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荣:美国的帝国—国家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7 次 更新时间:2021-03-29 12: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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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荣  
就基础性的经济层面而言,惟一切实的解决之道就是通过刺激一个国内的需求来渡过亚洲后重商主义时代的需求危机。但是作为长远的解决之道,一个世界大国必须通过提升国内民主议程的政治地位,由此获取必要的权力积累来遏制甚至打破资本无限积累的灾难性全球循环体系。因此,就“民生经济”进行充分的历史性阐释,不但是一个大国的战略定力的根本所在,也是一个大国的全球责任所系。

   三、帝国语言与国家语言的纠缠与混乱

   此种局面之下,不论当前的这个自由帝国获得何等强有力的重申,各国,尤其是各大国,都将会固守关税、配额以及大规模补贴都传统的内部保护手段,至少他们不会放弃。从185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严格说来是欧洲传统帝国模式中的大国强制力塑造了全球性的经济开放格局,大英帝国自身的实力和榜样在其中发挥着轴心作用,以致于凯恩斯在《论民族经济》一文中不得不提出抱怨,认为南罗德西亚在伦敦资本市场可以很轻易地获得一份无担保贷款,条件之优厚甚至不次于英国自身的战争贷款;凯恩斯更为深刻地意识到帝国语言和国家语言在经济领域所发生的这种冲撞,而英国在此类事情上往往是秉持帝国眼光和帝国优先权。很显然,一个自由帝国,在今天无疑获得了较之以往都更大的历史空间,有关“美国衰落”的预言从19世纪初墨西哥危机期间一直到今天都一再出现,但美国是这个自由帝国的惟一的决定性力量,这一点也一直都是不争的事实,有鉴于此,自由帝国能否在当今时代将展现出怎样的前景,确切地说,将满足人们怎样的预期,这都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具备担当这一自由帝国的长期决心和意志。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考量,令我们不得不追根溯源,看一看杰斐逊主义在这其中是怎样扮演决定性角色的。

   《弗吉尼亚记事》实质上意在阐明同联邦党人的国家主义诉求截然对立的“帝国”意涵,对杰斐逊来说,充分领悟这个“帝国”,也就是充分领悟1776年独立战争的意义。《记事》一文首先阐明了单立且规模渺小的弗吉尼亚何以在联邦、北美大陆乃至世界立足的问题。杰斐逊首先对小共和国无以自立的传统欧洲殖民帝国观念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太阳底下会有新东西”,这个“新东西”就是一系列小共和够依托联邦制原则所组建的“大共和国”,杰斐逊在此并非为了简单地回应麦迪逊的“大共和国”理论,相反,他指出,像弗吉尼亚这样单立的州,正因其地理边界的狭小反而可以在以州权为基础的联邦体系中获得无限的机会。平等且普遍的州权体系在最终摆脱了宗主国的不平等贸易条件或者在摆脱了某种中心控制权力强加的掠夺性框架之后,就能够在彼此间执行启蒙原则所倡导的互利互惠经济体系。显然,前者所攻击的是不列颠第一帝国的殖民体系,后者所攻击的是汉密尔顿依托战争偿债计划而构建的带有强烈国家主义诉求的财政体系和合众国银行体系。在汉密尔顿看来,这两者没有区别,因为他们在本质上都依托传统殖民帝国不平等的剥削原则。杰斐逊将不列颠帝国视为一个繁复的等级制体系且充斥着保守文化的浓烟,令人反感的人为分化是这个传统帝国的本质所在。这一切完全背离了启蒙原则。杰斐逊敏锐的历史感触使他意识到,汉密尔顿的财政和银行体系实际上是在模仿罗伯特·沃尔波于18世纪上半叶在英格兰创立的那种以等级和保守著称的政治-经济综合体,而这个综合体正是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实力源泉。这个令人厌恶的殖民帝国的影响力正在通过英国资本和贷款的渠道在北美大陆迅速扩散,并很快就会在北美建立起一个庞大且强大的依附集团,即便农村地区也不例外。汉密尔顿的合众国银行无疑为这些依附于殖民帝国的“权贵”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制度和宪法保障,联邦党人的国家主义权力中心正是为这批人服务的。

   杰斐逊时常遭遇的亲法反英的政治指控并非没有道理,不过,这一点应当从美利坚自身的宪法斗争来理解,而不能以对外政治关系为参照框架;詹姆斯·布赖斯对杰斐逊及其民主共和党的政治诉求和政治情感是有公正之论的:“同不列颠体制的根本性差异,人们普遍认为是1787年的现实境况制造的必然性,因为制宪者们必须去保障州权,因此才不得不对联邦政府之权能实施限制。然而,实情并非这样,即便没有州权需要保障,也不妨试想一下,美利坚人民对于他们选任的统治者对充满警觉的,同时,人民也担心联邦政府的某个权力机构藉由权力吸纳机制来篡取权力,此外,人民也急切地想要为公民之基本权利提供保证,免受来自行政官员或者立法机构的潜在侵害,正如同法国大革命早期阶段的立宪行动表明的那样,这一切的元素最终都导致了一部最高至高宪法或者说是根本大法的创制,制宪者们将这样一部宪法置于全国性的立法机构之上,据此对立法机构实施控制。实际上,北美殖民地章程当中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根本大法,此种至高宪法随后融入了各州的宪法当中;因此,在创立这部全国性宪法之时,制宪者们当然会遵循这样的先例,这样的先例的确是很珍贵的。”

   经历了成功的1800年革命之后,杰斐逊对共和帝国的前景充满信心。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令联邦党人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过度扩张会对联邦安全产生威胁,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杰斐逊从相反的角度看待问题,他认为以小共和国为单位的这种联合,在共和原则以及和谐利益纽带的支撑之下,将能够容纳共和州的无限制扩张;一旦彻底摆脱宗主国或者联邦党人的中心控制权力,这个共和帝国无论在幅员、公民凝聚力以及资源能力方面,都将超越专制且奉行等级制原则的大英帝国;路易斯安那购买案在杰斐逊看来,意味着共和帝国无可抗拒的扩张力。在此种观念之下,1776年的革命也就可以在共和帝国观念中得到最终的理解和定型,换言之,1776年的革命使得强大切中央化的权力变得没有必要而且危险,不仅为害共和式的公民道德,更威胁到联邦自身的安全以及帝国使命。相反,联邦党人认为,1776年赢得的独立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开端,而非共和帝国的开端,路易斯安那之并购无疑将招致联邦纽带的松懈;尽管独立各州已经展示出帝国的规模,但考虑到日后必定要同欧洲强大的民族国家进行竞争,惟一的可行之道便只能是模仿欧洲强国。共和帝国的原则所秉持的去中心化、去宗主国原则,使得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只能诉求州权体系,这样一个不依托中央权威的帝国是不可能得到维持的;选项是:要么接受一个宗主国体制的帝国,像大英帝国那样,要么就接受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考虑到这个刚刚独立的政治联合体实际上的二流地位,后者实际上是必然的选择,“帝国”观念本身就完全不合时宜,遑论共和帝国或者自由帝国。共和帝国的强烈的扩张主义诉求将超出国家整合的能力范围。对此,共和党人视为欧洲殖民帝国的强制模式,1776年美国人所摧毁的正是这样的模式,联邦党人在19世纪初仍然坚持此种做法,只能说明他们是亲英主义者。共和帝国或者自由帝国的倡导者们所坚持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启蒙主义,他们相信各州自身以及彼此之间的自由且平等的自治权最终将在无限扩张的共和帝国框架内完成同自然权利的普遍融合。杰斐逊对城市和商业的厌恶、对乡村的偏爱是众所周知的;但很显然,无论是重农主义经济学理论还是18世纪英格兰的乡村党观念都无法对此作出完善解释,应当注意到,《弗吉尼亚记事》中对城市和商业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商业必然导致不平等以及财富和权力的集中,而这恰恰是一个中央集权政府获取公众情感支持的源头所在。这一切人为的依附和从属关系,正是大英帝国的殖民残留物,它所传播的也正是欧洲殖民帝国的腐败影响。由此便不难看出,共和帝国的观念实际上成为《西北土地法令》的精神原则,这一法令塑造了西部的命运,它的基本诉求就是严厉压制封建所有权以及由土地投机者所造成的土地所有权的虚假激增,并构筑一个自由土地权利体系。这是一个“绝对产权的帝国”,从根本上杜绝了大英帝国式封建式不完备产权以及封建贵族的复活。《西北土地法令》实质上正是弗吉尼亚同乔治三世就土地权利所进行过的早期斗争的延续,是帝国观念在西部的具体化实施。

   很显然,不惜冒着违宪风险并且不惜赔上个人政治前途推进路易斯安那并购案的杰斐逊,是一个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伦理政客,这样一个杰斐逊是不会把联邦放在首位的,也正是他的这种态度在内战前夕、内战期间以及内战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了欧洲人乃至世人对联邦的评判和重估;正如詹姆斯·布赖斯所论:“欧洲人通常将那场令联邦宪法遭遇了重大考验的奴隶制斗争归因于联邦体制,最起码,欧洲人认为,这场斗争之所以演变得如此暴烈,联邦体制难辞其咎。这场斗争乃催生了诸多党派,党派的追随者当然各地都有,不过,事态的演进也令追随者们以州为界逐渐集结起来,并掌控了各州组织,令各州政府为自己效力。蓄奴州法律同自由州法律之间的歧异乃催生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法律问题乃积聚起巨大的爆炸力,而且,这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乃是联邦宪法予以刻意回避了的,要不就是制宪者们不曾预见到的。置身这样的境况当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威信也发生了震动,因为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司法判决当中,是不难见出对蓄奴州的偏袒倾向的。在这场斗争中,人们纷纷抓住州权教义不妨,这样的教义令任何州只要自感受到委屈,便会去摇撼对联邦政府的忠诚。于是,敌对双方阵营当中的激进派都不免要对联邦产生仇恨,不管怎么说,敌对双方是无法在同一个政治机体当中共存的,但联邦当然要强求此事。最终,反叛、脱离以及一场规模巨大的内战便成了在所难免之事。甚至在这场战争结束之际,战争中遗留的毒药残渣仍然在困扰联邦体制,并继续在其中制造混乱。一方面是宪法赋予的责任,要对南方实施重建,另一方面则是在重建过程中遭遇的切实危险,毕竟,战败的南方各州的人民仍然秉持着战前的心态和情感,在两方面因素的挤压之下,遂在南方各州催生出军政府体制、‘提包客’政府、三K党暴行,当然还有大批黑人人口获得了他们实际上并无能力担当的选举权,但问题在于,除了向这批黑人人口释放选举权之外,显然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对黑人人口形成保障机制的。人们常常认为,这一切的恶果皆溯源于美利坚的联邦体制,此一体制乃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只消足以策动人心的问题震荡而起,这种子就必定是破土而出的。对待此类责难,大可以回应说,联邦政府不仅从这场斗争中存活下来而且还变得更为强大,同时也应当申明,联邦主义并非祸端,确切地说,联邦主义只不过是将特定的形式赋予了联邦契约引发的一系列法律争议,正是这一系列的法律争议引发了反叛各州针对联邦的战争。这一系列的法律争议,既然涵涉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糅合了炽烈的人类激情,因此,一场冲突便在所难免了,而且还应当申明一点,倘若是集权化的政府体制,萧墙之祸也将是同样可怕,而且遗留问题也肯定是同等严重的。”

   进言之,正是由于杰斐逊及其共和党人的努力,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摧毁了传统帝国观念之后,并未拒绝帝国观念,而是凭借杰斐逊阵营那种超前的启蒙思维,重塑了帝国观念,以州权为基础的联邦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共和帝国和自由帝国,拥有几乎是无限的繁荣空间以及和平扩张能力,路易斯安那并购案以及《西北土地法令》所创建的“绝对产权帝国”也在美国历史上嵌入了一种积极形象和象征:这是一个将在整个大陆乃至整个世界传播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帝国,兼具无限的扩张性和包容性。正如奥鲁夫所评论的那样:“从帝国的角度思考,美国的革命者首先把自己想象成英国人,具有那种认同所包含的所有文化特点与民族自豪感。独立的美国人抛弃了这一英国认同中的一些比较极端和不合时宜的表现形式,譬如好战、不能容忍新教。但是美国人的自由天性意识,他们在维护和改进英国模式方面的成就感,延续了与英国辉格党传统的连续性与关联这样一种几乎是种族意识的东西。摆脱了宗主国的统治,独立的美国人以种种具体的、特殊的方式领会和运用帝国观。尽管或者,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由于多样的地方忠诚与激增的交往形式,美国人表现出了越来越独特和公认的‘民族性格’。这种新出现的国家认同不仅是‘信仰方面’的,或者是理性计算者的最小共同性,它同时也是立足于特殊的地方,譬如杰斐逊的‘国家’,弗吉尼亚,而且充满帝国式的幻想和抱负。”

《西北土地法令》激发出了西部的长久活力,正如特纳在“边疆论”中阐述的那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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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大学政治哲学评论》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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