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97 次 更新时间:2021-04-01 09: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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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  
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文’。这种宗教上的宽容以及对文明教化的倡导构成了帝国的光荣理想”[参见: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页。]。

   西方社会喜欢生存于“小共同体”里,从城邦政治到封建自治到小共和国再到美国乡村自治,最终演化成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至上。中国社会也有各种“小共同体”,例如家族、三老、乡绅和各种民间社团,但总还去追求一个“大共同体”,即“家国天下”。

   西方诸多学者,如唐宁、查尔斯·蒂利、麦克尼尔和迈克尔·曼等都自信满满地认为,西方中世纪的分与乱,反而带来了进步。因为发生在前现代欧洲的一系列战争打出了欧洲的常备军,打出了欧洲的理性化官僚制,打出了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与工业资本主义。[比如,英法两国在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年)的推动下同时产生了隶属于国王的常规军和对百姓的直接税收能力),但是在贵族、教廷和城市中产阶级多重力量的钳制下,欧洲的国家力量始终不能得到中国式的发展。参见:赵鼎新著,《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文化纵横,2009年第6期。]这种低烈度的、持续数百年的、很难把彼此一次性消灭的局部战争,使得战败的一方可以不断总结经验,推动了技术的积累性发展。封建社会的分裂性与阶级性有利于商业资本的产生,出现商业控制的独立城市,会更容易走向资本主义。这种封建制、弱国家、多国竞争体系,是近代欧洲超越所有古老文明的原因。

   言外之意,中国太统一,没有千年的局部战争与多元竞争体系;中国太集权,没有世袭贵族和商人控制的自治城市,因而无法产生工业资本主义。因此,“大一统”反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但若要问中国人,愿不愿忍受一千年的“战国丛林”和“族教冲突”,去换原始资本主义的诞生?主流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中国春秋时期就是多国竞争和分封制度。秦之所以能逆流而上统一六国,汉之所以在“暴秦”舆论下还坚持“承秦制”,正是因为战国300年的超大规模战争让民间达成了“天下共苦战斗不息,以有侯王”的共识。中国不是没经历这个阶段,而是经历过并抛弃了这个阶段。所谓的“常备军”与“理性官僚体制”,中国秦汉时就有了,比欧洲早1800年。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真正考验,是在维系大一统的基础上,如何能同时实现秩序与自由,如何能同时兼具“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制度之美,这是比西方多元自由主义更高的标准。

   (2)华夏与内亚

   西方中心主义者们常以罗马与法兰克为样本来理解其他文明。如法兰克的“复合性君权”,说查理曼大帝“法兰克王与伦巴德王”的族长身份是主要的,而罗马皇帝身份是第二位的。查理曼帝国是多民族的联合体。只要皇帝下诏,就可以分为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某些学者将这种范式转移到中国。如美国的新清史学者声称清朝皇帝也是复合型君权,清朝皇帝身兼满族人族长、汉族人皇帝、蒙古人的可汗、藏传佛教文殊菩萨化身等多重身份于一体。中原、东北、蒙古、西藏的统一全靠着皇帝的“多重身份”作为唯一连接,一旦清朝皇室崩解,各族就可以各奔自由。这完全无视满蒙藏与中原的治理系统。清朝在东北以变通的方式推行郡县制,在城市中也很快取消满汉隔离政策。即便一时是族内治权,最终也过渡到郡县制,如蒙古的盟旗制和南方的改土归流。中国胡人族群的君主对自己身份的理解首先是中国皇帝而不是族长,象征着统治不分胡汉所有中国人的合法性。

   西方一些学者还用“文化符号”与“身份认同”来解读中国历史。将新疆、西藏、蒙古乃至东三省划分为“内陆亚洲”(inner Asia),热衷于从北魏到辽金元清等北方族群建立的政权中寻找来自于“内亚”的文化认同,并将其分为“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他们根据一些游牧族群特有的风俗仪轨来断定这些王朝的内亚性。如高欢让北魏皇帝在七人抬举的“黑毡”上继位的“代北旧制”;如蒙古保留的斡耳朵祭祖与行国、行殿风俗;如清朝盛行的萨满跳神、“立杆大祭”之类的草原祭天仪式。这是没有搞清“礼俗”与“政道”的区别。中华文明的核心不是礼仪、风俗、艺术和生活习惯,而在于用什么样的基本制度来建构政治。来自北方族群的天子,不管是坐在黑毡上即位,还是在郊礼上即位;不管带冠冕还是留辫子;不管信萨满还是信佛道,只要实行儒法大一统而不是分治天下,只要运用郡县文官制而不是用部落神权制,只要视民如一而不是搞族群等差,就是中国的天子。

   高欢虽以鲜卑旧礼立新皇,但却在官制和法律上继续“汉化”,北齐律最终演化为隋唐律,北齐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规模远超南朝。

   西辽耶律大石败退至中亚和新疆,建立喀喇契丹,称自己为“葛尔汗”。当时中亚都实行“伊克塔”分封制[参见:巴托尔德著,张丽译,《中亚历史:上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但耶律大石取消了伊克塔,将中原王朝的制度移植过来。在行政上实行中央集权,在直辖领地实行文官制(沙黑纳制度)[在直辖领地,西辽都派驻了象征汗权的沙黑纳。这是保持地方稳定的社会管理制度。沙黑纳既是地方长官,也是管理机构,拥有一定规模的军事力量,负责处理地方政务和征收赋税。建立官制的情况,《辽史·西辽始末》有明确记载,在北庭大会七州十八部后,耶律大石建立了自己的官僚体系。从其大臣的职务名称“六院司”“招讨使”“枢密使”等来看,西辽的官制是对辽北南面官制度的沿袭,是中央集权和属国制度在西辽的延续。],将兵权收归中央[参见:巴托尔德著,张丽译,《中亚历史:上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将汉字作为官方文字[吉尔吉斯斯坦近年出土了四枚西辽铜钱,形制如唐钱,印有“续兴元宝”的汉字。]。税收只向每户征收一个“第纳尔”,巴托尔德认为这就是中国的什一税。因为西辽的缘故,俄罗斯和中亚至今还以“契丹”(Китай)指称中国。

   元朝是中央集权政制,中央置中书省总理政务,地方设“行中书省”。文化上虽然各宗教并举,但政治上仍以儒法治国。其他三大蒙古汗国都是分封制,而忽必烈自1271年取《易经》“大哉乾元”改国号为“大元”后,就蜕变为中原王朝。元朝历代皇帝无不学儒尊孔,官僚汉制随之建立,用上了尊号、庙号、谥号等汉式名称,辅以都城、宫阙、朝仪、印玺、避讳等汉式典制[参见:张帆著,《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北大史学》,2001年第1期,第50-75页。]。

   清代的政治建构更不用说了,所有理论资源与制度安排都来自于中华文明[宣称复三代之治,在曲阜三跪九叩祭孔(康熙),积极学习儒家经典,掌握解经权;重构夷夏之辨,强调有德者为天下君,以“礼仪”而非“种族”别内外;多次南巡(康熙和乾隆)、赴明孝陵以三跪九叩大礼祭奠明太祖(康熙),安抚和笼络江南士人;在上层倡导孝道,在基层使乡约、宗族等组织重新趋于制度化。参见:杨念群著,《何处是“江南”》,三联书店,2010年版。]。

   草原族群建立的王朝那些风俗仪式不能说明什么。改变国家性质主要看治理体系。查理曼接受了“神圣罗马”加冕,也没有让加洛林王朝变成“罗马”,因为法兰克的治理体系不是罗马。相反,清朝剃发易服,理所当然也还是中国,因为它的治理体系就是中国。

   “华夏”与“内亚”,从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向前说,夏商周三代之中即有“内亚”。陕西石峁遗址出土了有很强欧亚草原风格的石雕人像和石城。殷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受草原族群风格影响的青铜器[典型的北方草原青铜器,有环首刀、兽首刀、铃首刀、铃首剑、銎纳斧、弓形车马器等等。参见: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甘肃礼县的秦公大墓显示,秦人族群中混合着大量羌人和氐人。向后说,号称“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明朝,实际蕴含着大量蒙古遗风。朱元璋诏书的语言风格就是元代的硬译公牍文体。明代皇帝也兼有草原可汗、藏人文殊菩萨和转轮圣王、伊斯兰教庇护者几种身份[钟焓:《简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以与清朝的类比为中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甚至连“明代汉服”也有元风[罗玮:《明代的蒙元服饰遗存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015年西汉海昏侯(废帝刘贺)墓出土了大量受匈奴文化影响的黄金陪葬与扭身羊纹饰的错金青铜马饰[马饰中的“当卢”上,有翻转身体张望的独角羊,更是欧亚草原经典图案,与匈奴大墓中的马饰高度相似。];2019年蒙古国高勒毛都匈奴王墓出土的鎏金银龙却是经典的“西汉之龙”形态。长城外的引弓之民与长城内的冠带之室,究竟是纯然陌生的他者,还是共享文明的近亲?

   用种族、宗教、风俗、神话去划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习惯。因为在他们的历史中,现代文官体制出现很晚,也少有政治整合社会的传统。近年西方强化“文化符号”和“身份政治”,给自己也带来了“部落政治”的分裂后果。福山反思说,“民主社会正断裂为按照日益狭窄的身份划分的碎片,这条路只会导致国家崩溃,以失败告终”。他呼吁一种“信条式国家身份”的国族认同,“这种认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个人特征、生活经验、历史纽带或宗教信仰上,而是围绕核心价值和信念建立的。这种观念的目的在于鼓励公民认同于他们国家的根本理念,并利用公共政策有意识地融合新成员”[参见:Francis Fukuyama.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2018,Vol.97,No.5.]

   (3)夷夏之辨与中华无外

   夷夏之辨,千载不休,至今仍引发“何为中国”的讨论。很多辩论者只搬出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来争吵,没有顾及历史的完整。

   最初的“夷夏之辨”来自《春秋公羊传》“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参见:《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北狄”是指导致齐桓公第一次尊王攘夷的“白狄”,“南夷”是指楚国。可到了战国,特别是到了秦汉,曾经的“华”与“夷”都变成了“编户齐民”,天下皆行王法,没有族群之别。

   第二次“华夷之辨”的高峰是南北朝,互称夷狄就是为争一个正统。到了唐朝,“华夷之辨”弱化了。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朝廷内外全是各族精英。之后的“安史之乱”是藩镇坐大而非民族问题。

   第三次高峰是宋朝。宋朝的经济文化达到巅峰,却无力统一。面对辽金和西夏的军事强势[如979年宋太宗伐北汉说:“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参见:《辽史·景宗纪下》。],宋朝只好自我固化来区分高低,真宗自导自演了天书封禅,士大夫也高扬“华夷之辨”[如程颐说“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以陆游、辛弃疾为代表的南宋诗词往往斥北方为“胡虏”“腥膻”等。参见:邱濬《大学衍义补》卷75。]。实则辽夏金全都吸收了汉文明,南北全都说同一种话。到了元朝,“华夷之辨”又淡了下来。所谓的“四等人制”至今仍存争议。

   第四次高峰是明朝中期。明初,朱元璋以反元复汉为号召,而一旦立国便立即承认元朝入主中原是“天命”,宣扬“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将忽必烈列入历代帝王庙与三皇五帝、两汉唐宋开国之君一同祭祀。只是在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后,明朝自尊心大受挫伤,才将忽必烈撤出庙外。

   第五次高峰是“明清易代”。自从康熙拜孔子后,历届清帝都彻底推行了汉文明。“华夷之辨”再度消解。

   夷夏之别以文化制度论。只要接受中华道统、法统、政统就可以得到天命,因为天下无外。“华夷之辨”的强弱,取决于国家的统与分。凡是分裂之世,各个族群都在“互称夷狄”;凡是统一王朝,当政者都致力于消融“华夷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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