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延:历史社会学的本土实践:“源流”研究的理论、议题与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 次 更新时间:2021-04-17 23: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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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延  
陈寅恪这样一种对制度流变的洞见,恰恰是通过对时间、地理与人事的细致爬梳来完成的,因为在关陇这一地理区域的背后,实质上是陈寅恪对该地域所形成的人的“精神气质”的理解:该地区所形成的胡汉杂糅的“关陇集团”,呈现出重武轻文的具体状态。这样一种对时间、地理与人物三重要素的把握,对以历史文本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亦有着启发意义。在对“查阶级”展开的考察中,笔者在通过大事编年识别出该政治传统形成变化的重要节点的四次分田之后,进一步发现“查阶级”这一政治传统的每次变化,都和赣南闽西这一地理区域内所存在的宗族分化和土客分野有着密切关联;同时,毛泽东、邓子恢和王观澜等关键的历史人物的具体实践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之下,笔者才勾勒出“查阶级”政治传统在生成过程中的诸多社会历史条件。

  

   再次,所谓总汇贯通之法,是指在完成前述研究的整理工作之后将构成制度流变的诸多要素统合起来展开阐释。在陈寅恪对隋唐政治与制度演进的分析中,他一方面非常注重在胡汉交融之下对作为“民族本位”的文化的宏观影响,还尤其关注胡汉之间的政治情势变化对隋唐政权的中观冲击,即他所谓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同时亦关注构成制度变化节点的关键事件的具体社会过程。正是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他勾勒出唐代政治与制度生成的总体历史局面。这样一种“总汇贯通”的分析方式实质上和社会科学的“事件史”分析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例如,马克思在对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分析中,便是通过对宏观结构发展、中观政治情势易变和微观事件过程演进的三重分析,精妙地以事件史的方式剖析了雾月政变的三重机制。由此,笔者将这样一种分析路径应用于关于“查阶级”的分析之中就发现,这一政治传统的发生学过程,既在意识形态层面受到了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判断的影响,又和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情势密切相关,而当这一组织动员机制落实到土地革命实践转变为具体政策时,“阶级”这一分类方式又同原有地域社会中的以宗族和土客为主的社会分化机制产生了张力。不惟如此,正是由于彭湃、王观澜和毛泽东等具有不同精神气质与革命智慧的重要“担纲者”的具体实践,也才有了“查阶级”这一组织动员方式的真正推行,也才开启了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由此,这一研究从意识形态-政治局势-地方社会-担纲者的精神气质这四个维度对苏区时期土地革命进行了统合分析,并对“查阶级”的渊源流变这一问题意识做了初步回应。

  

   最后,在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中,所谓“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与其说是研究方法,不如说是总体理念。用他自己的话说,“神游冥想真了解”即“了解之同情”。陈怀宇指出这一说法有其西学源流,即赫尔德的历史主义传统。陈寅恪通过前述研究方法,努力还原具体的历史情境,并以此为基础理解关键人物(即“担纲者”)的行动逻辑及其理念。这一研究理念,既和今天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对在具体意义情境下社会行动的意义体系予以充分考察有着密切关系,又同当前社会科学质性研究中常用的“田野工作”方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综上,以“了解之同情”为研究理念、以一系列操作步骤为方法路径的经典传统,早已超越历史学这一“学科边界”,它不仅和以韦伯、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社会学古典传统存在着内在关联,亦对我们今天将历史维度重新纳入社会学研究视野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五、总结与讨论

  

   社会学这样一门学问从其诞生之初,便是以关乎时代命运与文明巨变的现代性问题为其核心问题意识的。它并非以某一专门而特殊的研究对象(比如“社会”)作为自身的学科边界,也并不以某种“独门绝技”般的研究方法作为自身的身份标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学术史起点,今天的社会学才会呈现出“广博”和“专业”的双重面相。说其广博,乃是因为包括政治结构、社会治理、国家形态、宗教现象、经济行为、文化价值、伦理形态等等都是社会学研究与考察的对象;言其“专业”,是因为今天的社会学在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已经渐渐形成了由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方法和包括诸多分支社会学所构成的学科体制,因此,历史社会学在二战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这是一门年轻的学问——因为它本是社会学在孕育之时蕴含的内在属性。

  

   在社会学这一学科专业化与本土化的过程中,既有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不断输入与滋养,亦有一代又一代面向本土历史与文明的社会学家的探索与实践。历史社会学作为一门开放而包容的学问,在这样的过程中更应该一方面将历史社会学的西学传统不断吸纳与深化,另一方面不断扩展自身的理论视野,从而发掘更多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因此,陈寅恪研究内在蕴含的关于“文明渊源”的问题意识,对我们今天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有何总体意义充满了启发;而他在“溯其渊源、察其流变”的问题意识下,通过识别“制度节点”把握源流,通过对重要事件的多重分析理解流变的内在逻辑,通过对“担纲者”负载的思想倾向认识理念形态,从而勾勒出处在民族融合、思想交汇、文明碰撞中的“中华文明”得以衍生发展的总体历史局面。无论是在理论传统和问题意识层面,抑或是在研究议题与方法路径上,都为我们今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因此,进一步理解诸如陈寅恪史学研究之类的经典研究传统的当下意涵,是我们今天建立既立足本土历史与文明,同时又具有普遍理论阐释力和敏锐的社会学洞察力的社会学学问体系的关键,正如周晓虹在讨论社会学的中国化这一议题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当今中国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转型实践不仅向社会学提出了本土化的历史使命,而且为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并迈向全球性的中国社会学提供了现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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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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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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