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97 次 更新时间:2021-04-01 09: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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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  
共同之处只在一个基督教。欧洲的历史观由此从“一个罗马治世”走向“多族群分割世界”。

   而五胡政权的史观却与蛮族史观完全不同。不是族群隔离的“瓜分天下”,而是族群融合的“混一天下”[“世宗自克高平,常训兵讲武,思混一天下,及览其策,欣然听纳,由是平南之意益坚矣。”参见:《旧五代史·世宗纪二》。]。

   在族群认同上,欧洲蛮族史力图彻底切割本族群与罗马的关系,寻找自己族群遥远的始祖神话,证明自己是罗马世界的“外人”;而中国五胡史书都试图论证部族起源与华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绝大部分五胡君主都想从地缘血缘上自证为炎黄后裔,是华夏的亲人[刘渊是“汉氏之甥”——因为汉匈和亲(刘曜改称“出自夏后”——《史记》说匈奴是夏人之后),慕容氏是“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苻氏是“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姚氏是“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拓跋氏是“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宇文氏系“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参见相关《晋书》“载记”、《北史》“本纪”。]。

   在族群治理上,欧洲蛮族通过法律设置人为区隔,决不实行族群混居。而五胡政权从来提倡多族群混居。两汉时的游牧族群尚由酋长与汉廷官吏双重管理,而五胡自己发展出的人口政策,则是更彻底的大迁徙、大融合、大编户。五胡政权大规模移民竟达50余次[参见:村元佑著,《中国经济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68年版,第96-99页。],动辄百万,且都是在核心区域[匈奴之刘汉,迁徙了63万户汉、氐、羌人到首都(平阳、长安);羯人之后赵,迁徙了几百万汉、乌桓、鲜卑、巴、氐、羌等人口,安置在各个政治军事重镇;鲜卑之前燕,迁移了段氏、高句丽、宇文部、夫余、羯人,人口倍增至千万。氐人之前秦,把远方的鲜卑、乌桓、丁零等族迁至根据地关中,又将关中氐族15万户迁至关东“散居方镇”;羌人之后秦则将各地流人及雍、凉等边地人口迁往关中,达百万余口。详见《晋书》相关“载记”。]。北魏更彻底,直接喊出了“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口号,打破部族酋长制,实行编户齐民。

   在世界观上,欧洲蛮族史观坚持“种族”身份决定文明身份;而中国五胡史观则强调文明身份不由种族而由德行决定。五胡君主们最爱援引孟子那句“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只要德行福泽中国,都是中国的圣人”[“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平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参见:《孟子·离娄下》。],据此宣称,“帝业无常,唯德所授”。

   在统一问题上,欧洲蛮族史观认为罗马世界不应当是统一的,应当由多个种族分而治之。中国五胡史观则认为中华天下应当是统一的,不能分治,不管哪个族群当道,都把大一统当成政治终极目标。

   在政统建构上,欧洲蛮族史观并不热衷继承西罗马帝国遗产,更不去与东罗马争夺正统。中国五胡史观则用各种方法将政权置于中华王朝的正统序列之中,年年与南朝争正统。

   经300年不停歇地混居融合,胡汉族群最终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隋人与唐人。今日北方中国人,其血脉都是胡汉融合,即便是汉人也是商周时诸夏与周边各族群融合成的大族群。在这样的大融合中,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多方的互化。政权旋生旋灭,族群旋起旋落,由于任何族群上台都坚持混居融合政策,“汉人”数量也就越融越多了。由此又回到一个老问题,汉族血统基因当以哪朝为标准?因为中华民族大规模交融史早在2000年前就开始了。

   不理解这样的史观,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五胡君主虽然习俗上皆有祖风,但政治楷模却是汉人诸帝而不是自己的英雄祖先[石勒在言行上处处效仿刘邦。苻坚的榜样是超越“汉之二武”。古成诜鼓动姚苌起事以“汉、魏之兴也”为说辞(《晋书·姚苌载记》)。就连被权臣宇文护压制的周明帝宇文毓,也要用刘邦“大风歌”明志:“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举杯延故老,今闻歌大风”。]。不理解这样的史观,就不能理解五胡为什么不肯像法兰克那样与罗马分离,不管是强大还是弱小,非要以“华夷大一统”为理想[石勒听人读史,听到郦食其劝刘邦分封六国之后而大惊,听到张良阻止才安心;北魏雄主道武帝宣称要成就“《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魏书·太祖纪》);节闵帝也说“惭为万国首”“书轨一华戎”;赫连勃勃也以“四海未同,遗寇尚炽”而无可“谢责”,以复“大禹之业”立号为华夏之“夏”,以“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为寓意建立了首都“统万城”。]。

   如果说古日耳曼人习惯于“自由分居”,那么中华各族群则始终存有“天下之志”。伦巴第人面对东罗马皇帝的讥讽时,不过回嘴说,我们不稀罕当罗马人。可北魏人面对南朝的讥讽时,却回骂南朝为“岛夷”,称自己才是中华正统。因为北魏不仅据有中原,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移风易俗之典、礼乐宪章之盛”[ 参见:《洛阳伽蓝记》卷二。]。

   这不是一句虚话。从东晋末年刘裕篡位开始,出现了南朝大批知识分子“北奔”的现象。北魏后期把洛阳营造为上百平方公里的“大城”,如饥似渴地吸纳南朝官制、衣冠礼乐、书画文学,并加以创新[ 例如,孝文帝吸收南朝官制,又把九品官阶析出正从上下30级;北朝书法既有“雄强浑穆”的魏碑,又吸收“二王”而催生刚柔并济之美。]。经学上贯通南北的大儒明显多于南朝[68 北朝“义疏”之学结合章句(北)与义理(南),如刘献之《三礼大义》、徐遵明《春秋义章》等。]。以至于529年,南朝陈庆之打进洛阳后,与北人交游舌战后叹息道,南人总以为“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现在才知道“衣冠士族并在中原”。北朝是“礼仪富盛,人物殷阜”,自己是“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以“北人安可不重?”[参见:《洛阳伽蓝记》卷二。]。不仅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还要在文化上融合创新。五胡这样的气概,是欧洲古日耳曼人不可想象的。

   五胡成功了。北朝与南朝共同塑造了之后的隋唐文化。与汉朝文艺的朴拙简约相比,隋唐文艺更雄浑博大。北魏北齐和隋唐的石窟造像融合了犍陀罗艺术、笈多艺术与魏晋风度。隋唐的七部乐、九部乐,既有中原曲调(《清商伎》《文康伎》),也有北朝盛行的异域之乐(《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琵琶本诞生于西域,亦成为唐人表述心曲之物。北亚风和波斯风并没有被视为“异质”文化,而是受到了所有中华族群的热爱[以唐风做载体,这些来自北亚和西域的艺术传播到了整个东亚。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东渡日本成为雅乐,流传至今成为活化石;印度和西域流行的凹凸画法,在唐代被吴道子等画家汲取,并传到高丽和日本,奈良法隆寺的旧金堂壁画今犹可见。参见: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

   五胡是失去了自我,还是赢得了更大的自我?

   不理解这样的“天下之志”,就会把“族群融合”误解为“族群同化”,就会把“文化融合”误解为“文化挪用”。如果用欧洲民族主义狭窄范式来思考,就会永远在族群认同的政治文化里打转。

  

   第三章 中西比较

  

   (1)自治与郡县

   不同史观来自于不同文明。中国五胡弘扬了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欧洲蛮族则放大了罗马文明“分的逻辑”。

   罗马帝国虽有上层文官体系,但其本质仍是基层自治。之后的欧洲不管采纳何种政体,其国家治理框架都天然孕育着城市自治、族群自治、领主自治形态。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到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从中世纪早期城堡林立的封建王国,到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如威尼斯、热那亚);从按照“小共和国”方案建立的北美各州共和国,到欧洲按照“一族一国”模式建立的民族国家。

   不管什么时代,欧洲人的制度史观与价值认同中,基层自治都是核心密码。从塔西佗发现“蛮族人的自由”,到孟德斯鸠盛赞蛮族独立分居的性格[参见: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1页。],从基佐发现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地方自治传统的代议制精神[参见:弗朗索瓦?基佐著,张清津译,《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再到托克维尔考察的支撑美国民主的乡镇自治[托克维尔指出,法制,尤其是民情能使一个民主国家保持自由。英裔美国人的法制和民情是使他们强大起来的特殊原因和决定性因素。而美国人最主要的民情是乡镇自治。“乡镇制度既限制着多数的专制,又使人民养成爱好自由的习惯和掌握行使自由的艺术。”参见: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56页、第332页。],均如钱穆所言,“翻看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参见:钱穆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与之相比,中国无论建立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其国家治理的基础都是县乡两级基层政权[汉代时,地方的行政层级虽只有郡县两级,但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体系非常完备。郡太守和县令均由中央派遣。县的辖区又被分成不同的乡、里,由“三老”统辖,但只负责教化,不负责社会管理,具体工作则由啬夫、有秩、游徼来完成。啬夫和有秩负责征税、组织劳役和司法,游徼是事实上的派出所所长。乡下设亭,由“亭长”管理,维持法律与秩序、管理驿站兼警察职能。亭下置“里”,由里正管理。参见: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2页。]。正如芬纳所言,中国是现代形式的官僚机构“发明者”[参见: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2页。]。从秦汉缔造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以来,基层政权建设就被纳入中央派遣与管理的文官体系之中。虽然历史上也曾有极短暂的封建割据,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一直是主流。尽管中国留有一点封建制变体,如没有政治实权的食邑制度,如基层的官绅合作制度,但这些都是有限自治,国家权力早已嵌入社会结构各个细胞之中,不存在欧洲式基层自治。

   基层自治与基层政权,两套文明逻辑。

   从罗马的眼光看秦汉,会认为中央集权的弱点在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性叛乱容易蔓延成全国性暴乱。相比罗马历史上发生的叛乱都是地方性的(除了巴考底起义),这是基层自治的好处。芬纳就认为“威胁汉帝国生存的中国式农民起义,在罗马却从未发生过”[参见:芬纳著,马百亮、王震译,《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页。]。

从秦汉的眼光看罗马,会奇怪罗马之后的欧洲因种族宗教引起的文明冲突竟能绵延千年。4至6世纪,打了6次拜占庭与波斯战争;7到11世纪,打了400年阿拉伯与拜占庭战争;8到15世纪,打了800年西班牙基督教与穆斯林的战争;10到13世纪,进行了9次十字军东征;13到15世纪,打了拜占庭抗击奥斯曼战争、苏格兰抗英战争;1455年到1485年,爆发了全欧洲都卷入的30年宗教战争,几乎没有一个世纪是民族与宗教真正和解的。可以说,在“文治”方面,中华文明领先于整个古代世界。即便认为“罗马自治”更优越的芬纳,也不得不承认“汉帝国不同于其他国家与帝国(特别是罗马),它蔑视军事荣耀。它是一个衷心地反对军国主义的帝国。它的特点在于‘教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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