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活力所展现的前景不仅仅是杰斐逊共和党人的弗吉尼亚前景，也是美国自身的帝国前景；正如杰斐逊及其共和党人设想和预见的那样，西部充分发挥出了平民主义和乡村保守主义的双重政治功能，在19世纪后半叶相当长的时间内深深影响并改组了美国的票选格局，在不断对抗并克服英式自由帝国沉重经验的过程中，使杰斐逊的共和帝国观念顽强地维系着经验上的存在，在肯尼迪“新边疆”演说诞生之前，西部可谓一直矗立在“美国梦”的最前沿。然而，杰斐逊共和帝国和自由帝国的观念是不可能完全付诸实施的，目的通常要因为手段而有所调整、有所妥协，对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汉密尔顿的联邦主义阵营无疑有着更为现实主义的透彻认知，也有着更强的执行力。汉密尔顿深谙亚当.斯密，并且就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深表信服，但只要他进入经济政策领域，比如发表于1791年的著名《工业报告》以及关于合众国银行及其货币体系问题、公债问题等，他就立刻呈现出反斯密主义的不妥协态势，以致于李斯特正是从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中以不自知的扭曲方式推演出一套二十世纪意义上的“国民经济”纲要，这一纲要既是一种理论表达，也包含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政策体系。正如熊彼特评论的那样：“汉密尔顿是个出类拔萃的经济政策执行者，认为与其用一知半解的知识来取悦某些听众，不如多学习点分析经济学。他很熟悉斯密派经济学（不仅仅是斯密本人的经济学），事实上熟悉得可以根据自己对实际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看法来改造这种经济学，熟悉得觉察到了这种经济学的局限性。”简言之，好的经济政策家往往并非好的经济理论家，反之亦然。在这方面，杰斐逊将汉密尔顿比之于沃尔波，这并非没有道理，只是双方缺乏进行真实交流的意愿，在18世纪末新大陆宪法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期，帝国语言和国家语言之间似乎是难以沟通的。

　　 托克维尔在杰克逊时代游历美国之时，对美国的州权体制和地方自治推崇备至，并第一个阐发了这一制度本身所包涵着的宪法尊严和独特的道德意涵，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一道德意涵是古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并没有将任何一个州描述为一个共和国。显然，托克维尔眼中的美国仅仅是杰克逊时代美国辉格党眼中的美国，他所塑造的州权和地方自治体制完全截然背离了杰斐逊对弗吉尼亚所作出的“共和国”式的设想，杰斐逊的共和各州，实质上就是他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联合体制在北美大陆的展开就如同一个庞大的瑞士联邦体系，所不同的是，这一“共和国”的联合体制是带有强烈的扩张主义诉求和帝国诉求的，共和各州实际上只有置于一个无限扩张的共和帝国格局当中才能获取政治、道德上的普遍意义；弗吉尼亚正因其在帝国范围内边界狭小，才显示出十足的分量，因为共和各州可以借助普遍而互惠的经济和贸易交往，完成共和帝国普遍性的文明使命。因此，杰斐逊对于弗吉尼亚的刻画是依托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以及法学语言进行的，《西北土地法令》所构筑的“绝对财产权帝国”正是一个理想化的弗吉尼亚共和国所产生的帝国认同感在西部的道成肉身。托克维尔对同一体制的刻画完全祛除了杰斐逊和华盛顿论章中的那种洛克主义和法学理智的诉求，转而单纯展示其中几近乡土气息的道德意涵，启蒙原则所支配的扩张主义的帝国景观在托克维尔这里转变成了一种基于乡土保守主义和乡愁原则的纯粹文化景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卡尔霍恩正是托克维尔的真正继承者，他将基于“单一主权”原则的州权从宪法领域推进到文化领域，将触发南北战争的宪法论争转化为一场俾斯麦式的“文化斗争”。当阿克顿遵循卡尔霍恩的思路，将这场“文化斗争”中的南方作为宪法上的“少数派”予以认同的时候，历史上常常发生的事情于是就不可避免了：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将演变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实际上，美国成立之初的七十年间，外交政策更支持欧洲殖民帝国的方式，而并非杰斐逊式的共和帝国体系。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就是南方种植园势力创建一个奴隶制帝国的尝试，这样的帝国一旦获得成功，就将会是一个以秩序和等级为基础价值诉求的“正式帝国”，很显然，一个奴隶制帝国的首要考虑并非杰斐逊式的扩张主义和包容性，而是一个稳固的安全边界。这可说是历史的十足讽刺，美国1776年帝国精神惟一一次历史性尝试是由奴隶制势力依据完全背反于1776年精神的原则进行的，那是一个“正式帝国”，一个返祖式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翻版。从墨西哥危机到1860年林肯当选，州权在这段对于共和帝国观念至关重要的时期，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在这段时期，任何在野派政治势力都在呼吁州权。南方势力在19世纪的整个五十年代都牢牢掌控着联邦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并因为北方民主党人的软弱而掌控了立法机构。因此，这一时期的南方势力严厉反对州权。1857年的坦尼判决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1860年大选因民主党自身的分裂以及共和党人强有力的领导，而让林肯获得了总统职位，此时，南方分离主义势力便立刻开始主张限制联邦权力并呼吁州权。

　　 内战结束之后，民主党沦为少数党，甚至直到罗斯福时代都无法获得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政党领袖和一份拥有广泛民众诉求的政纲，造成此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主党的众多成员和地区性领导人并不从内心里认同这次战争。因此，他们从内战期间就开始称呼民主党为“白人的政党”，而将对手讽刺为“黑色共和党”。由于共和党人控制着南方重建，对南方重建的攻击也就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事实上，重建失败的主因并不能归于共和党人，相反，失败的主因恰恰在于南方白人，尤其是前邦联种族主义势力的暴力，这种暴力的强烈程度和普遍程度使得白人暴力问题超越公平施政问题，成为重建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然而，从19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主流历史作品，包括教科书在内，实际上都回避了白人暴力问题，转而将重建描绘成一副共和党人高压切独断统治的画面，“提包客”几乎成为重建的代名词，并获得了普遍的文学感染力。

　　 实质上，南方重建同样是一场杰斐逊所谓的“灵魂战争”，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重建实质上是一场德国人的灵魂战争一样。结局则大不相同，在美国，南方种族主义者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汤姆叔叔则变成了出卖国家灵魂的糊涂蛋或者背叛者。最终，征服者反被被征服者征服。战前旧南方“月光温柔、木兰盛开”的日子显然并未随风而逝，而是转身征服了美国主流社会，成为“白人社会”借以实施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最有力工具，州权论战时代的宪法语言借助白人社会的主流情感渠道，迅速转化成为文化语言；杰斐逊和道格拉斯基于启蒙理性或者选举意志的州权，也在1890年代迅速转变为以宪法“少数派”观念为基础的保守语言，甚至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乡土语言。当货币和关税斗争在1890年代趋于消散之后，历史教科书方面关于内战起因的主流说法，为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认同开拓出了教育上的空间：“南方以‘州权’为由脱离联邦。它们认为，每个州自愿加入联邦；宪法是独立州之间的契约。现在，全国政府违背了这一契约——它拒绝推行《逃亡奴隶法案》，否定南方诸州在那些新领地享有平等权利，因此，这些州就有理由退出联邦。”看起来，州权及其地方性的保守道德意涵似乎成为了这场战争传递给美国人的惟一的值得珍视之物，依据此种文化景观，南北战争的惟一意义不过是一场共和党人意图借助黑人选票扩容票仓的阴谋。重建失败之后，最能触动美国主流社会心灵的东西不再是杰斐逊或者汉密尔顿的宪法语言，而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文学语言：“以前的庄稼汉发现自己突然上升到权势的宝座。他们像一些耍小聪明的生灵一样颐指气使。他们像猴子或顽童一样，把玩着自己手中的宝物，但无法理解其价值。他们疯狂了，要么是因为破坏所带来的快感，要么是出于纯粹的无知。”这同1830和1840年代辉格党的绅士和精英对杰克逊平民体制的攻击显示出令人震惊的一致性。来自哈佛的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对发生在这一关键时期的宪法和文化转变，给出了最切合实情的平价：“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不能把我们内战期间或之后的那些经验用于启迪和提升人类了。”

　　 四、反帝国的帝国

　　 亨利.亚当斯以“民主信条的衰解”来命名民主政治从约翰.昆西.亚当斯时代向着布莱恩时代的变迁。在信中，他敏锐地感觉到，1870年代崛起的平民主义大有可能在剥夺特权精英阶层的政治能量之后，在美国塑造出一种凯撒主义的民主政治形态，若如此，则美国的民主承诺将从传统的精英主义承诺转变为平民主义承诺，由此将分权制衡的传统宪法体制以及杰斐逊的多元化的共和帝国承诺，改造成将为一种基于普遍帝国的前景和承诺。随遇而安的不可知论，这是凯撒主义时代诸如塔西佗、普林尼这样的传统文化精英们的普遍心态；同布莱恩时代的美国社会特权精英阶层一样，基于等级论的多样性诉求也曾经是共和晚期罗马精英阶层在遭遇凯撒主义镇压之时的一致反应。的确，南北战争后，民主深化的趋势不可阻挡。社会同质化和身份平等是互为表里的历史进程，舆论的专制是这一过程自然而然的副产品。如果舆论专制和多数暴政相结合，宪政自由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并非没有机会展示出凯撒主义的政治能量，这个时期才是美国所经历过的真正的“宪法危机”。

　　 不过，在内政方面，最终胜出的仍然是麦迪逊关于多元利益体系的现实主义构想。新的大众政党机器所操控的大众民主体制，在美国绝少有机会越出宪法所设定的终极框架，相反，即便是两个全国性的政党也都必须以地区性的存在作为生存基础，就如同同样的情形使得19世纪后半叶崛起的工人运动沉降为地区性的、零散化的纯经济吁求，无法形成统一性的阶级意识一样，美国的大众政党最终也只能接受来自宪法的同化力量。亨利·亚当斯一度深为忧虑的美国的罗马化也正是爱德华·吉本在两百年前担忧过的。不过，对美国宪法有着更深彻领悟的林肯却很清楚，美国宪法是不会给凯撒主义留下任何的发育和生存空间的。

　　 正是美国的此种宪法状态以及宪法在美国无可挑战的“公民宗教”地位，使得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只有暂时性的外交政策，却无法诞生一种系统且稳定的帝国政策；从海外扩张早期阶段的菲律宾事件直到9.11之后的中东政策，都毫无例外地揭示出美国外交的目光短浅而非灵活多变。实质上，20世纪之初，西奥多·罗斯福“门罗主义推论”就门罗主义所作的扩张主义解释，就已经引发了众多含混不清的赞同和反对之声，种种意见来自宪法的各个角落，既能表达美国自身的历史智慧，也都能呈现出各自的宪法根基；杰斐逊派、州权派、“严格解释”的参议院宪法派、国家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以及纯粹的乌托邦主义者都置身其中，参与并分享属于自身的宪法力量，各派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共同的国际视野可言，从中断无可能熔铸一份以长期承诺为基础的统一的美国帝国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参议院否决威尔逊的国联提案之时，世人，尤其是欧洲，想当然地认为美国自私地放弃了对国际事务的担当和保证，并退回到华盛顿式的孤立主义告诫当中。参议院则提醒欧洲，尤其是自感遭到抛弃的法国，要求他们多了解了解美国宪法，此言不虚。事实上，威尔逊事件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帝国脉络中享有独一无二的里程碑地位，乃是因为这一事件并非标示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倒退，而是揭示出美国外交及其世界秩序诉求不可能脱离宪法框架，获得任何意义上的独立地位，尽管美国较之罗马和英国都拥有更大的实力给予世界秩序以长期和稳定的承诺和保证。此种局面之下，美国若不能借助“直接诉求人民”的方式来建立一种凯撒主义的政治结构，从而颠覆当前的宪法体制，便无法在帝国秩序建设方面获得实质上的突破。

同罗马的普遍公民权帝国或者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相比，美国帝国秩序就其极限而论，也只能称得上是“非正式帝国”或者“自由帝国”。人们也习惯于称呼东印度公司大改组之后的不列颠帝国为“自由帝国”或者“非正式帝国”，不过，在面对当今世界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的现代民族主义之时，美国并没有展示出类似格莱斯顿那种对于民族自决原则的系统性宽容，也没有展示出吉卜林-张伯伦式的统一性的高压，相反，支配美国政策的仍然是汉密尔顿-杰斐逊式的矛盾组合，一方面是至深的国家利益考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