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9 次 更新时间:2007-01-06 00: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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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宏伟  

  

   斗争是中共在土地改革过程使用的一种“仪式”和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打垮地主的威风,提高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心和政治觉悟。本文探讨的是苏南土地改革时期乱斗、乱打情况的表现、特点、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一、苏南地区土改中批斗地主的斗争会

  

   中共军队1949年春渡过长江后,将原江苏省以长江为界分为苏北和苏南两个行政区。苏南地区长期以来由地主控制着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农民处在地主的威权之下,对地主或者仇恨不深,或者怀着畏惧心理。1950年到1951年间,中共在苏南发动了土地改革。土改开始前,农民有种种顾虑。例如,溧阳县竹簧区农民有以下想法:一是对土改高兴,但有顾虑,认为美国的飞机大炮厉害,担心打不过美国,害怕变天;二是怕特务暗害,如西沈乡一个群众说,“就怕白天我给他提了意见,晚上被他的的狗腿子杀害了”;三是有宗族观念,迷信思想,感觉斗争地主难为情,不愿斗争,如西沈乡农民王贵荣过去被地主王金香剥削得倾家荡产,在斗争前,他却说,“我不好意思斗他,我们是一笔写不出两个王来的本家。按他恶贯满盈,我应该斗他,但好坏天定”;四是土改不要斗争,政府下了命令分地就好了,如许庄乡一个农民说,“政府赶快下命令,把田分把我就行了,要斗争,我也不会说话”。[1] 吴江县群众怕斗争后地主报复,还怕出头做冤家以及斗争时不会说话。[2]

   当时中共意识到,要在农村建立稳固的政权,就必须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的权威及其对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统治,消除农民对地主阶级的畏惧心理,使农民从长期的麻木冷漠、胆小怕事的状态中清醒,焕发出农民参与土地改革的激情和热情。为此,组织大大小小、轰轰烈烈的斗争会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从昆山县的数据可了解当时斗争会的规模。该县共组织1,352次斗争会,每次批斗五到六个地主,参加斗争的群众为856,000人(一般每个农民参加过3至4次)。该县在乡地主1,751户(城内655户未计算在内),每户平均经过3至4次斗争会。[3] 据统计,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其中全乡性11,274次、数乡联合1,709次、全区性609次、全县性17次,被斗争人数28,234人。[4]

  

   二、苏南土地改革时期的乱斗乱打现象

  

   苏南从1950年7月开始土改的典型试验,9月在局部地区展开。在这两个时期,采取的是“谨慎小心、稳步前进”的方针,干部群众的态度和行为较为温和。斗争地主时一般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虽然也有打人的情形,但并不普遍。乱斗乱打现象主要发生在苏南土改全面展开的初期,即1950年12月至1950年1月间,约20天左右,这不是局部的个别现象,而是发生在苏南的很多乡村。在全苏南的2,741个乡中,普遍乱斗乱打的乡就达200个以上。[5]

   苏南土地改革时期的乱斗乱打现象主要有如下表现和特点。

   首先,斗争会不是说理而是斗力斗蛮,斗打的花样繁多,血腥味甚浓。主要有吊、跪、绑、坐老虎凳、蹲水缸、剥衣服、浇冷水、爬、变狗叫、在头上压石头、烧阴毛、戳乳房、吃雪等。

   据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土地改革检查队(以下简称“检查队”)的统计: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起来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丹徒县炭诸乡等3个乡斗争的40人中,有26人一上台就跪,被剥掉衣服,有10人被剥光了衣服;太仓县浮北乡斗争时按照跪、剥衣服、浇冷水、蹲水缸、上老虎凳的套路,连2个60岁左右的老太太也被迫蹲水缸。[6]

   武进县在斗争过程中乱抓乱打的现象较普遍,不说理,而是上老虎凳、浇凉水、跪石子。[7] 武进县百大区斗一个妇女时烧阴毛,潢里区斗一个妇女时逼她脱光衣服在台上爬。[8] 据《苏南土改通报》记载,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江阴县斗争狗腿子时,要求狗腿子学狗叫、学狗爬、学狗啃骨头;嘉定县马陆区7个乡斗争36人,其中31人被打,10人被剥光衣服浇冷水,30人跪下;上海县的塘湾乡斗争4人,全坐老虎凳;常熟县还发生了割妇女乳头的事。有的地方还把石头放在斗争对象头上,把雪放在斗争对象身上或要求斗争对象吃雪。[9] 无锡县各地的斗争方式除了绑、打、剥、跪、爬较普遍外,还有戴石臼、吃牛屎、学狗叫、吃雪等。[11] 1951年9月江阴县委在总结时说,上面放手,下面变成了撒手,普遍产生有斗必打,有斗必跪,脱衣服、浇冷水、吊等等。[12]

   其次,将斗争打击的对象扩大到农村各阶层。高淳县龙井乡斗争的40人中,有地主19人、富农9人、中农8人、贫农4人。[13] 1951年1月28日的《苏南土改情况》报导,高淳县固城区安新乡中农赵仲生因秋征时拖欠公粮,民兵将其母子绑起来,吊了一夜;游子乡赵公庙抓了2个贫农到人民法庭去,说他俩是“恶霸”,要求关到土改结束,原因是地主嫁女儿去吃了酒;沛桥、双山、固城等乡都有斗妇女“腐化”的。此外,很多小偷、狗腿子都被斗,有的被送到人民法庭关了起来。[14]

   据“检查队”调查,高淳县游山、北达、漆桥3个乡斗了地主74人、富农11人、小土地出租者5人、中农4人、狗腿子4人、立场不稳的干部10人、游民10人,其中被打的人包括地主61人、富农11人、小土地出租者3人、干部2人、游民8人;东埃乡的斗争会上2名手工业者、3名中农、1名贫农被打。丹徒县葛角乡、均益乡斗争地主22人、中农17人、贫农3人、工商业者4人。武进县一个乡所斗的32人中只有9人是地主,其余为富农、中农、小土地出租者和工商业者。常熟县斗了18个伪保长,大部分是中农。个别地方还斗学生,比如,太仓县浮北乡地主子弟曹念春不到17岁,读初中三年级,也被抓回斗争。[15] 溧阳县南渡区7个乡联合斗争蒋廷监、蒋梅方,2人均非地主,蒋廷监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材料不实,主要罪行均属推测,蒋梅方是叛徒,与土改无关,本无必要组织斗争;狄贞元按其情形是不应杀的,但干部及群众要求杀他,结果在斗争会上一口一个杀字。群众也不是仇恨到如此程度,而是随便妄动地呼口号。[16] 无锡县斗错了182人。[17]

   再次,遭斗争的人数众多,其中部分人被打死。例如,仅镇江专区被斗争者即达7,563人,其中有6,772人被打,被打者占斗争对象的89.54%。[18] 据“检查队”的不完全统计,松江专区奉贤县5个乡斗争245人,打了其中的218人;嘉定县马陆区被斗36人,其中被打者31人;江阴县沈舍乡在26次斗争中被打死的3人,打得半死的4人,被小打的169人;宜兴县寺前乡斗72人;武进县遥观乡斗了4人,打3人。[19] 无锡县遭到跪、冻、打的有872人。[20] 青浦县龙固区在1950年11月1日至3日就打死17人。[21] 据苏南农民协会不完全统计,苏南在斗争中一共打死60人,其中镇江专区4人、常州专区6人、松江专区50人。[22] 实际上,被打死的不止此数。据“检查队”调查,仅常州专区江阴县长泾乡就打死18人,金坛县打死2人。[23]

   第四,有些地方借斗争敲诈勒索。例如,句容县戴亭乡三村村干部与部分群众找一些稍有剥削的人家及过去放高利贷者(多是富农、中农及顽伪人员)斗争清算。他们带着敲竹杠的口气说:“过去你们放高利贷剥削人家,现在要你们将这些剥削的粮食退出来,不退就要斗你们,捆你们起来。”段凤生(伪乡长)、田慎元(中农)怕遭到斗争,首先拿出稻子来,其他5户受此影响也仿效,计有富农贾海拿出600斤(被要2,000斤)、中农段元才400斤(被要800斤)、段凤生1,200斤、田慎元1,312斤,7户共拿出8,198斤。该村干部又将过去曾放高利贷者,不论富农、中农共10余户的田契都收走。[24] 太仓县双凤区在少数积极分子包办下,普遍以剥衣、跪、在身上放冰块、打等野蛮办法强迫地主承诺多交粮食,不承认斗争会就不结束。太仓县太平乡地主王吕生被吊后自认140担,顾清道被剥衣后承认52.6担。太仓县一些地方选择斗争对象时主要看谁家富裕,能拿出粮食来。[25]

   据苏南农民协会统计,在斗争期间苏南共有293人自杀,其中镇江专区97人、苏州专区81人、常州专区59人、松江专区22人、无锡县24人。[26] 这些自杀者中,有些地主可能是畏罪自杀;有些地主感到土地财产被没收了,生活没有出路了;但更多的自杀者是被乱斗乱打的气氛所吓倒,害怕在斗争中被折磨而自杀。比如,江阴县有2个女地主因怕斗争而上吊自杀。[27] 武进县在斗争中吓死及与斗争有关而自杀的有20人。[28] 宜兴县在斗争中造成地主23人自杀。[29] 溧阳县在土改中有26人自杀,其中地主14人、小土地出租者2人、富农1人、中农3人、贫农5人、其他成分1人。[30] 溧水县在土改期间有27人自杀,其中绝大部分为地主,不少是因为害怕斗争或在斗争被清算而自杀。[31]

  

   三、干部在乱斗乱打过程中的作用

  

   斗争会上的打人者既有干部也有群众,往往是干部指示打、默认打,甚至带头打,有的地区还进行斗争和打人比赛。许多干部指示并动员农民打人,认为不打就是缺陷。武进县一个区提出,“干部不能打,群众可打”。武进县一个区委副书记在农代会上说:“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有苦诉苦,有冤诉冤。”嘉定县一个区的审判会上,有个干部吹着口哨要求诉苦人打人,最后喊道,“不打就是包庇”。主持这次会的区委书记对向他提意见的“检查队”的干部说:“要群众斗争规规矩矩是不可能的。”[32] 嘉定县合村乡乡长在斗争会上喊:“地主老实不老实?”群众答:“不!”乡长又喊:“怎么办?”群众说:“打!”这样就打起来了。[33] 嘉定县北营乡开庭审判时一个村干部在群众中喊:“要不要打嘴巴?”有的群众答:“要!”他又喊:“打几个?”群众答:“打两个!”他喊:“要谁打?”群众答:“要诉苦人打!”台上的干部对诉苦人说:“群众要你打,你就打!”诉苦人说:“我从未打过人,我不打。”干部继续喊打,诉苦人才打了地主两个嘴巴。干部要求继续打,甚至喊:“不打是包庇!”[34] 高淳县下坝乡一干部在斗争时号召:“欢迎某某上来斗争!欢迎某某上来打!”[35] 无锡县一个区干部指示群众把伪保长15岁的儿子及老婆吊打,脚上挂石头,弄得他们死去活来。[36] 昆山县农会主任在斗争前布置:我一翻眼,你们就准备;我一合眼,你们就绑;我再一翻眼,你们就动手打;我手一摆,你们就停止。[37] 江阴县有一个区的区长拿棍子在万人大会动员群众打,要求每个诉苦人都要打,造成群众不敢上台诉苦。[38] 还有些干部甚至强迫群众斗争地主。丹徒县高桥区三洲乡干部竟提出,“斗争中有两条路线,一条斗争地主,一条同情地主”,以此要挟群众去斗争地主。不少地方甚至用“不斗争是包庇”、“不斗争要吃官司”来强迫群众斗争地主。[39]

干部们比较保守的做法是暗示群众去打人,或默许打人的作法。江宁县第四区的干部奚若有对群众说:“我们在这里不要打,走后再打。”[40] 无锡县一些干部对群众说:“你们打我不管,只要你们不要说我叫打就行。”甚至有的干部在群众会上说:“我不能布置你们打,你们自发地打,我也不制止。”[41] 嘉定县一次斗争会打死2人,县委认为“打得好”。[42] 青浦县群众对干部说:“我要打死某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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