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威:民国大学的文脉与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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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  
胡适是直接的推手)、1930年2月初《教育部通令中小学校励行国语教育》 (禁止采用文言教科书,实行部颁国语标准。此文的起草者为新文学作家刘大白)[3]。

  

   科举废止,国民教育兴盛,小学、中学、大学纷纷兴建,作为个体的人将接受公民教育,成为公民;旧的文体形式不再成为个体晋升的唯一工具,文体形式的解放,由此开始。

  

   皇权终结,三纲五常的伦纽松懈,公民成为自由人,国家确立新的“国语”,同时带来文学创作、出版的自由繁荣。从事自由创新的个体,不会再像“戊戌六君子”那样因变法而被慈禧一声令下砍头。个体的启蒙、解放,首先是从教育开始的。男女教育平等、职业平等、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这些都为白话新文学作家和文言旧体文学作家提供了新的创造素材,同时新旧交替时代生活、情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在作家的笔下纷纷呈现。所谓民国女性文学的创作者基本上都是受过国民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育的新女性。女作家辈出的前提是因为有了民国的大学教育。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大学之外,是男女同校。两性平等的国民教育时代由此而来。白话新文学和文言旧体文学所展示的“新女性”形象关联了民国大学与民国文学的内在机制。

  

   教育立法,实行国民教育,教育部两次通令,给白话新文学保驾护航的同时,使得白话文(“语体文”、“国语”) 进入国民教育体制;进而使得白话新文学获得文学的正统地位,白话新文学作家也顺势掌握了文学的话语权。最为明显的事例就是坚持用文言文的天津 《大公报》, 在1931年5月22日一万号时,张季鸾听从胡适的意见将报纸改用白话文[4]。反对者即便是自己坚持抵抗,却不得不让子女到民国学校接受白话文和白话新文学,并为孩子们在白话文和白话新文学的教育下,智力和知识的进步迅速而高兴。梅光迪就是这样的代表。

  

   四

  

   文学的魅力在其置身永恒人性之上的语言及文体的独创性。大学的魅力在于自由思想、崇尚学理的同时,又能充分彰显和包容教授、学生的个性。民国大学的自由思想昭示于史,后启来者。这里不专门谈及。

  

   崇尚学理则是一个共识的学术的底线。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演说 《学术独立与新清华》,明确提出“研究是大学的灵魂”[5]。学问深浅,见识高低,因人而异,不可整齐划一,但基本的底线却是要坚守的,那就是晚清民国以来达成共识的国学中的“小学”。民国时期的人文学者,有成就的都是先过了这个底线。要做到文史哲兼通,就必须先过了“小学”这一关。民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文史哲教授,只有在这个学术底线上才可能超越中西、新旧、左右和有用无用。1948年胡适、傅斯年主导首届院士选举时,人文组28位院士中,共产党的左派文人、学者郭沫若,就是胡适推举的。胡适看重的是郭沫若的位列“四堂之学”的甲骨文研究。“章黄学派”学问上的傲慢与偏见来自他们传统“小学”知识的强势,章太炎、黄侃评价学者学问的标准,常常拿是否懂古音学作为依据。章太炎和他的弟子又大都是诗人。原本写 《人间词话》 的诗人王国维接受甲骨文、敦煌新学的前提是其旧学(尤其是“小学”)的坚实,并能继往开来。胡适以留学生的身份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是因为他在国内刊物发表有《〈诗〉三百篇言字解》的专题论文;随后他在学术界站稳领袖地位不仅仅是依靠自己主导思想的明晰和学术路向方位感强,更不是依靠自己介绍实验主义的那点西学,而是依靠自己大量的考据文章 (音韵、文字、古史、版本、禅宗) 作为学问的基础,也就是蔡元培在为他《中国哲学史大纲》 写序时所特别称道的“汉学”。章太炎强调“音韵学”是“小学”中最难的一门学问,没有老师引导难以自通。陈寅恪通晓多国文字,研究学问的路向宽广而又有抵达深邃的独特功力,这方面,民国研究国学的大多数学者根本无法与其比肩,但他更让无数学者只能远远望其项背的是 《四声三问》、《从史实论切韵》[6]这样的音韵学专门文章。可以说民国学者中的大家章太炎、王国维、黄侃、胡适、赵元任、陈寅恪等都有过国外接受“西学”的经历,但又都有坚实的“国学”基础,特别是“小学”中音韵学研究的创获。

  

   民国大学里教授、学生的个性,多在各自学校作为故事的流传中被彰显,并被一代又一代的校友传说,成为“校史”中的“野史”,或大学传统和大学精神的血肉和魂灵。如果大学的个性魅力没有教授和学生的故事传说,那就只剩下大楼、图书、课程表和考试了。大学的魅力还在于其教授、学生的个别行为或特殊现象被作为“事件”加以文学的渲染,被不同时代的校园文学、民间文学再演义。民国新建,因浙人何燏时、胡仁源、蔡元培、蒋梦麟四人(三位是绍兴人)相继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以后,另一位浙江绍兴人马寅初又两度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浙籍学者,特别是大批章太炎弟子入北京大学为师,如“三沈二马”、“周氏兄弟”,控制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近20年。日后教育界闹风潮时,出现的“某籍某系”之说便是此现象的特指。这个民国大学里最大的“裙带”,最终被胡适、傅斯年师徒所破解。这是大学内部人事与学术权力的纷争。长命百岁,两度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70年坚持每天晚上必洗冷水浴,因体能超常,精力过人,所以家中有一妻一妾。对他来说,这不是旧式婚姻的遗留,也不是新旧交替时代的被动接受,更不是中西文化混合的产物,而是一个特殊男人的生理需求。他把自己的这种行为告诉胡适,被胡适写进了1922年8月10日的日记中[7]。看来是否长寿,首先取决于体质本身,人性的正常需求超越文化和教育的教化功能。正是这位拥有一妻一妾八个子女的北大校长,在中国首倡“计划生育”,要求控制人口。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把《新青年》带进了北大,同时也带进自己的助手高一涵。《新青年》杂志在北京大学的实际编辑工作都是他做的。这位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政法系的政治学学者、诗人,在北京大学做编译委员的同时,也在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兼任教授。他公开的教授身份之外,却又是一位赌瘾成性的赌徒。胡适与他做邻居四年,也没有能劝戒掉他的赌瘾,他反倒又“接了一位妓女来家做老婆”。无奈之中的胡适只好劝说自己的妻子江冬秀,要她对高一涵夫妇给以应有的做人的尊重[8]。这是人性的彰显,更是胡适的宽容。鲁迅刚死,武汉大学女教授、新文学作家苏雪林致信蔡元培,要求讨伐鲁迅。其鞭尸行为被胡适去信果断地制止。胡适之举是出于其做人的厚道和对鲁迅“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的敬重。他甚至借机为鲁迅辩诬,说陈源当日误信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9]北京大学教授陈源,主持 《现代评论》,得英国随笔之文法,以“西滢闲话”挑战拥有“绍兴师爷”文风、占据《语丝》的周氏兄弟,“闲话”与“语丝”,打个平手。春风得意的陈源南下武汉大学出任文学院院长,却被其妻女作家凌叔华给“绿”了(与英国外教朱利安有了婚外情),男人的尊严尽失,从此一蹶不振。这段武汉大学的校园往事,60年后又被女作家虹影在《K》中演义。

  

   大学是民国一个新的知性的社会公共空间,同时成长着一批文学青年,校园里每天都有奇妙的事情发生,校园故事到处流传。1893年同年出生的张申府和梁漱溟是顺天学堂的中学同学。1917年,张申府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只能做个教预科班数学和逻辑的助教;而只有中学毕业文凭的梁漱溟,1917年10月,却因一篇刊于1916年 《东方杂志》上的《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晋升为教授。张申府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时,毛泽东是图书馆登录室的工友,其草书抄录的卡片被张申府责令返工重做,因此给毛泽东落下个“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的印象。张申府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49年以后和梁漱溟一样却为毛泽东所不容。走出大学校园,宽容就没有了。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学生可以听到辜鸿铭、黄侃傲慢地骂胡适;课下,只小刘师培两岁的黄侃,却在谦卑地向刘师培磕头拜师问“经学”。这就是民国大学的学问之道。上海中国公学的校园里,沈从文、吴春晗 (吴晗)师生同追女生张兆和,并得到校长胡适的许可。沈、吴都是胡适的弟子门生,胡适给他们以足够的包容。日后大批判胡适时,这位1948年又得胡适暗中保护方逃出北平的吴晗[10],在政治立场和人情道德上做出的选择是,没有写批判老师的文章。中央大学的学生毕业聚会上,可以看到黄侃与吴梅两位教授打架,打架之后学生们就无法在校园里同时见到这两位上课的教授。黄侃是每周二、四、六上午在中央大学上课,一、三、五下午在金陵大学上课。吴梅是一、三、五上午在中央大学上课,二、四、六下午在金陵大学上课[11]。这就是民国大学教授的张扬个性,校长和校行政没有对他们加以干预和批评。黄侃在私密的日记中嘲笑王国维研究甲骨文、敦煌等是求新求变,不守家法[12]。杨树达在自己的日记中却表达了不同看法:“读王静安《尔雅草木虫鱼释例》,穿穴全卷,左右逢源,千百黄侃不能到也。”[13]这就是中国民谚“哪个人背后不说人,哪个人背后不被人说”的最好的见证。只有小学毕业文凭的沈从文可以当大学教授,日后被沈从文称之为“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14],这是民国大学校长不拘一格的用人之道。林庚、朱德熙两位由最初的物理系学生,日后变成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学、古典文学教授,这是兴趣决定职业和学问。教会燕京大学的刘廷芳、赵紫宸、陆志韦、陈梦家四个基督教家庭联姻,同时又是写作白话新诗的新文学“家族”[15]。教会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系为民国图书馆建设培养的人才最多,这里的两位系主任刘国钧、李小缘,日后分别执掌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两所中国藏书最丰富的大学图书馆。大学图书馆馆长和大学校长的作用及个人影响力,是如此的相近。

  

   事实上,现实的残酷和黑暗也一直笼罩着大学校园。那就是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共内战等战乱下的贫穷、饥饿、疾病,以及党派斗争下,使教授、学生陷入没有容得下一张宁静书桌的片土的困窘。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死在军阀的绞刑架下,胡适于1930年9月出版《胡适文存》 三集时,在扉页上写道:“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引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教授1932年10月被关进国民党政府的监狱;1933年4月,昔日北京大学的同事、好友章士钊教授亲自到南京为其做无罪辩护。这是民国大学教授间的是非观念和个人真情,超越了党派集团的政治斗争。相反,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1938年落水成了大汉奸,在日军的卵翼下苟且偷生。他在1939年元旦遇刺时,侥幸躲过“平津锄奸团”大学生的子弹。一个用文学童话和文学知识养育文学青年的教授、导师,此时得到的回报却是热血大学生射来的仇恨的子弹。姓周的如此“作人”,自然也是“周氏兄弟”的耻辱。没有“作”人的大节大义,也就尽失新文学作家的光环。1942年7月6日周作人教授在北平参加了公宴日军华北派遣军部队长有末的酒会[16],第二天,毕业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江西中正大学教授姚名达,率领支援抗日将士的大学生,壮烈牺牲在赣江边日寇的刺刀下。同样是大学教授,做人的差距何以如此之大?

  

再到大西南的大学校园看看:迁徙到贵州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的费巩教授因研究宪政,批评政府,1945年3月5日在前往重庆复旦大学讲学的途中失踪了;同在浙江大学的张荫麟、梅光迪教授因疾病得不到医治而英年早逝。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李公朴、闻一多教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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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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