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将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当代世界有无数政党，但能以“百年”为尺度来思考时势与自身使命的政党，实属凤毛麟角。在实行多党竞选的国家，政党时而在朝时而在野，时刻要为迫在眉睫的竞选操心，进行长时段的战略规划是一种奢侈；在社会两极分化，信息生产与传播日益碎片化、圈子化的社会条件下，许多竞争性政党行为的短期化特征还在进一步加剧。但即便在制度支持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有进行战略规划的制度条件，不等于就能够有进行制定切实可行的长期战略规划的意志和能力。21世纪的中国拥有“以百年为尺度”进行战略思考的领导政党，这是一项来之不易的制度优势。
然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百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尺度？回望漫长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对于“百年”的理解，包含着对两个传统的继承和转化：一个是20世纪之前的中国理解“百年”的本土传统，另一个是20世纪出现的以“世纪”为关键词的新传统。
古代中国主要采用天干地支纪年与王朝纪年并用的纪年法，“百年”并非官方主流的纪年方法，但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时间意识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百年”指向自然生命的界限，既与“长寿”的含义相关联，更包含着深刻的代际交替的意涵，因而与“变”关联在一起。《周易·系辞下》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然而“百年”之“变”，究竟又是一个多大幅度的变化呢？司马迁在汉兴百年时作《史记》，其《天官书》中写道：“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司马迁在“天人感应”的认知框架中指出，天体运行中出现以三十年、百年乃至于五百年、一千五百年、四千五百年为单位的变迁，对应着人类事务的变迁。三十年差不多是一代人的时间，是“小变”，百年则是三到四代人的时间，人事将有“中变”，而五百年（这正是孟子常用的时间尺度，如《孟子·公孙丑下》中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覆盖将近二十代人的时间，人事将有“大变”。司马迁将“百年”与“中变”关联在一起，阐发了一种在中国古代极具代表性的时间观。
当然，司马迁对“变”的理解，是以一种循环往复的时间观为前提的：这一个百年与上一个百年会有所不同，但可以从上一个“大循环”之中，找到与自身最为接近的典范。但从19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逐渐解体，中国被迫进入一个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古代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出现了衰落之势。到了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与知识精英开始密集地使用“世纪”一词来描述新的时势。“世纪”源于西方的格里高利历，使用“世纪”一词，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与知识精英深刻意识到，中国被卷入了一个由西方主导的普遍历史进程，而原有的干支纪年、王朝纪年乃至于晚清部分精英倡导的黄帝纪年、孔子纪年，都已经难以把握这个历史进程。正如汪晖教授在其近著《世纪的诞生》中指出，“世纪”的意识体现了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这个时势“把他者的历史、把整个外部的历史变成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将自己的历史置于全部历史的内部予以解释和指认。这是全球范围内的共时性关系的诞生，也是从共时性关系中确认其内部非均衡性的开端”。中国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首先确认了“二十世纪”的存在，进而向前追溯叙述“十九世纪”“十八世纪”等等。
然而“二十世纪”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呢？从1900年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集中讨论席卷全球的帝国主义浪潮，讨论中国在高度不平等的全球秩序中的位置。梁启超在1900年1月底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描述了中国面临着的巨大的挑战——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这是一种贯穿了政治、经济与社会诸领域的巨大的压迫性力量。但直到1919年欧游之后，梁启超才下了这样的断语：“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在一战之前，大部分中国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政治革命或改革，提升中国在帝国主义势力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但不改变国际体系本身，这是大部分中国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基本思路，梁启超的认识也不外于此；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震撼了所有帝国主义列强，即便是战前对社会革命持有很大保留意见的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全球范围内的社会革命趋势了。布尔什维克在“帝国主义链条”上寻找“最薄弱环节”的探索，更是极大地启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革命者。
在梁启超写下其对20世纪的断语后不久，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立，并迅速成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领导力量。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这一目标的艰巨性决定了奋斗过程的长期性，其本身就要求党成为一个“以百年为尺度”进行战略思考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日本明治维新大相径庭，后者仅仅寻求本国在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但不寻求改变压迫性的国际体系本身。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改造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两个方面紧密相连，缺一不可。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欧洲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极其稀少、农民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国家，筚路蓝缕，探索出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一道路在广大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因为这些社会大多和近代中国相似，工业化进程极其滞后，农民占据人口多数，不易照搬苏联式的、由产业工人在中心城市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中国对这些被压迫民族与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的坚决支持，可谓20世纪历史中光辉的一页。
相较于党的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迅速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被制定出来并得到实施。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人民预期寿命、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基础设施和国家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推动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系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的基础之上推动的“自主性开放”，始终以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所奠定的自主性为前提。在20世纪下半叶，许多摆脱殖民主义统治不久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过程之中，重新落入了“依附”地位，而中国始终坚持自主设定开放的速度、力度和先后顺序，用外部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壮大发展自己，防范各种系统性风险。即便是苏联解体、冷战终结这样的国际体系的剧变，也没有改变中国“自主性开放”的步伐。继20世纪中国革命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正在逐渐展开其世界历史意义，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一个努力对自身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展开长远规划的党。党的最高纲领和远大目标要求党以长时段为尺度进行规划，但规划能够有效指导实践的关键在于其对时势的准确把握，尤其是准确界定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处的具体历史阶段及其主要矛盾，把握“不变”中的“变”，“变”中的“不变”。也恰恰因为这种与时俱进的能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下去。中国古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已经表达了这样一种洞见：与时俱进的变革，恰恰是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关键所在。只有主动根据时势调整认识，进行必要的“小变”，即便在客观上完成了“中变”的变革幅度，这些变化也会呈现出一种连续性和稳定性。“断裂”恰恰可能是长期凝滞不变、最后被时势所迫“不得不变”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形态。
在冷战终结之后，一种代表性的看法认为，人类社会从20世纪回到了19世纪。然而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发展道路所带来的世界影响，或许能够让我们更新对21世纪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打下了重要基础，而这从根本上离不开20世纪的反帝反殖革命成果；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与时俱进，对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形成新的判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并采取一系列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举措，更是与诞生于20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精神密不可分。
抚今思昔，站在党的新百年征程的起点上，我们相信，“以百年为尺度”进行战略思考的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与时俱进，行稳致远，引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事业，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系统进行制导。
