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荣:美国的帝国—国家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7 次 更新时间:2021-03-29 12: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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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荣  
但也并未对基础性的自由民主和市场化体制形成否决或者摧毁之势,而且也正如布鲁克林·亚当斯在《马萨诸塞解放史》中解释的那样,即便最为激进的进步主义举措也并未超越殖民地时期的普通法范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历来不存在人们想象中的“历史创新”,因此,美国的帝国诉求所寻求的只能是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民主国家的行为”,类似于埃德蒙·伯克在18世纪以及格莱斯顿在自由党运动时期所倡导的那种“自由帝国”模式。

   邱吉尔在《英语民族史》中,放弃了吉卜林和张伯伦的“白种人的责任”的托利主义思路,转而将英语帝国的特性定义为“自由”、以及以“自由”的稳定特性为依托的“文明使命”,美国人对此并无同情之感,在美国方面看来,这只不过是为欧洲传统殖民帝国的“大国责任”和“强权开放”换了一种说法而已。在美国人的帝国记忆中,伍德罗·威尔逊之正式放弃帝国主义并转向威尔逊主义,乃是一桩里程碑式的突出事件,在美国历史中享有自己的地位;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殖民主义及殖民帝国的厌恶,在美国的帝国式存在中则更是被赋予了宪法尊严。在此背景之下,无论“文明使命”观念是出自法国人之口,还是出自英国人之口,都并无值得区分的意义,这一欧洲观念离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太远了。美国参议院在否决威尔逊的欧洲战后解决方案之时,给出的理由并非这一方案本身的伪善或者不可操作性,相反,美国人希望欧洲人多了解了解美国宪法;很显然,这一理由决非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借口。很显然,邱吉尔集中阐述于《英语民族史》中的“文明使命”观念既无法同美国传统的“昭昭天命”观念取得情感上的融合,更无法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大西洋框架取得宪法上的兼容。然而,造成此种局面,原因并不在于美国自身的国家主义和孤立主义诉求,相反,原因恰恰在于美国在立国之始就正式宣称了自身的帝国使命。这一点是美国帝国同所有其他帝国的不同之处,也就是这一点,奠定了美国帝国式存在与众不同的性质。

   比较之下,英格兰精英阶层在经历了安妮王朝的动荡和不利局面之后,就有意识地革新了自身的金融体制,迪克森在其经典研究中在这一变化概括为“金融革命”,这一体制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乃是帝国指向的,在经历了数次银行法令的巩固之后,就成为了自由帝国资本及其运行的基础机制,一直维系到撒切尔时代仍然发挥出强有力的帝国效能。西利显然忽略了自由帝国之获取和运行过程中一些关键性的事实,他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为了效仿麦考莱,将不列颠自由帝国视为人类开化史中的一段自然进程,因此,自由帝国本身也就是文明和进步的产物,同时也是文明和进步的首要推动力量。后一种观念当然不能为兰克前民族主义时代的欧洲均衡体系所认同,不过却也道出了1830年代到1920年代的历史发展实情。至于将自由帝国溯源于一种“自然进程”,却难以获得历史支撑。确切地说,这取决于如何理解“一不小心”的涵义;即便英国的确是“一不小心”成为帝国,英国也绝非“心不在焉”地经营这个帝国,无论如何,“一不小心”和“心不在焉”并未道出不列颠自由帝国的性质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无论从人员上还是经济上已经到了该打扫牛圈的时候,一个衰落的欧洲、非欧洲的民族主义和美国的理想主义正式成为推动世界进行一场新实验的力量,这是一个完全超出兰克和西利历史视野、乃至政治想象力的世界。新世界的三种支配性力量格局中,不列颠式自由帝国的终结命运已不难预见,从最起码的意义上讲,苏格兰和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力量,尽管给人以历史错位之感,但也足以令没落中的不列颠自由帝国走上穷途。毫无疑问,此种新的力量格局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美国的理想主义因其未有先例的巨人力量而成为这场实验中的决定性因素。同大英帝国那种和平、秩序以及文明诉求不同,这场帝国实验的预设是:传统的殖民帝国模式是贫穷和战争的主因,作为解决办法,美国帝国式存在的非领土诉求、理想主义诉求以及民族自治,将携手铺垫出经济增长与和平的道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一代英国精英一度认为并希望美国将接过不列颠式自由帝国的旗帜,凯恩斯代表英式自由帝国的智慧参与塑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他预期美元将在其中扮演自由贸易时代黄金和英镑曾扮演的那种角色,实际上,凯恩斯在战前撰写的《如何为战争付费》一文就已经大致上勾勒出了一个理想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作状态。毫无疑问,考虑到美国在二战结束后所享有的经济地位及其巨大的和平红利,凯恩斯那代人的预期是有道理的。

   然而,事与愿违,二战之后,政治独立的事业往往以经济失败甚至经济灾难告终。同时,即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国际资本的流动也遭遇了普遍性的管制和束缚,大英帝国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的时代真的过去了。当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之间的这段时期,在“霸权”和“遏制”政策之间随意变换之时,美国帝国意向所展现出的目光之短浅和多变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意识到美国缺乏一本系统的外交“教科书”;这一切都不由得让人回想起雅典在提洛同盟所扮演的角色,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则让人联想起雅典帝国的同盟税收政策。这一切都揭示出:自近代以来,自由帝国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存在了,但自由帝国的形态和性质作为帝国实际运作的支配因素,却早已发生了变化;也许人们会觉得美国所主宰的这个自由帝国,在心理、经验、政策和制度等诸多方面,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向往日里的那个英语帝国学习。但两百多年过去了,美国并未从英国学到任何经验,也并未从自身的经历中汲取任何教训,它会采取明确且闪光的军事行动,但在随后的“国家建设”过程,通常是心不在焉,往往会采取“提前撤退”这样一种在旁观者看来并非体面的策略;它有高昂的理想主义,但缺乏将之付诸实际的决心;这一切都让美国的自由帝国走向了大英帝国的方面。简言之,美国似乎完全不具备英国那样稳定且系统的帝国权力意志。

   今天,人们在谈论全球化的时候会更多地关注如何为资本松绑这一古典经济学范畴中的技术问题。然而,欧洲在17、18世纪完成商品市场的国际一体化的进程,乃是经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兰西以及英格兰之间的帝国权力和帝国意志之争来获取动力的。19世纪的自由贸易时代毫无疑问是由大英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超一流的军事存在所开创的。但德国及其盟友对大英帝国的实力格局发起不计代价的毁灭性挑战时,自由帝国也就结束了。毫无疑问,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没有人有能力、有意志对美国主宰的这个自由帝国发起严重挑战,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自身:美国会如何看待帝国?美国是否会继续拒绝别人对这个帝国形成稳定的前景预期?这个帝国的困境和弱点究竟在哪里?

   阿伦特在《帝国主义》一书中曾提出著名论题:“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因为……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惟此方能通过不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不断增长的财产。”阿瑞吉则将阿伦特对19世纪后半期帝国现象的观察和评论拓展到全部的世界近代史:“正如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霸权角色对于一个规模和资源像荷兰这样的国家来说是难以负担的一样,在20世纪初,同样的角色对于一个规模和资源像不列颠这样的国家而言,也是太大了。在这两种情况下,霸权角色都由一个国家来担当,18世纪是不列颠,20世纪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已经开始享受丰厚的‘保护费’,也就是独享由绝对或相对的地缘政治上的岛国特性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不过,符合这两种情况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也占有足够的分量,能够在竞争态势的国家丛林中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向改变均势。而且,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19世纪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展,在20世纪充当霸权所要求的领土和资源标准要比18和19世纪时候要高得多。”显然,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的那样,帝国的过度扩张往往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但将帝国自身,也将帝国所主宰的对象都置于失去控制的危险境地当中。

   针对这种根本性的危机,美国在20世纪末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解放市场”。1996年在《福利改革法案》上签字的克灵顿总统成为罗斯福新政所开启的自由主义时代的正式终结者,也许他本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是在压力陡增的宪政框架中所能给出的不得已选择。个人自由及其价值再次成为在秩序和法律上惟一的可表述价值,由此来迎合并推进由里根制定的资本无限扩张的政治议程。毫无疑问,这一议程不像在19世纪常见的议程那样可以进行民主的解释,因为它要迎合的是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这一崭新的历史现象,很显然,资本的纯经济逻辑不可能同政治上的民主议程产生兼容。此举帮助克灵顿造就了一种新的美国主流公众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经济上的消费主义促使美国主流公众以资本的安全来牺牲“对幸福的追求”,美国社会迅速转化为索罗斯所谓的“感觉良好型社会”,其基础特征就是美国主流公众不再习惯于在自由和美国企业利益、在法律的强制性和资本的强制性之间,作出从19世纪以来就已经成为“美国精神”之核心传统的那种必要区分。通过操纵真理可以成功掩盖已经作出的社会选择,并塑造一种新的、极具危害性的公众精神,这也许是对克灵顿时代以来美国“解放市场”政治过程的最佳刻画。正如加尔布雷斯评论的那样:“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新情况是,主流的满足情绪和附属于此的种种信念属于多数人,而不仅仅属于个别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这种情况是在民主制度的强制性覆盖下发挥作用的。但是,一个民主制度不是属于全体公民的,而是属于那些为了保护自己的社会与经济优势而实际参加投票的人。结果是,人们不是使政府适应实际情况或共同需要,而是使政府适应那种拥有主流满足感的那部分人的信念,而这些人就是大多数实际参加投票的人。”

   然而,“解放市场”并不像罗伯特·皮尔经济大改革时代的英格兰那样,在世界范围释放出经济资源大开发和大流动的整合能量,相反,资本在全球投机性的和无限的扩张将全球经济置于一个悖反式发展的危险怪圈当中,正如索罗斯洞察到的那样:“美国的消费主义和亚洲的重商主义是维持经济发展的动力。每当世界经济遭遇金融危机或其他挫折,美国财政当局便会注入新一轮资金以刺激经济反弹;接着美国的贷款机构也乘机继续放宽信用条件。亚洲财政当局很乐意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贸易逆差提供融资。美国的消费欲望和亚洲的储蓄习惯之间是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让双方贸易不平衡的状态达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指望一个领导性国家会深明大义,服从国际共同体的高尚利益,这是没有根据的;尤其是我们应当更进一步意识到,美国精神的支柱乃是《独立宣言》中所宣示的人类社会中终极真理的可认知性和可把握性,这一信念在经济上是以肇始于汉密尔顿时代的民族主义纲领为支撑的,这一纲领同时也是一种对个人自由极富侵略性的司法集中体系,既主宰了南方重建时代,也主宰了从边疆运动到进步主义时代再到罗斯福新政的时期;换言之,此种基于民族主义纲领的经济意识已经深植美国经济生活和政治意识当中。真理的可认知性和可把握性意味着操纵真相乃是政治生活的核心特征;即便美国领导层愿意割舍自身的狭隘利益,美国的民主体制也不会放弃操控真理的权力。此种局面之下,即便作为惟一能够在这个危机时代承担起国际重任的国家,美国也势必无法也无意恢复其在罗斯福、甚至是里根时代的世界领导地位。

很显然,一切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假如美国决意放弃威尔逊-罗斯福所培植的国际领导地位和领袖精神,同时美国也已经丧失了必要的资源来控制过度扩张的全球资本,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美国也许会在国内将问题向政治领域延伸,借助选票提出带有民主外壳的民主议程来获取暂时的政治权力,借此暂时性地遏制资本无限积累所带来的国内危机;但是,这种做法无疑将会给全球范围的资本过度扩张危机雪上加霜,不久前的“财政悬崖”案件所揭示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在此种局面之下,世界主要国家将再次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局面当中,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将再次同国内政治产生直接的而强烈的联动效应,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将会面临无法作出社会选择的局面,这种局面将是灾难性的。在这样的国际权力格局中,过往时代国际法观念中所设想的超国家政府或者国际公民共同体都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精神游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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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大学政治哲学评论》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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