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进北大南门的那一刹那我有点目炫，仿佛正仰脸对了晌午的太阳。那是老生敲锣打鼓在热烈欢迎，配上标语横幅的大红大绿，夹道的树木都婆娑得那么好看，有一座带点古派又带点洋气的大楼在一遍又一遍地致欢迎词，我的耳朵听不到，我的心是听到了。往前看，所有的空地都站满了人，所有的窗口都挤满了人，所有的建筑顶上也是人挨人。我一愣，随即释然，那是北大历史上的人都聚齐了。今天，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是我的节日，也是全体北大人的节日。那一刻，我恍悟什么叫岁月流金，天也好，地也好，房屋也好，一切都像是彩色画片，明晃晃地耀眼。当时还没兴彩色电视，我无法预支更为形象的比喻。当我跨步，我初次领略了水泥地的热情，布鞋踩上去，每一步都嗤嗤擦出火花。蓦地，我停下脚步，不忍再向前迈，因为水泥地面的色泽、纹理、气孔，外加雀斑似的尘埃，三片两片乍黄犹青的落叶，以及匆忙赶路的蚂蚁，嘴上叼着一粒白生生的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此种晶莹剔透的视觉效果，唯有老来做白内障手术，揭开蒙在眼上沙布的瞬间，差可比拟。
此间有一个张冠李戴的故事需要更正。若干年后，我写了一篇散文《蔼蔼绿荫》，里面提到季羡林先生的一件逸事：
“某年秋季，大学开学，燕园一片繁忙。一名新生守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站在道旁发愁。他首先应该去系里报到 ，但是他找不到地方。再说，带着这么多的行李，也不方便寻找。正在这当口，他看到迎面走来一位清清瘦瘦的老头儿，光着脑袋瓜，上身穿一件半旧的中山装，领口露出洗得泛黄的白衬衣，足登一双黑布鞋，显得比他村里的人还要乡气，眉目却很舒朗，清亮，老远就笑眯眯地望着自己，似乎在问：你有什么事儿要我帮忙的吗？新生暗想：老头儿瞧着怪熟悉怪亲切，仿佛自家人一样。这年头谁有这份好脾气？莫不是——老校工？他壮着胆儿问了一句：‘老师傅，您能帮我提点行李吗？我一人拿不动。’老头儿愉快地答应了。他先帮新生找到报到处，然后又帮他把行李送到宿舍，这才挥手再见。数天后，在全校迎新大会上，这名新生却傻了眼。他发现那天帮自己提行李的老头儿，此刻正坐在主席台上，原来他不是什么工友，而是著名的东方学教授、北大副校长季羡林。”
读者的想像力过于丰富，竟然有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片，把那位新生当成了我。一次旅行德国，连德国的朋友也那么认为。本人声明，完全误会，我入学时，季羡林先生的官职仅为东语系主任，还要经历“四清”、“文革”、“拨乱反正”的漫长熬炼，才能当上故事中的北大副校长。
北大的日月并不如想象。想象是我内心勾画的，现实是由时势导演的。书嘛，总归还是念，尽管念的是日本语，不合我的口味。满打满算只念了一年零九个月，就连味同嚼蜡的日本语也没得嚼了——举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说白了，就是革文化的命。彩片一变为黑白，群体的歇斯底里，文斗加武斗，大打出手。此中狂热、狂怪、狂暴、狂悖、狂癫、狂瞽，非亲历者，难以想像。于今定论，请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我作为过来人，旁观者，目睹许多才华横溢、青春傲人的学子，崛起于积极表现，终格在暴戾表演，自炫本色，舍我其谁，其实是为强力扭曲，毒火攻心——历史的脚步走到这门槛，是逃不过去的一劫。
后贤若是责怪我们这一代平庸无作为，毫无疑问，那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虚抛了大把光阴。
闲看他人的回忆录，每每从童年落笔，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嘛，举凡名流贵客，“出马三相”，吮指头玩泥巴都不同凡响。也有从祖宗八代叙起，那多半是有来头有说道的，或是名门后裔，或是望族余脉。
我本凡夫俗子，祖上，虽然有宗亲续家谱，也搬出何朝出了宰相，何朝出了将军，但那与我跟陌生人没有区别，他们不会预测到后世有我这样一个碌碌的子孙，我也享受不到他们半分的余荫。我能接触到的，往前只及祖父，名永进，字少伯，生于一八八七年，是一个乡村型的知识分子，以看风水为业，俗称地理先生。至于我的曾祖父，我只查到他的大名叫奎连，做过乡董，相当于乡长，听母亲说，人很封建，且专横，说一不二，家人多畏惧。再往上，就进入视域的盲区了。
因此，当我动笔写回忆录，思来想去，决定以北大为杠杆。我这一生，有幸进了北大，如今回忆，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莫不与之扯得上来龙去脉。就像一棵大树，早先扎下去的根须，是为了茁发躯干，后来伸展的枝叶，是托福于躯干，北大五年有半，就是我生命之树的主干。
我与北大，曾经很近很近，现在则愈来愈远，也可以说愈来愈近。远得咫尺天涯，近得没有距离。
我在北大五年有半，我这一届及下一届的同学都没有取得文凭，理由冠冕堂皇，说是革命者不需要什么学业证明。那是特殊时期，让一帮小学、初中水平的工、军宣队掌握教育、改造、分配大权，你还能指望有什么“盛唐景象”。我原谅北大，尽管她没能把我培养到毕业。后来虽然补发了毕业证，早不知道扔到了哪里。在我需要的时候，她没有给我。在我不需要的时候，她又象征性地寄来。因为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发或不发，有或没有，对我既无妨碍，也无裨益。旁人怎样我不知晓，我知晓自己。
离开北大，步入社会，与其他院校出身的人混到一起。很快发现，北大就是北大。那年头，大家都没有学到多少业务，但是北大毕业的人，总有一种异于他人的气质，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一九七九年，我在湖南省委《新湘评论》，回忆往事，写过一篇日记，大意是：家庭背景很重要，它是你的后台，靠山。立足的岗位很重要，它是你施展的平台。组织能力属强项，人是群居动物，聚到一起就要管理。同理，交际能力也很重要，它使你如鱼得水。业务是硬件，没有金刚钻，就揽不了瓷器活。思想是软件，是比上述所有条件更高的层次，它塑造了一个人的精神气度，孕育了一个人的文化秉性。
如今，一晃大半生过去。我老实承认：这一生，成是北大，败也是北大；爱是北大，痛也是北大。北大于我，就像一栋房子的大梁，若是抽去它，整个屋子都会垮塌。
是以，我在动手整理回忆录时，就用了上述标题。“北大”，这不用多说。“时间之外”，既是实指，书中有一篇短文，题目就叫“时间之外”，我借用的是它结尾的一句话，一件往事，“使我留住了那一代人，那一份自由阅读的空气，那一坨凝固在时间之外的时间”；也是虚指，此处“北大”，决不仅是我待过五年半的那个北大，也不局限于我所触摸到的北大，它超脱具体岁月，囊括既往，直观现在，透视未来。
是为序。
《北大与时间之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