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97 次 更新时间:2021-04-01 09: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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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  

   罗马也曾如此。

   罗马帝国鼎盛时的哲学是“世界主义”。4世纪之前,罗马史家们对“蛮族”不乏称赞之辞,如塔西佗就称赞日耳曼人民主、尚武、天性纯朴等“优良的风俗习惯”。罗马帝国中期以后的多位皇帝,都拥有“蛮族血统”,如马克西米努斯、菲利普、克劳狄二世。帝国多位名将也出生于“蛮族”,如盖依纳斯、索尔、巴库里乌斯、埃提乌斯与奥维达,甚至连抵抗西哥特入侵的罗马名将斯提里科还是汪达尔人。4世纪以后,帝国分裂,罗马人充满怨恨[“哥特人烧杀劫掠,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他们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少,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女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然后被他们掳走。幼年和成年男子被生生地从父母的尸体边拽开,强行带走。许多老人被双手反绑,流放他乡,对着化为灰烬的祖居泪如泉涌。他们悲叹自已幸存下来,却失去了财产和女人。”参见:[英]彼得·希瑟:《罗马帝国的陨落》,向俊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00页。]。6世纪有史家骂君士坦丁大帝是帝国衰亡的祸首,原因就是引进大量蛮族。而蛮族人也开始论证“英雄自有来处”。如狄奥多里克在晚年被波爱修斯背叛后,便授意宫廷史家写作《哥特人史》,强调自己的家族连续17代的辉煌历史[参见:彼得·希瑟著,马百亮译,《罗马的复辟》,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5页。]。

   每个文明的内部,都有共同性和差异性。当共同体分裂时,各个政治中心为了划定边界、巩固自我,都势必夸大差异,贬低共同,直至变成永久的分裂。即便有相同的祖先、语言、记忆、信仰,只要存在政治多中心的竞争,必然产生这一悲剧。教派分裂,族群瓦解,莫不如此。

   政治统一乃是文化多元存在的基础。政治一体越巩固,多元文化反可以尽情伸张个性;政治一体越脆弱,多元文化越会彼此互搏而最终消亡。一体与多元,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同弱同强。不理解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就会既分割了世界也搞乱了自己。

  

   结篇

  

   (1)母体的回归

   一体与多元的概念,曾纠葛于上世纪中国两大学者。

   第一个是顾颉刚。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批刚猛的激进者,顾颉刚算一号。1923年,这位30岁的苏州青年,猛烈抨击三皇五帝,认为上古史是儒家一层层“垒造”而成[“层累”说的根本之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或曰:“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按照顾颉刚的观点,古史的顺序恰恰反过来:盘古最晚出现却辈分最高、资格最老(是创世始祖),三皇(天皇、地皇、泰皇)次之,皇帝、神农再次,尧舜更次,禹的辈分最小。例如,“禹”最早见于西周,“尧舜”出现于春秋,“黄帝”、“神农”出现于战国,“三皇”出现于秦代,“盘古”出现于汉代。]。他主张用实证的方法审查一切,谁要想证明夏、商、周的存在,就必须拿出夏、商、周三代的证据。他用社会学、考古学方法在古籍间相互对照,“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参见:顾颉刚:《我是怎样编起<古史辨>来》,《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这个运动发展到极致,就是“夏禹是条虫”。胡适对此大加赞扬,“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运用这种方法,他提出要否定“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他认为,古代“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尝要求统一”![1923年5月,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上述观点,但他也同样指出,“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参见:顾颉刚著,《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2页。]“疑古论”一出,思想界地动山摇,瓦解了历史,就瓦解了“中国认同”。但顾颉刚不以为意。在他的眼里,只有这样一种全新的方法,才能将腐朽的2000年知识谱系予以再造。他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们一样,都奋力于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

   然而,最早质疑中国上古史的,不是顾颉刚,是二战前的日本东洋史学家们[“所谓东洋史,主要是阐明东方亚洲的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一般历史,与西洋史并立,构成了世界史的一半。”参见:桑原隲藏著,《中等東洋史》,《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第 17 页。]。20世纪初,这些史家们以东方民族的眼光叙述东亚文明的兴衰、民族间的此消彼长与邦国兴亡。其代表人物白鸟库吉用实证史学方法提出,尧舜禹并不真正存在,不过是后世儒家杜撰出的“偶像”。本来就受乾嘉考据精神影响的顾颉刚深深服膺白鸟库吉,也高喊“打倒上古史”。

   但这批所谓的东洋史大师一面搞学术创新,一面却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以种族解构中国”的理论,如“汉地十八省”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蒙藏回非中国”论,“中国无国境论”、“清朝非国家论”、“异民族征服乃幸福论”等。这成为今天美国“新清史”观的前身,也是李登辉等独派们的依据。东洋史大师们还认为,魏晋南北朝以后,“古汉人”已然衰败,而满蒙民族又有妄自尊大的“夷狄病”。只有日本,集合了北方民族勇武精神与南方汉人精致文化的优点,是拯救东亚文明之弊的“文明终点”。而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刺激下成长起来的子系统,具有承接中华文明的资格,中华文明的中心将转移到日本。

   顾颉刚们警醒了。面对“九一八”的战火硝烟,曾经倾心于东洋史学的他,终于明白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1938年,他目睹日本在西南继续挑动泰语和缅语族的独立,又受到傅斯年的精神撼动[傅斯年在信中说:“现在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我们务当于短期中使边方人民贯彻其中华民族的意识,斯为正图。夷汉是一家,大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今日之西南,实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粤耳。此非曲学也。”参见:顾颉刚著,《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终于否定了自己的成名理论。病中的他在1939年2月9日,扶杖到桌案前写下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自九一八以来久已有和我这位老友(傅斯年)完全一致的意见藏在心里。”参见:顾颉刚著,《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他反对使用“民族”来界定国内各族群,建议改用“文化团体”,因为“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实际上,顾颉刚在这里提出了“国族”的概念,即“同属一个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属于同一的国族,即中华民族。

   他拿自己的出身举例,“我姓顾,是江南的旧族,想来总没有人不承认我是中国人或汉人的了;但我家在周秦时还是断发文身的百越之一,那时住在闽浙的海边,不与中国通,实在算不得中国人。自从我们的祖先东瓯王心向汉朝,请求汉武帝把他的人民迁到江淮之间……我们再不能说我们是‘越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了”。

   一贯认为“三代续统”是后儒编造的他,开始论证商周之转化,“连商王的后裔孔子也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他并不想说‘你们是周民族,我们是商民族,我们应当记着周公东征的旧恨’;他却爱慕周公到极度,常常梦见周公。”“试想这都是何等的气度,那里存着丝毫窄隘的种族观念”[参见:顾颉刚著,《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

   《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著名讨论,质疑者是一个更年轻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者费孝通。他时年29岁,和顾颉刚是苏州老乡,刚从英国留学归来。

   费孝通认为“民族”是根据文化、语言、体质的分歧而形成的团体,是科学概念。中国国内确存在不同的民族,这是客观事实,不必为了谋求政治上的统一而刻意去消除各族的界限,不用担心敌人使用“民族”概念与喊出“民族自决”来分化中国。他强调,“文化、语言、体质相同的人民不必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都不必是一个文化、语言团体”[参见:费孝通著,《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因为民国的现实正是多政治中心,中国历史上也有多个政权分立的时期。

   听到这些,顾颉刚虽缠绵病榻,却如“骨鲠在喉”,又爬起来写了《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反驳说,中华民族的“国族性”是足够强大的,“分化”是“不自然的局面”。只要分裂的武力稍弱一点,人民就会自发结束分化局面。如果“长久分立”有天然的安定性,则中国早就支离破碎而不成为一个民族了[“中华民族早达到充分的nationhood(国族),政治的力量甚大,所以阻碍统一的武力稍稍衰微时,人民则可起来,打倒这分化的不自然的局面。假使不然,可以长久分立又有其安定性,则中国早就支离破碎而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这也足以表现中华民族的力量远在各个地方政府之上。”顾颉刚著,《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他在文末甚至怒吼道——“等着罢,到日军退出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一见东北四省和其他沦陷区的人民是怎样的给我们一个好例子了”[参见:顾颉刚著,《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对于前辈的病怒,费孝通沉默了,没有再做回答。“中华民族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成为一桩没有结论的公案。

   41年后,顾颉刚去世(1980年),时年87岁。又过了8年(1988年),78岁的费孝通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长篇演讲。他承认存在“中华民族”这样一个自在实体。他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参见:费孝通著,《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又过了5年,费孝通回到苏州老家参加顾颉刚纪念会,第一次对60多年前的公案做出回应——“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基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填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参见:费孝通著,《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读书,1993第11期,第5-10页。]。

   有批评者认为,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不过是在“一个”与“多个”之间找了一种折衷的、弥合的“政治性说法”。但费孝通认为,根本问题在于,用西方的民族概念是无法来描述“中国的民族”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参见:费孝通著,《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读书,1993第11期,第5-10页。]。

费孝通还对自己晚年的转变解释说,“我在曲阜孔林兜圈时,突然意识到孔子不就是搞多元一体这个秩序吗?而他在中国成功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那种分裂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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