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荣:美国的帝国—国家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7 次 更新时间:2021-03-29 12: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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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荣  
另一方面则是启蒙式的理想主义,宪法框架实施着绝对的约束,迫使美国的帝国秩序诉求只能在这种矛盾组合当中不断游移,直至恶果酿成而不得不选择“提早抽身”。这一切都使得美国式的“自由帝国”同不列颠自由帝国形成了鲜明的悖反。

   回避国际责任的典型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国际霸权,另一种就是“孤立主义”;美国的世界主义政策毫无疑问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不断变幻摇摆;这只是表面上的极化态度,实质上二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由杰斐逊主义及其帝国观念化育而出。美国当然能理解经济互惠和经济援助的力量,以及纯粹的军事力量;然而,人类事务,特别是国际事务,所蕴含的动机却是极度复杂,这一切并非美国的简单思维能够理解,这其中更更涵涉了族群、文化、传统、希望、恐惧以及嫉恨等等无穷无尽的元素,这些恰恰是当今世界各国内部团结和对外政策的根基。处于此种格局中的美国准备以致命的武器和绝对的实力为装备以及巨大的经济援助能力,接受并执行托马斯·潘恩曾经称之为“全人类的事业”;但是当这一事业进入“国家建设”的轨道并遭遇美国所不愿理解的“他者”文化力量的挑战之时,美国也随时准备脱离建设轨道。显然,这一事业、此种做法,并非杰斐逊式的共和帝国事业,也不是伯克或者麦考莱式的自由帝国事业,而且也缺乏对自由帝国观念的历史性同情和实质性了解。正如乔治·凯南在《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的开篇所论:“我确实认为,早期的美国政治家们在处理国家事务时,一般来说比我们这代人对自己的企图有更好的认识,至少是一个更为明确的认识。”凯南进一步阐释了美国外交的哲学基础:“我们不像俄国人那样,我们手里没有拿着改造社会的专利药品,以便随时把它介绍给所有前来求医的人去治疗一切病症。我们只是对我们的社会怀有某些信念。我们关怀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实现这些信念。我们关怀的是,我们的国外环境是否尽可能地有利于这种过程的进展。我们执行的外交事务就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仅此而已。”此种外交哲学中的现实主义和国家利益诉求只是表层事实,穿透这些事实,便不难见出背后的“宪法”潜流,这正是长久以来美国宪法框架所能容许的外交哲学,依据此种外交哲学,凯南对建国以来的帝国历程作出了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解释:“美国政治家们在十九世纪初期非常坦率地和非常自信地处理了实力这一现实问题。他们正确地认识到,欧洲国家不受我们保护,不重视我国制度的价值,忽视我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和繁荣的重要性。他们有理由害怕欧洲国家在新大陆玩弄阴谋诡计。他们用很大的力量来遏制欧洲国家对我国领土的野心。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我国的主权扩张到太平洋边,以防止欧洲国家在西部领土插足。”将美国的帝国历程处理为一个实力问题之后,凯南便直指问题的要害,要求美国人摒弃世界秩序问题上“不切实际”的帝国承诺,回归宪法框架,对于那些“失去了对外交政策实质的感觉”的人,凯南直陈其英式帝国幻想的实质,并评论说:“一种由我们社会的原本目的所导致的形势,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他们了。和其他方面一样,浪漫主义精神在这方面攫住了他们。他们毕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子孙,各方面都容易在见解上受到稀奇古怪的铺张和虚浮的影响。他们希望把他们的建筑物弄得富丽堂皇、浮而不实和过度装饰。同样地,我相信他们要把他们的政治策略弄得显赫而不切实际,并且只强调外表而不注重内在的实质。结果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那时我们美国人不再满足于做普普通通的人。我们那时是想要显得骄傲、高贵和举足轻重。”显然,不应当仅仅在“遏制”战略的背景下来理解凯南所谓的“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因为这样的“现实”也正是“严格解释”的美国宪法所阐发并支持的“现实”。

   另一方面,美国宪法要求放弃世界秩序领域的英国式的承诺和建设模式,这意味着美国宪法将维持汉密尔顿-杰斐逊式的张力和矛盾格局,只要这一格局不被突破,美国就不会像罗马帝国、法兰西帝国和大英帝国那样,将自身的生命力纳入自我耗竭的帝国轨道当中;这同时也意味着在美国主导的这种自由帝国格局中,没有哪个民族或者国家会天然地安享高卢或者印度那样的优惠地位。这就如同尼布尔在评说“美国历史之反讽”的时候总结的那样:“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的美德同旧世界的罪恶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总是担心倘若我们陷入世界政治纷争的泥潭,我们的纯洁就会遭到玷污,正是这样的意识和感受,令我们在本来就极为可怜的审慎之外,更是平添了精神上的虚荣,令我们的责任意识更形薄弱。”很显然,正是这种杰斐逊式的“自我纯洁”意识,令美国的理想主义者、犬儒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顺利合流,共同促成并推行一种习以为常的不负责任的强权政策;很显然,除非美利坚理想主义真正认肯并接纳如下历史实情: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努力和奋斗都是相当有局限的,因为人类智慧和德性本身就是非常有局限的,同时,一切的权力结构都不牢靠,一切的人类德性都融合了善恶;否则今日世界便不会有“世界主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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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大学政治哲学评论》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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