对于上述基本观点,许多学者或思想家都有所论及。

   再比如,关于历史再现与艺术再现的关系,伽达默尔也给予了比较严格的区分,指出一个“忠实于历史”的再现并不是真正的艺术再创造;换言之,历史再现与艺术再现各有分工。历史再现的特点,在于它“表现为一种传授性的产品或单纯的历史研究资料,这种产品或资料最终将成为某种类似于由一位大师亲自指挥的唱片灌制那样的东西”(51)。这里,伽达默尔的立场虽然是艺术的而非史学的,却维护了历史再现自身固有的属性。也就是说,历史再现必须以忠实于历史为前提,而艺术再现却恰恰不允许完全忠实于历史。因此,“诗”可以是“史”,却绝不应是“事实”(Sache)意义上的史,不然它就违背了艺术的原则;只能是“真实”(Wahrhaft)意义上的“史”,不然它就完全成了谵妄的呓语。一首“诗”的优劣,绝不以其有无“本事”为据;一部“史”的良差,却必以其“本事”的真伪为根。故“以诗证史”是可以的,但只能证“史”是否“真实”,不允许证“史”是否符合“事实”。“事实”与“再现”相对应,属于史学之事;“真实”与“表现”相对应,属于艺术之事。由于史学在“再现”的基础上“表现”、在“事实”的基础上表述“真实”,受到“事实”与“再现”的约束,因此,我们要么认为它在本质上并不属于艺术,要么认为它是包裹在科学性里面的一种艺术。

澄清了上述道理,我们在做历史阐释时,许多疑惑就能得到通解。常言说“史学求真”,实则有“事实”之真、有“真实”之真。司马迁写霸王自刎,向来被指责为不真实。实则此处乃以霸王一生英雄性格为据,出于拟想,绝非创想;立足于真实,而非事实;立足于表现,而非再现。这种历史的真实,用李大钊的话说,既有“充分的记录”,又有“充分的解喻”,(52)两者必须合一。或谓之历史学的艺术再现,亦无不可。“艺术再现”这一概念在史学的话语系统内,也就是历史表现之意。由此亦可见,可以通过诗歌作品去认识它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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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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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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